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头骨的日本军医、残杀平民的士兵—日本作家笔下的日军暴行

日本纪实作家保阪正康1999年写成《昭和陆军研究》一书，书中记录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残忍罪行，他还对尚在人世的原日本战犯进行了采访。本文节选书中部分内容进行编译。

8名日本战犯已做好接受死刑的准备

1956年6月19日上午，沈阳的特别军事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原日本军的8名战犯做出了判决。判处13年至20年不等的重刑。然而，刑期的起算点被定在日本战败的那一天，这显示出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宽大处理。

这8名战犯都穿上了刚洗过的军队制服，准备迎接这一天。他们剃着光头，低着头垂下脖子。虽然他们自己也认为死刑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被宣判为有期徒刑时，他们都忍不住颤抖起来，并更深地向审判长袁光军少将鞠躬致意。

在判决宣布之前，第59师团团长、原中将藤田茂曾表示：“审判长阁下，请砍下藤田的头。”——意图明确表示他希望被判绞刑。宣判后，这位藤田竟失声痛哭，其他7人也一时间陷入了呜咽中。

之后，藤田再次开口说：“审判长阁下，感谢中国方面在此次审判中所进行的事实调查是准确而公正的。也感谢你们的宽大处理。”其他7人也再一次低下头，表示对其言论的赞同。

根据“上级指示”所作的宽大判决

但在法庭内，旁听席上的中国群众的反应却是冷酷的。有中国人高呼：“为什么不判死刑？”“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却只是判有期徒刑，这太不合理了！”“还我父亲！”“还我儿子！”有些人甚至想翻越护栏，冲向审判长席。也有人直接扑向战犯们。守卫的士兵制止了这些行为，强行将旁听者送回座位。审判长于是向众人呼吁：

“你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判决是依据上级指示所作的。原本应当严惩，但不能处以死刑。因为从中日友好的角度考虑，我们必须做出让步。”

听到上级指示这个词语，旁听席立刻安静下来。尽管如此，仍有一名中国人喊道：“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犯下的暴行！” 旁听席上弥漫着中国人的抽泣声。。

起诉的战犯仅17人，超过1000人获不起诉处理

战犯们回到监房后，被告知“上级指示”指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正是由于这两位领导人的意愿，他们才得以免于死刑。此时，中国沈阳、太原等地的军事法庭已开始对日本人战犯进行审判。超过1100名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给予起诉宽限，实际被起诉的仅有17人。

这17人包括旧日本军师团长、团长级军官，旧满洲国干部，以及少量士兵和下士官。他们都是参与了极端残暴行为的人。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8人中，以师团长级别的要员为主，他们被指控“积极参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公然践踏国际法规范和人道主义原则，实施了起诉书中所列的各种严重犯罪行为”。中将有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三人，少将有上坂胜、长岛勤两人，大佐有船木健次郎一人，少佐有榊原秀夫一人，而尉官中仅有中尉鹈野晋太郎一人被列入起诉名单。

判决中认定的多起惨无人道的暴行

笔者手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8人的《起诉书》及特别军事法庭所作的判决原文（中日双语对照）。这是8人中鹈野晋太郎首次同意将全部文件公开并交给笔者的。

阅读这些起诉书与判决文，对后代来说令人无比痛苦。鹈野表示，这些记载仅是“冰山一角”，但即便如此，内容仍令人不忍直视。

虽然师团长与联队长等高级军官并未亲自实施暴行，但他们的命令导致下属部队多次实施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暴行有受害中国人的证言支持，战犯本身也承认事实，并供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被轮奸后致死的18岁少女

以下摘录部分起诉内容（保留原文表述）：

1942年4月，被告（注：铃木启久）指挥部队参加“丰润大作战”。其第一联队（即“极2902部队”）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使用斩杀、火烧、毒气等残虐手段，杀害刘俭、李有余、李三章、于长万等220余名平民，焚毁民房1900余户，引发“鲁家峪屠杀事件”。在此期间，刘清池遭殴打后被活活烧死，钱连发家的两位儿媳死于毒气，18岁的女儿吸入毒气后逃出却被轮奸致死。于长合之妻李氏因反抗强奸被剖腹取胎，刘清隆之妻何氏则在被强奸后被烧死。

把活人当靶子的刺杀训练

▼同年10月，被告人（注·鈴木启久元中将）又命令其麾下的第一联队和骑兵队，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实施了血腥的集体屠杀，采用棍棒殴打、枪刺、活埋、烧死等野蛮手段，残杀了我方和平居民戴国礼、马文焕、 齐盘成、戴福增等1280余名和平居民，并焚毁千余户民居，引发了潘家戴庄屠杀事件。此次事件中，周树恩之妻高氏等63名孕妇被斩杀，许多孕妇的胎儿被剖出，戴前昌的孙子、周树珍的女儿等19名婴儿被从母亲怀中强行夺走，摔在地上致死。

▼1939年1月至1945年6月期间，被告人（注·藤田茂中将）作为团长、旅团长、师团长，始终向部下军官下达训令，要求以活人为“靶子”实施士兵的“胆量训练”。尤其在他担任师团长后，他更加频繁地强调要以活人为“靶子”进行刺杀训练。在被告人的这一犯罪性训示下，其部下部队于1945年5月至6月期间，在山东省蒙阴、沂水等县，杀害了包括我方战俘及和平居民赵遵起在内的100余人。此外，被告人还命令其部下部队“在战场上杀害俘虏，并将此计入战果”。

