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老百姓有多惨？看看山东举人的恐怖日记：想要活下去，太难了

明朝末年的那段历史，着实令人毛骨悚然。农民们被逼迫到了怎样的境地呢？让我们瞧瞧下面这些历史记载，说不定能探寻到答案。

时光回溯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来自山东诸城县的举人陈其猷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在明代，举人赶考享有特权，不仅无需缴纳过路费，沿途还有会馆提供食宿，待遇颇为优厚。但陈其猷却满心忧虑，原因在于他在赴京途中亲眼见证了山东全省发生的严重饥荒，那景象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他怒不可遏地创作了一幅名为《饥民图》的画作，将他目睹的凄惨景象呈现出来。在这幅画里，他刻画了路旁有人割取人肉的画面，如同平常宰杀猪狗一般，毫无顾忌地操作着，而路过的人对此也见怪不怪。

前行一段路程后，他再度瞧见一位老妇人在路旁煮肉，煮肉时还不停哭泣。陈其猷询问她哭泣的缘由，觉得她既然都敢煮肉来吃了，没什么可哭的。

老妇人回答道：

目睹如此人间悲剧，陈其猷连续几日都难以下咽食物，心境陷入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

然而，相较于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凄惨场景，还有更值得人深入思考的事实。会试结束后，那些曾和陈其猷一同赶路，亲眼见证这些惨况的“天子门生”，却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日子，在声色之地肆意寻欢，对百姓的苦难毫不关心。

他们好像忘却了，自己即将成为大明朝各个地方的官吏，这般“充耳不闻”又怎能履行好为官的职责。而这一切发生之际，距离明朝覆灭还不到二十八年。

同样是来自陕西的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他所上的奏章里，也提及了当地存在食人肉、卖人肉这种恶劣行径。他表示，在以往闹饥荒的年头，人们或许听闻过为了存活下去而吃掉自己子女，又或者用人骨熬汤喝的事情。然而如今，竟有人在市场上把人活活杀死后售卖人肉，每一斤人肉仅售六文钱。

一旦有人饿死倒下，就会有人拿刀剖开他们的腹部，挖出心脏来煮食，甚至还评价人心的味道美味，尤其是孩子的心脏更佳。有人试图阻止，但杀人者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不吃他，别人就会吃我。”

在这饥荒肆虐的年月，人们为了生存只得使出各类极端办法。他们剥下树皮充饥，甚至把石头当成食物。有一种叫“青叶”的石头，又冷又有股腥味，吃上一点能暂时缓解饥饿，可过不了几天，就会因为无法排泄，肚子胀气而丢掉性命。

成年人都难以自救，更不用说那些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们了。在延安城外的一个粪坑中，每天都有活不下去的父母将他们的孩子抛弃其中。这些弃婴在坑中哭泣着，呼喊着父母的名字，饥饿之下只能抓起粪便来填饱肚子。

次日清晨，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然而又有一批新的弃婴出现了。更为恐怖的是，孩子以及独自出城的人，一旦踏出城外，通常就再也没回来。直至后来人们在城外饥民身上发现人骨，才知晓那些失踪的人都被饥民杀害并吃掉了。

然而，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最终自食恶果，没过几天，他们的脸便会变得肿胀发红，最后走向死亡。一时间，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城外那三个能容纳上百人的大坑早已被尸体填满，而周边还有更多陆续送来的尸体，其数量难以估量。

在这种情形之下，朝廷内外以及地方官吏仿佛寻得了推诿责任的托辞。例如，崇祯初年担任陕西巡抚的胡延宴，对饥民沦为盗贼之事全然不在意。

每当下面的州县汇报盗贼横行的状况时，他总会怒气冲冲，毫不迟疑地斥责那些人是饥饿的流民，罪不可恕。其他地方的官员为了保住自身官位，对农民的死活全然不顾，依旧征收苛捐杂税，而且比以前更为苛刻。

马懋才于其奏章里表明，陕西各地的官员把全部的钱粮赋税都强制向那些没能力逃走的百姓征收，这使得更多人家只能含恨离开家园，漂泊流浪。百姓没粮食可吃，税收也没法缴纳，就连军队也因缺粮而难以维持正常供应。

另外，自万历末年起，朝廷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东北地区，对西北边防的军队没精力去管，使得陕西各镇的军饷长期拖欠。普通士兵为了果腹，只能卖掉妻子儿女、出售兵器。在饥荒的状况下，人们都难以吃饱，士兵们的生活处境更为糟糕，这让他们的怨恨情绪更加强烈。

将领和官吏对待士兵的态度日益严苛，不但拖欠军饷，还对士兵进行虐待，怨念越积越深。士兵们开始琢磨反抗之法，集结起来闹事，最后离散逃亡也成了必然结局。

这些军人本就是职业士兵，既无私人财产，也无其他谋生技能，还遭受社会的轻视。他们除了当强盗，再无别的出路。在万历年间，这种状况已然十分严重，到崇祯初年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临阵脱逃和哗变。

那些边防士兵最终都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成了大明王朝的覆灭推手。他们用一种让人痛心不已的方式结束了明朝的历史进程。在整个明朝期间，农民所承受的苦难难以估量。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能靠吃草根野菜、剥树皮果腹，甚至到了吃石头的地步。

粮食匮乏的百姓无奈地把孩子扔到粪坑，那些可怜的婴儿只能以粪便果腹。饥民们陷入绝望，变得凶狠残暴，为了活命不惜自相残杀。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恶臭。城外的大坑里堆满了死者，还有更多尸体没被运来，具体数目难以估算。

当这一切上演之际，朝廷内外与地方官吏仿佛只在意自身的安危，对百姓的困苦无动于衷。他们相互推卸责任，依旧征收繁重的捐税，全然不顾民众的生死。明末的百姓，想要生存下去，着实艰难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