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该怎么面对反对者？《文明之旅》公元1070年正文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0年，大宋熙宁三年，大辽咸雍六年。

今年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个年头了。去年，关于变法的争议就已经不少，到了今年，观点争议演化成了剧烈的人事变动。我给你简单数数：

3月，张方平离开了朝廷。

我们以前提到过，宋神宗上台之后，最开始想重用的人其实并不是王安石，而是张方平。这是当时大家公认的财政专家。当时神宗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甚至怎么安排前任宰相韩琦退休，也是把张方平叫到宫中去密商的。但是，历史没给这对君臣合作的机会。张方平的父亲这个时候突然去世，他只好回家守孝。神宗皇帝也只好另找班底。到了今年，张方平恢复工作，回朝廷一看，这里已经是王安石的天下。张方平坚决不留在开封，要去地方上工作，临走的时候给神宗皇帝留了几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听王安石的，搞那套新法，大宋朝的船可能就要翻。话就说得这么重。从此，直到他20年后去世，那年他高寿85了，再也没有回到过京城。

同样在3月，韩琦也出事了。

韩琦是大宋朝的前任宰相，干首席宰相将近十年，三朝老臣。无论是功绩还是威望，都是当时的顶流。神宗上台之后，他急流勇退去当了地方官。但是这一年3月15号，韩琦上了一封分量很重的奏疏，反对青苗法，居然也就真的动摇了神宗的决心，以至于逼得王安石使出最后的绝招：称病不出，让皇帝在他和韩琦之间二选一。到了4月上旬，这场对峙就有了结果，神宗选择信任王安石，继续推进青苗法。王安石还乘胜追击，写了一篇《画一申明常平新法奏》。值得一提的是，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被雕版印刷、分发全国的论战文章。4月7号，韩琦虽然没有被免官，但是他的“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头衔是被拿掉了，算是小小地惩罚了他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人，张方平和韩琦，都是神宗原先极其信任的人。你看，王安石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让神宗看到新法带来的巨大希望，以至于可以痛下决心，不惜和这样的老臣决裂。

剩下的人：5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抃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地方官；7月，青州知州、前参知政事欧阳修反对变法，皇帝特意下旨，才得以免罪；8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地方官；11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地方官；翰林学士范镇因反对变法，被罢官，勒令退休。朝廷对这个范镇做得最过分，居然连退休应该有的待遇，都一点也没给。

这说的还是元老重臣，今年还有十多名台谏官，也因为议论变法，被罢去职务。

你听出来了，这一年，大宋政坛的主基调就是，你只要不支持变法，你就走人。老臣走了，换上来的是一些比较陌生、年轻的面孔。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说到的，宋神宗破格提拔王安石的门生李定。哦，还有曾布。

这个曾布，将来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同时也是1057年“千年龙虎榜”的进士，算是欧阳修的门生。虽然有这两重身份，但曾布前半段的仕途却很不顺，中进士13年了，还只是在地方担任知县。但是，现在因为他支持变法，从去年开始被快速提拔。有人就统计过说，曾布在十个月内被提拔13次，其中最夸张的时候，他在两个月时间内被提拔了6次。所以，曾布一共只花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就从知县升任知制诰，做了皇帝的大秘书，堪称是坐了火箭。

你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大宋朝廷，就是这么一幅“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气氛。

你可能会说，改革嘛，不都是这样吗？既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领导要是有气魄的话，通常就会断喝一声：“不换思想就换人！”宋神宗也一样，虽然赶走这么多老臣要遭受非议，但这是为变法扫清障啊。这是改革大业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啊。

但是，我看熙宁三年的史料，即使我不知道后来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我也是要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叫一声：不好！这场变法可能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啊。

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文明之旅》这列小火车就开进了王安石变法时代。

这个地方要澄清一点：狭义的王安石变法到熙宁九年就结束了。但是，变法这种事，大门一旦打开，是很难关上的。后来到了元丰年间，一共八年，是神宗皇帝自己主持变法；再后来，宋哲宗和宋徽宗期间，新法派又有几次上台执政的机会。所以，后面这几十年，一个幽灵，一个叫“变法”的幽灵一直在大宋徘徊。所以，我们有的是时间，把这么宏大的一场社会实验，拆开来，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地慢慢聊。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话题是：一次改革应该怎么面对反对派？

