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咸中校史：初创发轫时期（1907-1919）

咸林中学校史

作者：阎广勤、袁埔良

华县咸林中学已经走过了光辉而又曲折的一百年。在陕西现代教育史上，这所学校以建立较早、治校开明、教学严谨、质量较高而久负盛名，在百年风雨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传统，为振兴陕西教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咸中校园 自《华县志》

第一章 初创发轫时期

（1907-1919）

咸林中学是在教育会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会小学创办于1907年，这时中国还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推行所谓“新政”。“停科举，兴学堂”即其新政措施之一。但传统顽固势力根深蒂固，新教育的推行十分艰难。

当时地处西北闭塞之区的华州（1913年改称华县），学风不竞，教育落后。教育会小学成立前夕，华州境内仅有3所学堂，即州城内的州立学堂，州城外西南的耐村太王庙小学堂，塬上的高塘学堂。

但这3所学堂既缺乏先进的新教育思想，更缺乏受到新教育的师资。教育宗旨仍是忠君尊孔，课程仍以读经讲经（四书五经）为主。新学堂只是外壳，实质不出科举教育窠臼。而在这3所学堂之外的广大农村，仍是旧式乡塾充斥，一般民众更视新教育为洋书洋教而予以敌视。面对这种状况，华州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团体兴学，创办了教育会小学，以不同以往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揭开了新教育开拓发展的序幕。

这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等人，他们大都是陕西著名维新派教育家刘古愚的学生。刘古愚主张兴学救国，广开民智，普及民众教育，革新教育内容，提倡实学实用，这些思想对杨松轩等人产生极大影响。1898年，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中，杨松轩、刘经轩、周文伯、刘海环、刘巨川、顾熠山等组织了“友仁学会”，以“注重实业、教育，研究科学”为宗旨。1902年，上述6人加上张恩波、刘新斋、赵象九等人，又组织了“集义书社”，以增进新知识、新思想。友仁学会、集义书社的成员忧国忧民，不断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面对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国是日非的局面；面对华州教育落后，民智不开的状况，杨松轩等人逐渐产生了团体兴学、教育救国、启迪民智的思想。1906年夏，杨松轩与正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求学的顾熠山、郑云章相互通信，函商团体兴学办法。同年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在友仁学会、集义书社的例行年会上，杨松轩“团体兴学”的提议得到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他们决定筹建华州教育研究会，并附设一小学堂，作为新教育的试验机构。

会后不久，华州农民因不堪西潼铁路路捐负担，手执农具，拥入州城，以“交农”（即交农具罢农耕）的方式表示抗议。但有部分农民闯入州立学堂，以学堂是“洋学堂”为由而群起捣毁一空。此事更使杨松轩等人看到因民智不开而导致的愚昧无知是多么可怕，更加促进他们兴办新学的步伐。杨松轩起草印发了《为筹设教育研究会致阖郡里绅诸公函》，向华州士绅宣传团体兴学，普及教育的主张，并号召他们捐款输资，襄助此举。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还共同制定了《华州教育研究会简章》，明确提出“借教育之普及以造就国民”的主张，宣示“筹设两等小学堂，为本会研究总所”。

1907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在文庙召开了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教育研究会于1907年12月改称教育分会，辛亥革命后称教育会），参加会议的27人中，除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及友仁学会、集义书社成员外，余为华州士绅。到会者俱成为教育研究会会员，他们推选杨松轩为会长，刘海环为副会长。

教育研究会成立了，但附设小学堂的筹建却困难重重。华州社会对教育会小学堂的建立极不理解，前劝募经费的函发出200余份，竟无一赞成，筹建经费只二两银子。校址是“借文庙不得，借武庙不得，借马家堡庙又未果。”曾有一晚，众人秉灯彻夜商讨办法，幸顾熠山与其父顾午峰先生商议，决定将耐村的太王庙小学堂借给教育会小学为校址，并将耐村等村堡学款借其为经费，解了燃眉之急，故后有“二两银子半碗油（指油灯），太王庙里办学堂”一说。

