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次子回忆4：第一军占领重庆纵容士兵抢劫，我家被抢一空

川南的新教育试验

有一阵子我总在想：一个人在乱世里到底能做点什么？尤其是那种“想改天下”的人，能折腾出多大的火花？川南一九二一年那段试验，说起来像传奇，可落到实处，日子却是柴米油盐、磕磕碰碰地过。父亲要走出成都，一头扎进泸州新局——带着母亲、跟着还小的哥哥。他那股不服旧道德、非要教民众“睁眼看世界”的劲头儿，跟杨森的野心一撞上，也算时势造英雄了。

其实那会儿成都还没完全脱下旧衣裳，泸州也远谈不上繁华。满城巷子弯弯绕绕，租处皂角巷，院子里两间屋，孩子嗷嗷哭。没有壮士上疆场的豪情，更多是母亲悄悄叮嘱：“路途远，小心些。”父亲辞了川报，手里的几本书跟黑皮箱，一家仨口扎根下来。那时候的理想，总在搬家、找屋、收拾家里这些细碎事里消磨，也在点点滴滴里慢慢积攒。

父亲一进道尹公署，先是忙得脚不沾地，他看不上那种千年老旧的规矩，觉得该“翻篇”；可你要说他是高呼口号的理想家，有几分没错，但更像个苦力，大白天里各处跑，晚上趴桌子画教育蓝图。我记得母亲有时抱着哥哥在屋里守夜，就是等他回来，带点新鲜事儿，好似传家珍。泸州那阵，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急——不是凶，是一股着急的火，就是觉得“不能等，一天也不能拖。”

民众教育的事，说到底也没那么玄乎。父亲先把通俗教育会扯起来——听着好像文化沙龙，其实更像社区活动站，不分人、不论岁数，谁来都行。短短几个月，一阵风似地，图书馆、阅览室、展览这类新鲜玩意儿起了头。有的书小推车拉进乡下，乡亲们见了新书，还真有点新鲜——似乎第一次感受读书不是“孔夫子三字经”，可以关心国家，议论大事。

白塔寺每到周三、六就热闹了——讲座、辩论赛，有点像今天的圆桌吐槽节目。父亲不管阵仗大不大，总让母亲和一帮士气正旺的中青年站台，妇女剪发、男女同校，谁要打官腔喊旧道德，父亲看都不看。运动会上，杨森家里妇女带头剪发，母亲也去当招待员。场口剪发棚子，一进门就跟理发店似的，刀剪咔嚓，有人哆哆嗦嗦，有人热血沸腾。说到底——“风气”这东西，外人笑，自己带头做，才真成了新鲜事。

记得那次体育大会，不光是跑跳打球，为的是让人看看“新生活”长啥样。标语满场飞：“男女同进退”、“剪发不拘束”，学生跟军人肩并肩，你说是大革命也不过分。母亲这种骨子里别扭、但硬撑着跟上潮流的女人，后来跟父亲自嘲，说：“我剪完头发，回家祖母差点哭出来。”

新教育的硬骨头，其实不在旗子上，而在师范校里。父亲盘算着，不能老用旧人旧课本。专门跑重庆请来一帮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人，什么王德熙、恽代英，都是认死理、讲新说的旧党。旧教师让位，新面孔进校。那时师范附小，老老师一肚子气，私下还在道尹门口骂“断了我饭碗”。父亲嘴上不说啥，心里清楚，这才是摔老坛换新酒。

父亲有一套玩意儿——“学骑马得真上马，学游泳要下水。”他老说孩子不能只背书，得为社会做事。正因如此，二十五县的校长给抓起来，组团去江南考察，回来就得换脑筋。对他来说，带出“能做事”的学生，比什么面子重要得多。搞得年轻教师个个跃跃欲试，家里买新课本，校里练新讲法，热闹得像开学典礼天天有。

教材的事情其实最让父亲上火。记得有一次讨论课本——父亲坐底下，越翻越皱眉：“桃花开？我们这儿桃花早凋了。东门大桥？泸县哪来的那么大桥？”他一拍桌子，“课本得让娃娃有共鸣，别教成瞎话。”于是自己带人本地编课本，不再死搬上海老教材。这一来，老师们更踏实，教学也不再像开玩笑。

恽代英到校以后，整个人变得爽利。哪怕住的校舍破得像庙，器材、图书都缺——可人气、干劲，前所未有。恽自嘲说，这地方师资真扎实，师德真诚，比宣城那些“狂士名士”好多了。校里干脆废学监，设立学生自治会，老师和学生不摆官架子。一手主抓教学革新，他重用语体文、选新潮文章，讨论法为主，“举手发言”从难为情变成了习惯。整日里热气腾腾，不像老早那种死气沉沉。

教育月刊、新川南日报，都是父亲一手组织，小报大张旗鼓地讨论社会改革。不到一年，泸州永宁之风气全变，哪怕传到省外也引起轰动。可天有不测风云，好事总招人嫉。“新派”背后，总有小人冷箭。地方上保守势力，旧教师被革，满腹怨气。有一回父亲路上遇到旧教员，对方一句话杀气腾腾，父亲只是冷笑，没回嘴，说咱们慢慢来，日子长着呢。