变法这种事，其实并不稀奇。中国古代王朝运行到中期，往往都要来上这么一次。变法顺利，王朝就能成功续命，这就是所谓的“中兴”。西汉的“昭宣中兴”、唐朝的“元和中兴”、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同光中兴”，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宋朝不过就是运行百年之后，正常地要振作一下，成功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初始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下王安石，如果朝廷要启用你来搞变法，你会要什么条件？你会发现，改革者所梦想的条件，王安石都有。

首先是改革者本人的声望。此前没有任何一个改革者，本人在道德上、在学问上享有王安石那么高的评价。

就在今年的4月份，司马光和王安石已经完全对立阵营里的人了，司马光还是这么评价他，说王安石盛名在外三十年，有才华，有学问，却淡泊名利，当时的人，不管认不认识王安石，都觉得只要起用他，太平盛世唾手可得。后来到了南宋，王安石变法已经被彻底否定，大思想家朱熹提到他，那是一大堆痛心疾首的贬义词，我给你念念，“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还有“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你听听，骂他的词儿都难听到这个地步了。但即使如此，朱熹在这段话前面还是有两句话对他的评价，说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说这个人无论是学问还是道德，都有超越常人的高度。

所以，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即使是极端憎恨王安石的人，想要对他搞点人身攻击，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所以，只能吐槽王安石平时怎么不洗澡，怎么邋里邋遢，皇帝钓鱼他吃鱼食，等等。然后引申一下，自己的私生活都管不好，怎么管理国家大事？但是，无论如何，都没人能否定得了王安石的道德形象。

这是一个改革者多么难得的资源啊：没人怀疑你的动机嘛。不要小看这件事。后来就有人评价说，你一个大臣领头搞变革，只有当你不图权、不图利的时候，皇帝才能够充分信任你。别人说你的坏话，皇帝才听不进去。

这是王安石变法之初拥有的第一个优势。在此基础上，他又拥有了第二个优势。那就更令所有的改革者眼馋了：神宗皇帝的毫无保留的支持。

神宗支持王安石到什么程度？到了不顾人情的程度。

你别觉得什么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范镇这些人是变法反对派，所以神宗天然就不喜欢。错了。神宗跟这些人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没有这批老臣当年反复逼着仁宗立皇子，就根本没有英宗、神宗这一支当皇帝的机会。尤其是那个范镇，为了立皇子的事，上书19次，急的头发都白了。最后逼得宋仁宗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说得对，但是你就不能再给我两三年时间吗？我回后宫再努力努力。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事儿，但神宗皇帝其实非常重感情，一直感念这一段。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些老臣都是社稷之臣，即使反对新法，也都是为了国家好。

所以，现在罢斥甚至惩罚这些老臣，神宗皇帝是带着工具性目的的，为了政治目的挥泪斩马谡，不是真的厌恶他们。当时甚至有一个人提议，不是有人反对新法吗？来，杀一两个标志性的大臣，比如韩琦，就没人敢反对了。神宗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当时总体的政治气氛是这样的，为了改革大业，要狠下心肠支持王安石，要通过惩罚老臣让天下人看到皇帝的决心。

说个题外话，再过800多年，清朝的戊戌变法也有类似的一幕。有人在光绪皇帝面前说，是应该变法，但是不能急啊。康有为抢过话头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你看，为变法成功，居然可以把杀人当做工具。这是急于变法的人，很容易滑过去的思路。

这是不顾人情。其实远不止此。神宗支持王安石，还到了不顾制度的程度。

还是举范镇的例子。当时范镇是翰林学士，执掌“通进银台司”。这个职位的设定很有意思，它本来只是皇帝的收发室，负责奏章的上达和诏令的下发。但是按照制度，这个职位上的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驳回他觉得不合适的诏令，算是对皇权的一个小小的制约吧。范镇干这个活儿，就多次驳回和新法有关的命令，皇帝说了也不好使。

比如，有一次御史李常说了青苗法的坏话，神宗就下令，让李常说清楚，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按照当时的制度，御史说话可以“风闻言事”的，完全可以不提供依据。但是神宗就是下令让李常交代。这就是明显破坏制度了，于是范镇就驳回了。请注意，神宗皇帝这不是一时上头，这道让李常交代的诏书居然下了五次，当然，范镇也就驳回了五次。最后，神宗干脆把诏书绕过通进银台司，直接下发了。你看，这就不是对范镇本人如何了，这是直接废弃了一项祖宗之法。