耐村太王庙旧址（今杏林中心小学） 吉建军供

1907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四），“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举行开学式，宣告正式成立。没有学生，就借耐村等村堡学生30余人，另招收教育会成员及亲友的子弟6人。杨松轩、张恩波二人为管教，杨松轩以教育会会长兼理校务。次年3月，经杨松轩力争，华州知州将治城内少华书院（原址在今咸中西部），拨给教育会小学，学校乃由太王庙迁移至此，其4. 4亩校址成为后来咸林中学发展之基础。1909年12月，杨松轩辞去教育会会长专司校务，教育会会长由顾熠山继任，张定九为副会长。

这一时期教育会两等小学堂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学制分别为5年和4年。所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地理、格致（自然）、图画、体操等，虽因历史条件所限，仍有读经讲经（四书五经等），但对旧式乡塾儒学教育已是根本改变。

学校初办，经费支绌。又因私立，没有官费，经费全靠地方官捐助、教育会会员捐资及向社会募捐，虽然短缺不足，但因精打细算，理财有方，学校仍购地基、建校舍、辟操场，置教具，积极进行，不遗余力，数年间，规模初备。至1910年，教职员发展到11人，学生达210人，并有了第一届毕业生13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西安也发生起义响应。10月27日，华州会党攻入州城，结束了清朝在华州的统治。这些会党虽然坚决反清，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视新学为“洋学”，视学堂为“教堂”，他们闯入学校，砸毁门窗桌凳，抢掠教学用具及师生衣物，并妄图加害杨松轩。杨松轩因不在校而幸免于难，但学校损失至巨，被迫停课。辛亥革命前夕，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等教育会骨干已认识到改良主义维新道路行不通，而逐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在教育会小学向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辛亥革命爆发后，教育会成员大都参加了同盟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3月，学校复课，改为专办高等小学，校名也改为“教育会附设高等小学校”（简称教高）。4月，杨松轩被任为陕西军政府教育司次长，校事由教育会会长顾熠山主持。以后的学校负责人为杨松轩（1914年复任）、郑云章（1917年任）。教育会会长顾熠山任职到1916年，后任者为郑云章（1916年任）、杨松轩（1918年复任）。

教高改为专办高等小学后，学制改为3年（高小学制改为2年在1922年后），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体操、手工、唱歌、农业等。“读经讲经”被撤消。经费拮据，始终困扰学校。杨松轩等人本着“先支出而后图收入”的原则，无钱少钱也要办事的精神，东挪西借，多方筹款，于1916年建校舍40多间，购校外学田40多亩，置校具千数百件。为了解决经费困难，1914年，教高设立了园艺部，分面粉、蔬菜、谷菽、蚕桑、畜牧五类，进行相应生产经营，既满足或部分满足学校生活的需要，又增加学校财政收入。还组织学生到此参加劳作，进行农业知识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杨松轩还托其留日的三弟杨叔吉从日本带回优良菜种，又从友人处索取美国白萝卜、德国牛角萝卜等种子，在园艺部试种，并向农户推广，对华县的蔬菜生产也有促进。

这一时期，民国虽立，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战乱频仍，政局混乱，民不聊生，新教育事业更是倍受摧残。加之袁世凯称帝（1915年底），张勋复辟（1917年），复古读经、私塾教育又死灰复燃。华县的社会守旧势力乘势而动，力图打击以教高为代表的新教育。

1914年，因教高职员抗议军阀部队派车不公，华县县知事（县长）张兆麟挟嫌至省警察厅诬告杨松轩通“匪”。袁世凯称帝，捕杀反袁人士，同盟会员郭希仁1916年初避祸于教高，有谣言称杨松轩与反北洋军阀的靖国军有联系，欲以政治犯通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使教高历尽艰难，屡濒于危。但杨松轩等人视阻力为助力，奋坚忍志，矢志不渝，未稍懈办学之志，在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走着裨益国家，求实求新的办学之路。至1919年12年间，共8届毕业生，历届毕业生合计152人；在华县升学学生及任小学教员的人员中，教高学生颇占多数。

杨松轩 自百年咸林

教高的发展，全仗其优秀的教职员。除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外，先后在教高服务的教职员有张益斋、关秀卿、张恩波、安海臣、秦佐臣、张步高、关庚垣、刘淑波、雍伯歧等十多人。他们都以输身教育、匡时救国为己任，虽然薪金廉薄（有人还是只尽义务），而且鲜能按时发放，教课之外，还兼事务，却无一人稍有怨言，协力同心，为华县这一新教育基地的创立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