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疑云》(二十三)—卓力克:蒙旗女王与“西公旗血案”(4)
发布时间:2025-07-08 23:39 浏览量:5
1940年冬初,奇俊峰回到陕坝,当即召集防守司令部军官和旗府官员开会,向他们讲述了重庆之行的情况,勉励大家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在抗战救国中再建新功。
之后,她又前往五原,向傅作义报告此行情况,傅除表示慰勉外,还决定将防守司令部兵力扩编为三个团。
事后,奇俊峰派随从副官温格尔和楚伦巴特等,潜返乌拉特前旗敌占区收集原部人马。这样一来,兵员从原有的200多人扩充到600多人。
佳日格勒为一团上校团长;沙格德尔为二团中校团长;阿拉坦朝鲁为三团中校团长。
除一团一个连担任警卫任务外,其余部队都拨归战区副长官部统一调遣。
由于防守司令部的官兵对乌拉山地区的地形熟悉,傅作义将军将三个团的官兵化整为零,派往前线各部队中担负向导和侦察任务,他们立过不少战功,受到傅将军的嘉奖。
1930年代,绥远城西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春,原乌拉特前旗西协理三令豹的儿子郝游龙(蒙名陶克陶胡巴特尔,绰号油葫芦),带领20多人,从包头经伊盟到陕坝投靠奇俊峰。
郝游龙在日军占领包头后,曾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后又拜在“哥老会”头目肖某门下,准备拉杆子为匪,为日特机关察觉后,着才跑到陕坝。
对郝的这些情况,奇俊峰全不知道,而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又念起他的母亲满德尔玛曾侍奉她坐月子的情分,遂将郝游龙收留下来,并任命为一团中队长,又派他回去策反。
郝游龙回去三个多月,领回100多人,奇俊峰认为他很能干,又晋升他为防守司令部直属团中校团长。
同年5月,原在日伪军中任中队长的贺太保,仰慕奇司令的声望,率领部下85人前来投诚,奇俊峰当即表彰奖励,任其为司令部独立连连长。
后来,贺太保协助第三十五军与日伪军作战,立了大功,受到傅作义将军的通报嘉奖。
我的学习一直得到二姐的关怀和支持,1942年夏,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法政系。
我经常给二姐写信,二姐复信中总是鼓励我刻苦学习,不要辜负她的期望,毕业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她的信都是由李隽卿主任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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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我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说:
田全贵(我大姐夫)在五原战役后,被以汉奸罪名处决了,她搬到了临河乡下居住,生活十分困难,盼我回去给以适当安排。
不得已,我于1944年夏申请休学一年,回乡探视。适值,我的妹妹罗爱兰也从重庆北碚幼教师范学校毕业,于是兄妹二人搭乘绥远省银行运钞汽车回陕坝。
同车的有绥远《奋斗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军法处刘处长。车到宁夏后,崔社长领我们乘船顺黄河回到陕坝,又送到乌拉特前旗的防守司令部,我二姐对他一路关照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二姐问明回来的原因后,把我们安顿下来,让我和李隽卿主任住在一起。
住了一些日子,我就劝我二姐,尽管和母亲有芥蒂,但毕竟是自己的生身之母,现在母亲生活困难,别的子女又都指望不上,她不应袖手旁观。
我二姐毕竟顾念母女之情,有意允准,但姑母诺月朋面有难色,一时未能解决。
后来,经我央告姑母,李主任又从旁劝解,再加上我二姐的说服,过了20多天,她才答应让我去临河乡下接来母亲,另租房子居住,一切生活费用由我二姐负担,母女之间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我和李隽卿主任同屋住了一个多月,互相熟悉了,也就不拘束了,与他很谈得来。
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我睡下后出去活动,往往到鸡叫时才回来,上午则睡着不起床。
我记得,有几次中午,我二姐叫勤务兵请李主任吃饭,他匆匆忙忙洗漱完才走来吃饭。我二姐批评他生活散漫,他则说,习惯了晚上工作,白天睡觉。
有一次,我问他晚上出去做什么?他悄悄地对我说,是出去给《奋斗日报》社写社论,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这发现,他的学识渊博,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因此对他十分佩服。
诺月朋曾对我说,我二姐从重庆回来后经常看些新书,书锁在箱子里,不许人乱翻。我好奇地问是从哪里买的,姑母说,可能是李主任给借来的,说是讲什么“主义”“宣言”的,很深。
当时,我也没有看到,只觉得二姐已不是从前的二姐了,是个受人敬佩的有学问的高级人物。
那时,在陕坝住着一位我在边校时的同学名叫郭振芳(蒙古族)。有一次,他向我说起一件事:
他有一个同乡叫汪振东,也是蒙古族,是国民党杭锦旗旗党部书记长,前几个月,被副长官部抓起来押在军法处,说他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其实他哪是什么共产党?经过我们活动,军法处说,有两位将官作保就可以释放,我们已经找到一位将官愿意作保,你是否和奇司令请求请求,让她也作个保人。
当时,我满口应承,没想到我跟二姐一说,她批评说:
“你们年轻人,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
