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包惠僧叛党18年后求回归，周总理：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

1949年10月的北京已然是新的世道，丰泽园满目秋色。周恩来脚步很快，他手里抓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一时也顾不上其他什么程序。毛泽东那时本来在处理文件，见总理神色郑重，也有些疑惑，便停了下来。电报只有寥寥数字，却像惊雷砸在屋子里。包惠僧，这个曾经和他们一起在红船上启程的人，居然又冒出来。

毛泽东琢磨片刻，周恩来解释：“他来电一为祝贺新中国，二表归心。”主意其实马上就有了，只留了一句——回来可以，先向党交待清楚。是不是有些太轻描淡写了？可他脸上的神情，分明已经在算计包惠僧那段说不清的过往。没问多话，周恩来下去安排。等包惠僧一家到北京，老友之间到底聊了什么，其实总归离不开“你到底做过啥？”这么简单一句话。

可是包惠僧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没有资格回来？旧账该不该算？这些问题搅在一块，简直比突击会议还闹心。

说起来，包惠僧起点确实不低。20年代初的五四浪潮让谁都找不着北，风声鹤唳，谁都怕一不小心掉了脑袋。陈独秀此时南下武汉，包惠僧最早以采访者身份结识陈独秀。那场访问后来成为转折点。他们谈书、谈婚姻、还是谈社会变革？细节没谁记得清楚，反正包的文人气盛却又实干——这种人，在那个年代很少。

后来陈独秀给包惠僧写信，动员他搞武汉的共产党小组。包惠僧高兴得像考了状元，联合陈潭秋、董必武等人一通折腾，武汉小组就这么扯起了旗。包是书记，这一步走得顺当不算意外，有热情有决心的人，那会儿还多。只是他自己还没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各地搞起来也是各凭感觉。可不管怎么样，他成了那个起点上的亲历者，从此贴上革命的标签。

不得不说，当时包惠僧和毛泽东一样年轻，彼此气味相投，成了朋友。在北大的旧交情，加上后来居住的那二十多天，两人闲谈、激辩，一起挨饿受冷。毛泽东豪爽、包惠僧直，哪个不对就怼过去，好像世界本来就是他们的。革命不是冷硬的口号，那时更多是一些人偶尔坐在台阶上，不合时宜地说一句：你觉得未来能怎么样？

后来包惠僧去北平，李大钊还给他安排了个“掩护职位”，名头好听，薪水一般，实则是给党的地下活动撑腰。有时候夜里悄悄偷偷摸摸行动，谁也不敢把话说满，大部分时间都靠猜和胆量过日子。连二七惨案那阵，北方一闹罢工，包惠僧作为主要推手之一，被追捕得像过街耗子。革命工作就是一边风声鹤唳一边忍耐。失眠、饥饿、被通缉，这些经历让包惠僧开始怀疑：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

再看1924年，国共合作拉开序幕，包惠僧就此踏入了国民党的生态圈。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内连接点。广州那段任职“政治教官”“主任”，外面看风风光光，里面其实是滚刀肉走钢丝。黄埔军校那段，两派冲突，包惠僧两头劝架，累得气喘吁吁，还不得不不断调整姿态。

和蒋介石、周恩来、廖仲恺这拨人都打过交道，结果只要一个权力天平一歪，再多的斡旋都白搭。包惠僧觉得自己“看破了”，其实不如说是疲惫，革命伙伴之间的嫌隙、合作在他心里一下子抹不平。这不对，那也不是，兜了一圈，连自己信什么都说不清。

等到“四一二”大屠杀，全国乱成一锅粥。再顽强的人到了这一步也难撑下去。包惠僧这会儿决定随大流，认命也好，现实所迫也罢，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坚持理想的青年了。南昌起义动员他前往，他虽然去了，事实上也是精神崩溃的状态。风声紧时一病不起，什么革命、什么大义，都不再是动力。

再往后，白色恐怖铺天盖地，他干脆离开了党。你说怕死，还是说心灰意冷？左右不过是人之常情。沦为变节，主动靠上国民党，虽然当年和蒋介石同属黄埔旧交，也不过还是个“吉祥物”，有头衔没权力，存在感很低。有人说他背叛了理想，有人觉得只不过是被环境淘汰——难道不是吗？

但你要说包惠僧的选择是绝对错误吗？不是，每个人有退路。投靠国民党、受冷遇，混饭吃算不上光彩，可他没有出卖任何人，没有干损人利己的事，一点都不坏。后来干起户政、人口工作，折腾出来的政策连新中国也照抄，权威信源都承认他提出户籍改革是参考西方经验。对实际社会治理也起了点子作用——就算带点无奈，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

1949年时，败局已定。包惠僧一家逃到澳门。看着新中国成立，他还是没能忍住，发了电报回北京。信里明着祝贺，话里话外就是一句“可以让我回去吗？”周恩来看见这封信，意思他再清楚不过。毛泽东最后同意了：只要交代清楚，可以。

实际上，这个过程没外界想象的那么复杂。包惠僧回到北京，进了革命大学，从零开始。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做党史研究，写材料，过平稳生活。对于包惠僧来说，这已经足够。不必再追究他是不是彻底的“投机分子”，反正在后来又拾回点余晖。

其实包惠僧的经历，很多人都不陌生。激进、怀疑、逃避、回头——哪一步不是大部分受时代裹挟的人都体验过的？有人怪他软弱，也有人觉得那才是人本来的样子。坚守革命初心很伟大，可偶尔糊涂又未必没有价值。前后矛盾的人，会不会其实更有意思？

说到底，包惠僧的一生没啥光鲜外壳。吃过苦、犯过错、有人缘也有遗憾。最后归来时，不图声名、不争地位，只求问心无愧，这结果一点都不“勉为其难”。周恩来那句“要给党交代”，说到底，不是清算，更像一种老友之间的坦白和释然。

每个时代，都有站在浪头上的人，也有随波逐流的人。包惠僧恰好两边都沾了点边。没人能选择完整的命运曲线，但回头看的时候，有些事真没法分得太清。

故事说完了，有些人一生都在奔波游移，有些人坚持到底。谁也没必要说别人多高尚或者多没用，毕竟选择多了，对后来的人来说，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没那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