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周作人如何处置？毛主席的方法真高明，至今仍适用

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网络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请悉知。

那年春天，胡乔木拿着一封信走进了中南海。

信不长，夹着几页打印稿，还有一条建议：“每月预支200元稿费。”

毛主席看完，只回了两个字——“照办”。

没人想到，这封信的写信人，是曾被视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

那会儿是1949年，南京刚刚解放没多久。

周作人刚从监狱里出来，关了几年，判是因为他在伪北大任职，还做过汪伪政府教育部的顾问。

这些事儿搁谁身上都不轻，可偏偏他还不是个普通人——他是鲁迅的弟弟，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旗手之一，是跟胡适、蔡元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到了抗战期间，成了“附逆”分子？

这事儿还得往前捯饬捯饬。

那时候的周作人，住在北京八道湾，跟哥哥鲁迅一墙之隔。

两人本来感情不错，早期一起搞文学、翻译、主编《新青年》。

可后来因为家庭矛盾闹掰了。

据一些回忆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跟鲁迅不合，搞得家庭气氛很僵。

真正断绝来往，是一句话引发的。

周作人托人口头带话给鲁迅，说以后不要再来后院了。

鲁迅听完，什么都没说，转头就在日记里写了一句：“以后不复相见。”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

到了抗战爆发那年，北京变成了日军占领区。

大学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了西南联大。

可周作人没走。

他说是因为家里人多，走不开。

但很多人觉得，这是他在找退路。

后来他留下来做了伪北大的文学院长，还参与了文化事务，给伪政府站台。

再后来，写了不少带有亲日倾向的文字。

有人说他是为了保命，有人说他是真的认同日本那一套。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逮捕了不少“文化汉奸”。

周作人也在名单上，最初判了14年。

可他在狱中表现一直不错，不久又减刑4年。

有趣的是，有人替他说话。

李大钊的女儿女婿就是在他帮助下才逃出沦陷区的。

北大的校产也因为他的坚持没被彻底掏空。

这些事儿，后来都写进了法庭记录。

再往前一点，还有个细节。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被人持枪刺杀。

子弹擦破了他的毛衣，弟子却被击中身亡。

周作人后来写文章说，他怀疑是日本宪兵干的，目的就是逼他出来“做事”。

这事儿真假难说，但从那以后，他确实更频繁地出现在伪政权的文化场合。

新中国成立后，处理这批“附逆文人”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怎么处置？当时有很多声音。

有人说该严惩，杀一儆百；也有人说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刀切。

毛主席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实事求是。

周作人出狱后，写信给周总理，长达六千字，想恢复工作。

但那封信一直没送到。

等到第二封信送到毛主席手上，胡乔木提议让他以不署名的方式继续翻译文艺作品，稿费每月200元。

毛主席看完，点头：“照办。”

两个字，处理了一桩复杂的历史问题。

不是原谅，也不是鼓励，而是给予一个文化人继续劳动的空间，但不允许他以本名公开署作。

这就是界限。

从那以后，周作人一直住在八道湾11号，闭门不出，几乎不接受采访，也不再公开言说。

他翻译书，偶尔写写文章，但都不署名。

他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他一直住到1967年去世。

很多年后，有人去八道湾拍纪录片，街坊邻居还记得他，说他平时穿灰布大褂，走路慢慢的，话不多。

有人说他晚年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眼神飘忽，像是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不想。

再也没人喊他“文化汉奸”了。

参考资料：

李辉，《鲁迅与周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董鼎山，《周作人传》，三联书店，1991年。

《周作人日记（1931—194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伪大学与文化汉奸档案》，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北京，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