你应该听说过概括王安石变法那几句标志性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虽然不是王安石的原话，但也确实是他在不同场合说出的。今天我们听这话，觉得里面有一股大无畏的勇气。但是在当时的士大夫听起来，天哪！你这是要干什么？皇权是有毒性的，这么多年摸索，大宋朝才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几味解毒的药，不过就是用“天变”、用“祖制”、用“人言”来制约皇帝，你这一句“三不足”，就把一桌解药抬脚全踢翻了？

神宗皇帝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吗？当然知道。他是一个立志要当尧舜之君的人，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圣君，要敬畏老天、敬畏祖宗之法、敬畏天下人言。但是神宗心里也清楚，万事开头难，王安石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必须全力，甚至是超越常理地支持王安石，变法才有成功的希望。神宗也是一咬牙一跺脚，破坏制度就破坏制度吧，没准挺过这一段儿就好了呢？

你看，王安石变法，一起步就凑足了两个最宝贵的条件：既有自身的良好的道德声誉和学术声望，又有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改革应该很顺利才对啊。

但是，很可惜，王安石还试图要第三个条件。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什么条件？他希望所有的反对派都闭嘴。

作为一个改革者，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也正常：我干事呢，少在一边哔哔。这也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当年的商鞅变法就是一个先例。儒家知识分子一提商鞅，一般都会摇头，但是王安石特别喜欢商鞅。他写过一首赞美商鞅的诗，我给你念念：“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里面用了一个典故，商鞅“徙木立信”，商鞅怕老百姓不相信他的法令，在城南戳了一根木头，有人能把这根木头给我搬到城北，我就给你五十金，大家不信。但是商鞅真给，于是就有了信用，于是变法就能推行了。王安石羡慕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具体的办法，而是这种结果，“商鞅能令政必行”。言出令行，令行禁止，这是多少改革者的梦想啊。

但是，当年的商鞅用的，可不仅是徙木立信这样的柔和方法，还有各种杀人立威的雷霆手段。太子犯法，不能惩罚太子，就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了。有老百姓来夸商鞅的新法好，商鞅说，来呀，这些都是乱民，把他们撵到边疆待着去。我的新法，不要你们的评价，说好也不行。闭嘴才是你们的本分。

是的，干事的人，当然希望自己干事的时候，噪音越小越好。

那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呢？商鞅当年也给了一套理论依据，为什么反对派的声音不值得一听？商鞅有一句名言，普通人，你把事干成了，他们跟着享受成果可以，但是千万别在开始干事的时候跟他们讨论，一讨论就一事无成。这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

如果你是一个心中有一套理想要实现的人，是不是也觉得王安石的要求很合理？我自己有极高的道德声誉，我受到决策者完全的支持，如果再加上所有的反对派都销声匿迹，那就完美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喊一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都给我闪开，我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我要在一个空场上打一套最完美的拳法。

至于刚开始想不通的反对者，你们先保持安静，等我干成了，你们就擎等着惊掉下巴，然后享受那甘甜的变法成果吧。

这就是王安石渴望的第三个改革初始条件：在没有反对派干扰下的清场式改革。

那这个条件，他要得对吗？

王安石想要清场式改革，他的大护法宋神宗于是就给他清场：所有反对新法的人，不管资历多老、功劳多大，只要你敢把反对的姿态亮出来，一律给我靠边站。

但这真的是件好事吗？

请注意，这个时候，情况可就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对人的评价，不再依据事实，而是依据对新法的态度。所有的知人论世，全部变成了目的性很强的政治工具。

比如对于欧阳修。欧阳修这辈子，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提携年轻人不遗余力，对苏轼苏辙兄弟是这样，对王安石也是这样。欧阳修比王安石大15岁，两代人嘛，所以有时候夸起来也是很过分，比如他说王安石是“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是拿王安石比两位古人啊：诗写得啊，像李白，文章好得啊，像韩愈。他还前后两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就这提携的力度，说他是王安石的大恩人也不过分吧？

