阿根廷巨变

在主流媒体上消失的日子里，阿根廷仍然在默默发育。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8%，成为西半球增长最快的国家。

一季度，阿根廷进口同比暴涨42.8%，环比增长17.7%，占GDP比重飙升至32%，几乎回归到了1890年代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却仍能保持连续16个月贸易顺差，同样是近半个世纪都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通胀继续放缓，5月份的数据是43.5%，但环比仅上升1.5%，为5年来最慢。

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这不得不说是一份亮眼的成绩。

不过，当所有数据都在变好的时候，你必须得问一句：代价是什么？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研究所(INDEC)的数据，一季度阿根廷失业人口约179万，经济活动率、就业率分别只有48.2%、44.4%。

同时，作为放开管制的成果，个体经营者的比例虽然从21.9%增长至23.5%，但也导致未注册的雇员比例从35.7%上升至36.3%。

就业市场的严峻，导致阿根廷的贫困率从2023年12月的41.7%，一度飙升至54.3%。

大量民众无法忍受生活质量下降，尤其是本来就反对米莱的左派选民，纷纷走上街头聚众示威。

好坏消息都有。

虽然并不能说改革已经成功了；但也绝对不能武断地认为，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所以他一定会失败。

时至今日，所有理智的人都必须承认，米莱的一切操作，并非盲目的民粹主义举动。

这至少是次伟大的尝试。

01

自由的极致

资本产生的收益，需要靠时间积累。

教科书上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格成正比，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获得超额利润的根源，是利用劳动者剩余时间产生剩余价值。

这与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基本相仿。

奥地利经济学派则不同，他们认为：资本的积累，并非数量与时间结合顺其自然的结果——人的行为才是决定收益的根本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损耗、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当下商品的价值评估，高于未来完全相同的商品。

也就是说，时间本身不仅不会给商品增值，反而还是一种损耗。

实际利润必须大过这个损耗，才能维持正向发展。

怎么保证利润大过损耗？取决于价格的变动。

而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对资本结构的不断优化。而这些，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

只有在人为的引导下，资本才能在市场中完成运转和结构优化。

所以，任何对人的行为的干预，都是对市场良性发展的破坏。

一句话概括：

人是理性的，市场是高效的，价格是唯一的信息信号——只要政府不插手，万物自然归序。

尽管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初衷，都是希望市场繁荣。

但各国往往都是通过金融手段促进信用扩张，引诱资本去寻求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财富流动创造繁荣。

由于这种调控和繁荣并非自然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供需不平衡迟早会导致产能过剩、财富正常流通难以为继，经济萧条随之而来。

因而才会呈现会一个个经济周期。

仅仅从逻辑上看，奥派的理论似乎无懈可击。

但长久以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很小众。

全球各国政府基本没有采用的，学校里也基本不教。

原因显而易见。

如果奥派是对的，那么政府本身的定位就将变得尴尬：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在帮倒忙，没有他们经济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从这个角度看，奥派对自由化的信仰，其实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

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常见的一句话：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而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并不来源于市场的选择，当然不会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做出的一切决策，必然都是不够合理、不够高效的。

只有将决策权交给市场本身，才能让效率最高、收益最大。

比如，一个城市要建立哪些公共设施和服务，并不是来源于市场的原则，而是政府部门的自行判断。

居民上交的税收价值，理论上在市场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交给政府机构去统一操作，最终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

……

总而言之，简单来说，奥派认为政府机构不仅应该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并否定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性……甚至解构了政府这个概念存在的合理性。

米莱的经济改革，大体上是秉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我成为总统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把权力还给你们。”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们”指的或许并不只是具体的每一个阿根廷公民，也是自由市场本身。

当然，后者是由前者的每一个个体所组成。

正如上文所说，所谓将权力还给每一个人，即是让市场更高效运转。

至少表面上，至今为止的新一届阿根廷政府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最核心的表现，其实就是以总统的身份，削弱本来应该由他代表的政府机构。

阿根廷上上下下无数被下岗的公务员，此时此刻大概都想质问一句：

02

陛下为何造反？

现在有个词，叫作拉美化。

拉美化的表现有很多：

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失败、政权更迭、政府腐败、民粹泛滥、社会治安恶化、贫富悬殊扩大、外交关系不稳定、经济制度不稳定、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力、金融开放反复无常等等……

最明显的现象是，随着中产大规模返贫、贫富悬殊扩大，失去了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可能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了岔子。

即所有拉美国家普遍的统一特征：滞后工业化、过度城市化。

阿根廷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阿根廷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甚至“阿根廷”这个词，原本就是白银的意思。

早从19世纪开始，当地就举全国之力投入农牧养殖业、被称为“世界粮仓”，人均GDP跃居全球第六。

富饶的土地带来的海量财富，自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抑制了对工业化的动力。

尤其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美洲航线的重要性直线下降，阿根廷立刻就成为“世界的尽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躺着赚钱。

1946年，贝隆当选阿根廷总统。

竞选口号是：反资本主义、反外国资本，拥抱贫民和工人阶级。

在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为了兑现承诺，贝隆大力推动各种产业国有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国外商品进出口，想要实现自循环。

表面上看，这跟闭关锁国没什么两样。

本质上，就是加大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按照奥派的观点，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只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就必然导致资本运转的效率越低。

同时，由于权力自我集中和封闭运作的本质。

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最终只会往集权、垄断和威权方面发展，而不是提高本身的竞争力。