恽代英写信说，“杨森顶住外头压力，你们是好勇过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改革能不能成功，关健不在于自己的勇气，而在于天不亡人。可惜天要变，大局不是教书匠能掌的。才一年，军阀打起来，杨森撤了。新道尹一来，三令五申，男女不准合校，剪发要罚，师范新政一扫而空，父亲、恽代英双双被革职。泸州回了头，旧教师复职，旧学生回课堂，旧风气又漫了起来。

父亲离开泸州那年夏，带母亲、哥哥和刚出生的姐姐转战重庆。日子清苦，住大观坪，两间屋，母亲白天煮饭，晚上听父亲和肖楚女聊天，谈教育、谈民众、谈救国。家里时常坐满了进步人士，书卷气、烟火气混杂一屋，两三小时过去，只听见屋外虫鸣。

后来，母亲抱着孩子听见楼下士兵叫嚷，家里东西被抢空，织袜机也让认为是“枪”一齐抬走。哥哥才四岁，居然镇定解释：“那是织袜机。”士兵甩手：“管它啥机，统统搬走。”家业一夜扫空，这就是兵荒马乱里的生活。父亲不敢回家，家人只能逃回合川的“陈家花园”，寒酸院落，说是花园，不过是一块空地。祖父病重，那年终于去世，父亲赶回来哭成泪人，揭开肩头是深深的挑疤。家里就靠父亲和伯父，两人教书养家，日子搭了进来，只能咬牙撑。

在重庆二女师那阵，父亲反思了不少。他讲过去，只想着“要毁旧建设新”，炮弹和微生物都拿来比喻教育。他对一齐来的朋友说，炸弹毁不了老根，“微生物式入侵”才有用。可回头看，一切毁完了，后面要有人做事。他琢磨真正的救国根本，反而不只是打破老奶奶那套宗法，而是要能为群众做事，让人看到好处、得到实惠，才有人愿变。

父亲后来思考最大的难处，是宗法家族的关系绑住了人心。中国人集团意识强，但那集团总停在家族邻里，不是为了地方、社会，更不说国家。父亲说，中国要复兴，只能靠集体的精神去创造现代集团生活。本来他的思路有点理想色彩，但那个年代，总得有人撑着往前走。

一九二四年，成都又变局。杨森重新掌权，父亲被请去当教育厅长。他一口回绝：“我不做官，只想做点实事。”只同意创办通俗教育馆。不带母亲、不带孩子，自己回家分了工资给伯父，剩下路费，跟母亲只说：“家里担子都给你了。”然后独自进成都。家里缺钱，苦得忍心，母亲也只会叮咛把日子过下去，连借来的十块银元也捂在箱底，生怕花了以后还不上。

教育馆从破烂园子起步，屋子灰暗简陋，父亲却像打仗一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改造一个新世界。三间屋子变成了图书馆、展览馆、运动场、音乐厅，连动物园都弄出来。工作人员成天晚上不睡觉，哪怕是泥匠石工，都认定这是自己的事业。每次馆里节日前布置，几天几夜不合眼，谁也没喊一声苦。

改造教育馆，那不是“做摆设”，是活生生让人看你“怎么做”，让大家有参与感。成都的各行各业的人才都被父亲拉进来，泥瓦匠、音乐家、工程师、美术师，有手艺的、有见识的，都给馆里出力——不求报酬，只求参与这场改革。新项目一个接一个，连父亲工资都贴进去种牛痘。每次馆里有变动，街坊路人总会说：“又变样了！”

后来的事，跟泸州如出一辙——兵马换了旗，父亲被逼辞职，通俗教育试验再度戛然而止。父亲总结：“政治上的靠山不靠谱，军阀一倒，事业也跟着沉了。”他明白，要教育兴国，先得产业做支撑。四川最缺的是交通，只有长江一条通道。他琢磨，先做航运，再带动实业，最后文化教育才有根。

一九二五年，父亲辞了教育馆，与赵瑞清、彭瑞成一行人带着新的梦想回合川。进家一看，孩子都瘦了。母亲眼角的忧愁，院子里的苦日子，只能硬撑。家里病人没钱请医生，只能用草药凑合。黄云龙的妻子悄悄塞给母亲十块银元，说是借的，母亲一直没用，等父亲回来才敢拿出来：“怕用完，还不上。”父亲只是长叹一声。

有时候我想，父亲那一代人的韧劲，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不信邪、不怕难，几路改革碰壁，还能不断求新。可家里添了几分清苦，骨头里却多了点硬气。教育能不能救国？实业能不能救国？或许他们自己都在暗自发问。外头风雨飘摇，屋里没有钱，有没有“新生活”，是不是也该从柴米油盐中慢慢铺出来？这一切，终究还是要有人记得，才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