这使我很为难。我和李隽卿说起这件事,他很关心,让我明天吃午饭时再提出此事,他从中帮忙。
第二天吃午饭时,我又对二姐说:
“同学托的事,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您不帮忙,我多难为情。”
李主任忙接过话茬儿说:
“司令!老三(我二姐叫我老三)已经向他的同学满承满应,不帮忙不好。再说,汪振东是国民党书记长,不可能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这件事,只要您点头,一切手续由我去办。军法处刘处长是我的同乡,好办事。”
于是,二姐也就同意了。后来,汪振东果然被释放。
(1950年2月,我任伊盟人民法院副院长时,汪振东任伊盟教育处处长,汪告诉我,他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的,回国后一直在后套和伊盟一带做地下工作)。
汪振东夫妇旧照
1945年旧历正月二十日,我二姐领我从陕坝乘汽车去三淖旗政府参加了一次开印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旗政府的大小士官、各苏木达、在陕坝的蒙古族官兵,加上牧民共二三百人。
开印是在二十一日那天上午9时举行,地点在旗政府大院内,士官们都是花翎顶戴,穿着蒙古袍褂。
奇俊峰戴上她那10多斤重的头戴,穿着蒙古缎袍,外罩坎肩,脚蹬蒙古靴子,端端正正坐在首席,诺月朋、奇法武和我也都穿戴蒙古服装坐在她的两旁。
典礼开始,值班的士官们献哈达、敬马奶酒、唱颂歌。接着全体人员磕头参拜,口中念颂词。仪式之后,奇俊峰讲了几句话:
一是祝告上天保佑,今年水草丰美,牲畜兴旺;
二是全旗上下要团结一致,谨防奸细活动;
三是士官们要关心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现贫苦牧民要及时报告给予救济。
典礼结束后,举行了传统的那达慕大会,进行摔跤、赛马、射箭比赛。晚间,则是摆羊背子、喝酒、唱歌,还有的“耍宝”(一种赌博活动)。
开印和那达慕大会一共举行了三天,给人一种盛世升平之感。
1945年春,我妹妹和绥远省党部委员耿正模结了婚,母亲生活更加有了保障,我也在夏季回到重庆,继续我的学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总的印象是:
奇俊峰在陕坝军政界中确有威望,处理问题稳重得力,牢牢控制着乌拉特前旗的军政大权;
姑母诺月朋为人老谋深算,经常参与幕后策划,一切家务和对小王爷奇法武的照料都是她一手包办,我二姐很尊重她,听她的话;
黄参谋长为人忠厚,保持军人本色,令出必行,在军事上奇俊峰对他言听计从,他主要在前线指挥防守司令部的三个团,配合傅作义长官所属各部队作战,一年只回司令部几次,汇报部队情况;
参谋主任李隽卿并不懂军事,实际上是奇司令的秘书长,举凡军政事务的安排、计划、汇报等事宜,均由他执笔办理,外事活动也靠他出面安排,他广闻博见、善于言谈,对诺月朋善于逢迎,对下人和蔼相处,只是生活散漫、不修边幅,一派文人作风;
旗党部书记长刘凤池常年住在三淖旗政府,好像无所事事;
旗府的士官们也都各司其职地管理旗政事务。
奇俊峰在几个得力助手的帮助下,军政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很顺心如意,只是应酬多一些,不断地赴宴或参加会议。
她也偶尔去看望我母亲,母女之间总是显得不够亲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坚持抗战的中国各族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
随后,傅作义将军率部东进,我二姐也率领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从陕坝迁到五原县,并派出独立连连长贺太保率队进驻哈达口子,侦察伪旗政府的动静。
过了几天,贺太保回来报告,伪札萨克阿木尔莎那躲回老家,伪旗府官员也四散逃离,只留下几个看门人。
又过了几天,伪旗府西协理松布尔巴图在郝游龙陪同下来晋见奇司令,除表示认罪外,并表示热烈欢迎奇司令和小王爷回旗执政。
8月17日,奇司令率领全体官兵,浩浩荡荡返回阔别7年的家乡,松布尔巴图等30多人远道来迎接,部队进驻伪旗府所在地哈拉汗。
到哈拉汗的第三天,黄参谋长向奇俊峰恳请辞职还乡。理由是:
从抗战开始,他就远离家乡,抗战已经胜利,家中老人盼他回去,加之自己年已半百,精力甚感不济。
旗党部书记长刘凤池也以同样理由恳请辞职返乡。奇俊峰再三挽留,他俩辞意坚决,后经请示傅作义主席批准,隆重设宴欢送,又赠送许多财物,依依惜别。
黄、刘走后,奇俊峰去归绥市晋见傅主席。在离包头30里处,额宝斋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迎接奇俊峰一行。
他双手高举旗政府的官印,交给奇俊峰,又请他们到包头园子巷乌拉特前旗办事处住了一晚,设宴请罪。
奇俊峰本想将额宝斋除掉,以绝西公旗后患,但由于额的伪善面孔和狡猾的政治手段,蒙蔽了她,改变了原来主意,竟使额宝斋保住了性命,也给自己留下了祸根。
来到归绥,傅作义主席指示奇俊峰:
回旗后,明令宣布废除以阿木尔莎那、额宝斋为首的伪旗政府,所有伪职人员一律解职,听候处理。
在汉人聚居的地区推行保甲制度,撤销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恢复保安司令部,部队维持原建制。
奇俊峰回旗后,首先将旗政府迁回公庙子原址,然后召集伪旗政府所有官员,宣布傅作义主席的指示,命他们各自回家安分守己,听候处理,又公布了新的旗政府组成人员:
协理职位暂缺,任敖特根为管旗章京,斯日古楞为梅林章京,朋斯克巴扎尔、敏珠尔为扎兰章京。
旗保安司令部设四个团,郝游龙任一团团长;敖其尔巴图任二团团长;达林太任三团团长;沙格德尔任四团团长。
同时决定:
一团担负旗府、王府警卫任务,其余三个团开赴新划防区。
一切安排就绪,她的心情也很舒畅,与姑母带着奇法武到了包头乌拉特前旗办事处,安适地住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