但是，就在今年7月，神宗问王安石，欧阳修这人怎么样？当时欧阳修刚刚明确表示反对青苗法，王安石就说，他呀？人品还行，但是不懂事。扰乱视听，陛下你最好不要用这样的人。用了他，那些反对派更来劲了，肯定要抱他这棵大树。到了明年7月，欧阳修身体实在不行了，反复打报告要退休，朝廷本来还要挽留。王安石说，这样的人，管一个州，就坏一个州的事儿，在朝廷，就坏朝廷的事儿，留他干嘛？

那你说，这是王安石忘恩负义，睚眦必报，反对我的人我就六亲不认，必须要除掉吗？其实也不是。再过两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写了一篇祭文，这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采确实好，感情也很真挚，那把欧阳修夸得，什么“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全是好词儿，是所有给欧阳修的祭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那你说，这是王安石两面派吗？其实也不是。以王安石的道德水准，才不屑于干这样的事儿。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朝堂上、在神宗面前评价人，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新法的推行？只要是反对派，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这和他内心对这个人的真实看法无关，是一种纯然的工具性的态度。

还有一个例子：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二程”之一的程颢当时在做台谏官，也反对新法，就去找王安石讨论。程颢这人，至少和他弟弟程颐相比，性格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见面说话，是那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从容不迫的态度。王安石什么反应？连声说，非常感谢你开诚布公啊。你看，气氛融洽，双方谈得很好。王安石也不像是那种听不进意见的人。

但是，如果有人胆敢当着其他大臣或者神宗皇帝的面儿和王安石力争，王安石就不会客气了。是的，在王安石看来，你当众吵，就不是在跟我讲理了，你是在动摇天下人对新法的信心。我是遇强则强，必须回击啊。

说到这里，你应该听出来了王安石的策略：既然神宗皇帝支持我，那就请为我清除所有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我也能通过皇帝愿不愿意为我清除反对派，来判断皇帝是不是还继续支持我。

那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是变法的观点之争，变成了人事上的派系之争。这就要命了。因为派系之争，内含了多种自我强化机制。一旦踏上了这条路，争论就进入了单行线，只能变得越来越激烈，丧失了妥协的可能。

现代政治学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很多，比如“社会认同理论”：一旦形成派系，互相认同靠的不见得是价值观，很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身份符号，甚至是偏见。比如我是黑人你是白人；我吃甜粽子你吃咸粽子；我是新法派，你是“元祐党人”，等等。

再比如，“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理论：一种观点在一个派系内部会反复强化，最后甚至听不到对面的声音。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就是我手头的这本书，叫《沉默的螺旋》。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一个现象，简单说就是：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的意见市场上，大家其实也不是畅所欲言的。一旦意见市场中出现了一种强势的声音，它就会用话语权来劫持其他人。因为人有一种害怕被孤立的倾向，所以，强势观点的声量就会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反对者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强化机制。

带着这个理论，你再去看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其实两派内部，刚开始都有犹疑的声音，但是很快，沉默的螺旋就开始启动了，所谓的“中间派”就迅速消失了，所有人都开始按照派系站队。没有人敢妥协，因为在派系政治看来，所有的妥协，都是背叛。

“二程”之一的程颐后来就有一个反思，他说，新法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啊，攻击得也太狠了，以至于最后成了党争了，成了牢不可破的两个阵营了。现在回看“青苗法”，就是当时放过他，又能有多大的害处？

我举一个今年发生的例子，你感受一下这种阵营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后果。

王安石今年推荐一个学生李定，担任监察御史里行。请注意，好好的“监察御史”的官儿，怎么多了这“里行”两个字呢？这是唐代的一个发明，就是你的资格还不够监察御史，那就让你在这个职位上先干着，加这两个字，让人知道，你其实还不够资格，“里行”嘛，只是临时走一趟。唐朝时候的柳宗元就干过这个职位。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甭问啊，支持青苗法啊，朝廷里的新法反对派就决定要拦住李定这个任命。那怎么拦呢？除了公开写奏疏反对，还有一个程序性的拦截方法，就是知制诰封还词头。这里面名词比较多哈，我简单解释一下：知制诰，就是负责为朝廷草拟诏书的官员。但他们又不是寻常的秘书，他们有一项法定的权力，如果他们觉得这道诏书不合法，可以拒绝草拟。朝廷把圣旨的大概意思给到知制诰，这还只是一张纸条，不是完整的文章，这张纸条就叫“词头”，知制诰如果一看说，我不写，可以把这张纸条还回去，这就叫“封还词头”。