随意杀害非战斗人员

▼1945年3月，被告人（注·佐佐真之助）作为师团长指挥部下部队，在湖北省襄阳、樊城、南漳等地实施侵略作战时，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杀害了我方和平居民潘玉山、赵顺烈等90余人。其中，在南漳县武安堰附近，残忍地勒死妇女、儿童、老人等12人。在襄阳城附近的王家营村，他们用铁丝将我方和平居民18人串成一串，在樊城上福音堂附近用刺刀将他们全部刺死。在襄阳市，他们用铁丝绑住我方和平居民30余人，并将他们推入河中。其中胡兆祥、董长义等5人幸免于难，但周光早、胡天福、余老五等20余人全部溺亡。此外，在襄阳市，还放任部下强奸妇女，甚至有轮奸致死的恶行。

以上相似内容记载了很多。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会犯下如此暴行？若是在战斗中杀害敌军，尚可找到借口，但根据起诉书记载，他们以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妇女、老人、少年和幼儿。为何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审判35年后，战犯之一讲述他的经历

1991年6月上旬的某个午后，东京银座人潮涌动。尽管是梅雨季节，却如同盛夏般炎热。笔者在四丁目服部钟表店前遇到了鹈野晋太郎。战后，他在西伯利亚被拘留了五年，正当他以为可以回国时，却又被从哈巴罗夫斯克乘火车与其他974人一起送往中国。他在中国被作为战犯接受审判。当得知火车正驶向中国时，鹈野放弃了对生命的渴望。这是因为他在中国战场上犯下了暴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期间，由于精神紧张和拘禁生活，他的视神经受到了损伤。因此，他曾说，除非距离对方20厘米以内，否则无法辨认对方。

“那时候，我以为是在为国效力。”

鹈野按照约定，将红色手帕插在胸前口袋里，等待着笔者。笔者和鹈野通过电话交谈过几次，此后又见过几次面。当时他已经71岁，但言谈中仍保留着年轻军官的果断风格。他曾在商社工作，退休后与两个孩子一起过着悠闲的晚年生活。然而，一旦谈到战时从军经历，他的语气便变得异常热切。“我决定向你讲述日本士兵犯下的种种暴行，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在那场战争中犯下违背人性的行为深感愧疚。如今才能说出‘暴行’和‘残虐行为’这些词，但当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为了国家。我希望你们了解这种错误，也希望你们能铭记于心，绝不再重蹈覆辙。” 鹈野用他那魁梧的身躯反复强调着自己的真实意图。

需要向部下证明自己并非懦夫

“日本军队为何在中国大陆犯下如此暴行？您认为原因何在？请通过您的亲身经历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鹈野的回答清晰明了。“第一，日本陆军制度存在问题。军官学校出身者掌控一切，形成了严密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环境下，要想晋升一两级，就必须表现得引人注目。第二，军官学校出身者未接受政治教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第三，这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看法，新任军官为了在士兵面前展示自己并非胆小，不得不对中国士兵进行试杀或施加酷刑，以展现军人本色……”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大量军队。人数达40万。其中许多士兵是已婚者。据鹈野所述，已婚士兵比单身士兵更容易犯下性暴力行为。 随着中日战争的持久化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大陆的日本精锐部队被调往南方，士兵素质显著下降，暴力行为泛滥的氛围愈发浓厚。

军医索要战俘的头骨

一些老兵自诩为杀人、盗窃、放火的 “专家”，有证词称，原本应制止这些行为的军规早已形同虚设。从鹈野口中透露的暴行，很多在和平时期看来都堪称疯狂之举。

比如有这样一件事。

一位军医得知自己的下一个调任地已确定，便来到第三十九师团第二百三十二联队本部的俘虏收容所所长兼情报军官鹈野那里，邀请他 “今晚喝一杯”。鹈野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 对方想要一个 “头骨摆件”。

第二天，一名俘虏因被指持抗日态度而遭斩杀，头颅被砍下。先是放在太阳下晒干，再让中国俘虏将面部的肉剥离。当然，俘虏是哭着完成这项工作的。之后又晾晒了几天，再让俘虏把颅骨打磨光滑。

这个骷髅头被装进箱子，作为礼物放进了军医的行李中。据说这个骷髅头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异常光亮，因为其中含有磷。

向儿子坦白自己所有暴行的理由

1990年左右，鹈野与当年的其中一位军医时隔 45 年重逢。当他问起 “那东西带回日本后怎么样了”，那位已是开业医生的军医平静地回答：“放在诊室里当摆设呢。” 想到对方在神经麻木的状态下，这 45 年来一直从事医疗工作，鹈野一时语塞。

“旧日本军队越是到后期，就越发变成一个异常的群体。如果要我只举出一个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日本军队腐败堕落的一面进行彻查，这是一项重大的罪过。我在儿子上大学后，把自己做过的事、旧日本军队犯下的过错，全都如实告诉了他。儿子们肯定为有这样一个残暴的父亲而苦恼。但我想，通过这件事，他们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以免再承受这样的痛苦。”

正如那位开业医生诊室里至今仍摆放着的中国俘虏头骨摆件所象征的那样，直至今日（即文章写成的1999 年），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总结依然含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