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李德之流是怎么上位的

前言

看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一步步发展上来的。

其中教员、周总理、朱老总等一干帅才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哪怕是分裂红军的张国焘，前期也一直是在国内进行革命斗争的。

唯有博古、王明和李德之流，骤然之间就在我党身居高位，并且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今天就来深挖一下这些人是如何上位的。

出身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词句，在整整十个世纪过去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中念过来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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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古出生时，秦家的家境已经败落。博古对诗词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回国后迅速升官

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

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

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

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为什么会升这么快

年纪轻轻毫无经验的博古为什么会升这么快，一方面是个人会钻营；另一方面，是当时国内对国产国际有着盲目的崇拜。

任何从苏联回来的人，都得到了重用。博古如此，王明亦如此。

哪怕是红军最初进攻中大型城市的计划，也是如此。

李德来中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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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前苏联远东研究所A.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

一九三七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

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

王明的回答是，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作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

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早在李德没来中国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师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结局

关于长征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

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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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

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三十九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