好了，任命李定的这道旨意到了知制诰这儿，知制诰宋敏求说，我不写，这个李定原来的职位太低了，升官太快不合规矩，所以封还词头。不仅不写，而且我还辞职，这个知制诰我也不干了。神宗皇帝就生气了，不干就不干，马上批准。来呀，把这个词头再送给下一个知制诰，让他写，四条腿的鸡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有的是？

下一个值班的知制诰叫苏颂。这个人不得了啊，后来当到宰相，他精通历法，造过水运仪象台这样的天文仪器，是宋朝文人中为数不多的有理工科生气质的人。苏颂一看，我也不写，理由一样，当御史是需要资历的，李定不够，所以我不写，封还词头。神宗也是倔，这个不写，再送！看下一个知制诰写不写？下一个知制诰叫李大临，他也不写，第三次封还词头。

神宗说，好啊，还跟我杠上了。这回我指定苏颂写！再送！苏颂继续封还。神宗皇帝就委屈了，说给李定这个官儿不是“监察御史里行”吗？标上里行，就是说他不够格啊，朝廷设这个职位不就是为了这种情况吗？知制诰还讲不讲理？王安石也给皇帝递证据，对啊，熙宁二年的时候，朝廷发布过一个新规定啊，说御史人选可以不拘官职高下都可以任命啊。神宗一看有法理依据，底气又来了，把词头再次送去，知制诰给我写！知制诰们写吗？当然还是不写。

就这么来回拉扯，从今年的四月拉锯到五月，这个任命被驳回来九次。最后，5月14号，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当时三位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全部撤职。

我之所以给你详细说这个过程，就是请你看看，观点之争一旦演化成人事上的党派之争，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首先，双方是寸土必争。一旦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打阻击战，那就要对抗到有他没我的程度，没有妥协的空间。从任命李定这个具体案例来看，知制诰群体当然认为自己很有风骨，但是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派系斗争就是这样：争了再说，有没有道理，不管。

还有，这里面的所有人，其实多少是被裹挟的。我所有的同事都封还词头，都打算付出丢官儿的代价，那我能怂吗？我怂了，大家怎么看我？所以，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只能在这个阵营中和大家共进退。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标都被异化了。对于神宗来说，最好的局面是，所有人都为国家着想，在这个共同的大目标下，有点争议很正常。但现在一旦出现了派系斗争，所有人虽然举的还是忠君爱国的大旗，但争斗的目标都变成了要搞倒对方。这个时候的皇帝举目四望，自己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啊。神宗变得孤独，变得为难；反对派变得激动，变得抱团；王安石自己也变得暴躁，变得模糊了目标。真正的变革，反而被打乱了节奏。

那，我们给王安石变法复复盘，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局面吗？

什么是成功的改革？其实中国历史上不缺好的样板。

有一场改革，知名度不高，但它却奠定了后来隋唐时代的大繁荣，那就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宇文泰的改革。当时中国北方，西魏和东魏对峙，西魏各个方面的实力其实不如东魏，那它是怎么后来居上的呢？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宇文泰干了一件表里不一的事，“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举起了恢复周礼的大旗，但实际上做的是符合实际的事儿，让西魏国内胡汉两种力量都觉得满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左灯向右转”，让左派右派都觉得满意。

对，当时西魏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胡汉两个民族两个阵营的矛盾，已经互相厮杀对峙了两百多年了。

那宇文泰是怎么干的呢？都是两面派的做法。比如，他搞了个恢复胡姓的制度，胡人一看，哟，皇帝向着我们胡人；汉人一看，哟，我们也可以改胡姓，这就不受欺负了，大家都平等了。大家都满意了。再比如，他搞了一个八柱国制度，跟胡人说，这就是恢复当年我们鲜卑人八个部落的传统，跟汉人说，你们汉人的《周礼》上讲了，天子有六军，八柱国只有六个有军权，这不是按照你们的经典来的吗？

