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江青诬陷周总理1932年当过叛徒，毛主席：这是国民党造谣

1966年“运动”爆发后，最苦最累的当属周恩来，江青一伙为了夺权，对他进行了轮番围攻和种种诽谤。

周恩来

1966年9月，周恩来与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商量后，决定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运动”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运动”，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周恩来还要求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和陶铸的行动却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的碰头会上，江青向周恩来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听后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说：“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运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运动’，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1000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听后哑然，随即又指责道：“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终于火了：“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待？再逼死人，谁负责？”江青哑口无言，气得撒泼而去。

“运动”时期，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果因为建国后17年或在“运动”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此人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运动”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刘少奇、薄一波等领导人都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打倒”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他。

1967年夏天，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上海的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得知“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给了江青。

这个启事是当年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此时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好材料，5月17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康生3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

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谈。

当年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但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不声不吭！

江青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5月19日，他放下手头上的其他事情，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后，在上面进行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很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在1968年1月16日作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68年1月，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