事实也确实如此。

无脑国有化的结果，是市场的运作效率迅速下降、所有人都人浮于事，给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阻力，竞争力越来越低。

但这却成了寡头家族们的天堂，他们利用公共支出、财政、债务和货币印刷制度，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并彼此结党。

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虽然客观上，这种模式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主观上，并非所有人都反对。

甚至在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是支持的。

除了宏大叙事之外，关键还是“福利”这两个字。

仅第一任期内，贝隆就盖了50万套房，送给低收入人群住、图书馆、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大量兴建，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

……

贝隆到底是拯救穷人的英雄，还是拖垮国家的罪人，至今在阿根廷都赞否两论。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施政方式，一定很受选民欢迎。

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是短视的，大家更在乎短期的切身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效益。

所以后来的历届左派政府，同样沿用这套玩法，为了填平巨额财政赤字，只有不断对外举债、对内超发货币。

完善社会福利是好事，但一定要以健康的经济为基础，不然只是无根之萍。

搞得经济崩溃后，国民再选个支持自由主义的总统上去。

新总统为了发展经济只能削减福利开支，立刻又引发民怨。

贝隆主义马上再度复活，保护主义把自由主义赶下台。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近半个多世纪，阿根廷政府更迭多达29次。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左右两派的分歧，本质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市场更自由、还是更受控制，或者说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不断左右横跳，阿根廷经济偶尔回光返照，但衰退的趋势却没啥变化。

政府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外债无限增加、货币无限超发，通胀不断上升，汇率一贬再贬。

正如米莱所说的，通货膨胀税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给市场造成极大的困扰。

到2022年，也就是他上台之前，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超过1400万，贫困率超过37%，游街活动频发，整个社会也开始急转向右。

03

国家是否该退场？

现在再回过头看。

此时此刻的阿根廷，你既可以认为它仍处于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左右横跳中。

此刻向右，不久后还是会向左。然后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下一届政府又右倾。

继续循环往复。

但也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确实被米莱政府作为奥派理论的试验场，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

据阿根廷放松监管及国家转型部的数据，总统米莱执政15个月以来，累计解雇近五万公务员，并计划再裁掉7万人。

最终目标是，把中央政府规模从18个部门减少到9个，副部级部门从106个减少到54个……

如此种种，外界称之为“电锯式改革”。

正如上文所说，根据奥派的观点，精简政府机构表面上是为了节省开支，深层次的目的则是提高资本运转效率。

至少从数据上，确实是这样的。

一季度，阿根廷建筑业增长了9.9%，贸易增长了9.3%，农业和相关行业增长了6%，采矿活动增长了5.7%，制造业增长了4.2%，各个行业基本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未来也一定不会永远存在。

它是人类这个物种，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暂阶段。

从曾经的君主制，到如今的民族国家也好、皿煮国家……存在一条明确的暗线：生产力越发达，政府机构拥有的权力越小，逐渐分度给每个个人。

总体上，“国家”这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为止的最大原因，是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规模庞大的“共同体”是获得利益最高效的方式。

回到现实中，在实现相对无限生产力、每个人本身的素质大幅提高之前，完全无政府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今时今日的生产力，虽然远远达不到“无限”的程度，但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同。

那么过去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制度，是否还适用？

姑且称之为从有到无的过度阶段。

在这个阶段，政府机构依然存在，但不再具备实际的权力；各类官员也依然存在，但不再拥有任何荣誉性，而是变成纯粹的职业。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是权力？

政府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是权力的体现；那么，过度自由导致资本过于集中，以垄断反作用于自由市场，同样是滥用权力。

两者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政府机构的权力和垄断企业的权力，行使者都是人，而人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

从这个角度看，让市场得到无限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同样违背奥派理论的初衷。

自由是好事，但如何解决过度自由带来的反噬，如何将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督。

而不仅是经济理论用于实际必然产生的出入，也是阿根廷正在尝试解决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选官”制度。

阿根廷政府新出台公务员聘用新机制，对年龄划了一条红线：必须年满45岁才有资格参与公务员选拔。

一方面，是摒弃那些只会当官的“职业官员”，他们只会遵守教条和形式主义，外行领导内行。

如果人到40多岁，依然想从政，要么他很有追求，要么他本身算得上功成名就，想更进一步。

比如前段时间的马斯克从政，他确实不擅长政治斗争，但确实知道怎样才能提高一个组织的效率。

另一方面，还可以尽量防止官官相授、政治资源变相传承的情况。

比如，你45岁了，你爹正常来说至少70岁，该退休了。

即便他曾经是官员，退休之后依然能给你部分资源，但裙带关系毕竟不如在位时那样牢靠。

如果这些政策能够持续下去，政府机构乃至其中的每一个人员，他们存在的意义将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不再是自行判断如何去“调控”市场。

显然，米莱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与马斯克精简美国政府预算、越南精简行政机构看着类似，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

后者只是想让政府机构更高效，并没有改变政府的职能；前者虽然保留了半数机构，但对政府职员的定位都变了。

后者是过去几个世纪、在许多国家多次发生过的事，前者则历史首次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

两者孰对孰错，目前没有人能完全说得准。

但前者一旦真的成功，必然会引得其余经济体纷纷效仿——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正如曾经新生资本力量推翻了王权，自由市场的力量虽然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机构，但很可能将其改造成服务于自身的机构。

整个世界的运行模式，也将因此重塑。

不论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