不多举例子了，总之，宇文泰用这种办法，小心翼翼地化解了国内最尖锐的矛盾，把国力整合到一起，战胜了东魏，后来变成了隋朝，又统一了全国，这才打下了大唐帝国的基础。

你感受一下这种变革和王安石变法的区别。它不是清除了反对派，而是转化了反对派。甚至可以说，这种变革的首要目的就是弥合分歧，把所有潜在的反对派的力量都转化成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

其实，我们这代中国人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成功的变革。这场变革，有三个标志性的口号：“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实事求是的价值标准；摸论，“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渐进主义的实现路径；不争论，“什么姓资姓社？不聊这个！”这是总体的推进策略。

你发现没有？猫论摸论不争论，这一整套策略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分阵营、搞站队的可能性，所以也就没有像王安石变法那样追求清场式改革，从而避免了改革带来的派系斗争。

听着挺好？但是这样的变革，恰恰是走了一条更难的路。甚至，这样的变革，对于变革本身的看法，也和王安石变截然不同。

有一种变法者，会梦想这么一个变革剧本：心中有一套完美的策略，头顶有一杆猎猎飘扬的理论大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后盾，所有的反对者要么被说服、要么被压服，剩下的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然后在执行中慢慢理解。一段时间之后，变革大获成功，我亲手打造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局面，于是，掌声响起来。

如果是局部的制度改造，这样的变革剧本，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变革的规模和深度达到了王安石变法这样的程度，或者是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这样的剧本肯定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变革的工作对象，就不是任何制度、规则、产品、流程了，而是人本身了。变革成功的标志，不是订立了一套新制度、新规则，而是人们达成了一种新共识。这样的变革，需要的不是什么强有力的改革家，而是一位有魅力的的领导者。

什么是领导者？有这么个定义，“领导者会带人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伟大的领导者会把人们带到他们不一定想去但应该去的地方。”

人们不想去怎么办？押着去、打着去吗？不，当然是制造一个结构、一种处境、一种态势，让所有人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希望，他们自己去。所以，关于领导者是否成功，有一个金标准。据说这是美国音乐人多莉帕顿说的，“如果你的行为创造了一种遗产，能够激励他人梦想更多、学习更多、创造更多并成为更多，那么，你就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你可能乍一听，觉得用“伟大领导者”这个标准来要求王安石，有点过分？太理想化了？其实，自古至今，只要你想在真实的人间做成一件事，路数大体都是类似的。

我们拿今天的场景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你是今天的一个生意人，想要赚钱，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梦想有一天：政府发个文件，强制每家必须要买一个你的产品，而且不许说不好？然后大家只好一脸迷茫地买了，刚开始也觉得不好，但是不让说啊，最后大家适应了，说确实不错，都跑来欢天喜地地感谢你？你会期待生意是这么做的吗？不会吧？

但是，如果把王安石变法也看成是对他一整套“制度设计产品”的推销，他指望的可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再来看真实的生意是怎样做的：刚开始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没有人信任我，也没有人了解我的产品或者服务，我要从说服第一个人加入我开始，从吸引第一个顾客掏钱购买我的产品开始，从拿到第一笔投资开始，然后一点点地往外扩展，随时要面对漫天彻地的冷漠和铺天盖地的质疑，但是我不怕，诚恳地说服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创造价值，最后，我让更多人加入到认同我的队列里来，他们也因为我的产品和服务而变的更好。

所有的成功生意，不论古今中外，几乎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其实也不仅是做生意，在真实世界中做成一件事，就是不断克服摩擦力的过程。人们的不认同、不理解、冷嘲热讽，既是变革的阻力，也是变革的养料。把一个个反对派逐步地变成同情的、愿意倾听的、甚至是支持的力量，这是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再反过来看，王安石期待的那种——先清场、再动手；先把反对派赶走，换一套听话的班底好干活——这看起来干净利落，实际上反而是走了一条最远的、也许永远也到不了的路。

最后，引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吧。他说，“国家就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所有的掌舵人应该有船长的本事。船长身在激流之中，从来也不敢认死理，船长从来不和任何一股水流为敌，船长也不指望河流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时风平浪静，船长就是驾着这艘小舟，在时间的河流上，时左时右，顺势而为，向未来前进。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发生在熙宁三年的变法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071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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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呈忠：《大宋理财：青苗法与王安石的金融帝国》，三联书店，2024年。

[日]东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 》，风间书房，1970年。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著，董璐译：《沉默的螺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美]刘子健著，张钰翰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