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娃娃”考上985，背后的他走红

一个乡村教师，驾着他的二手大众车，疾行在云雾缭绕的恩施高山公路上。窗外的风掀起他的短袖，露出晒得黝黑的手臂。暑假是教书匠最快乐的季节，他数年前播下的种子，往往在这时候得到收获。

这是袁辉待在鄂西偏远山区的第13年。13年前，他跟这里毫无交集，是一个标准的城市青年。现在，他说一口流利的恩施方言，熟悉每一条通往村庄的岔路，跟老乡们打起招呼，熟络得像在自家门口。

他要开车1小时，去巴东县白沙坪村看望学生。那是他支教生涯的起点，六年前被他教过的小胖墩，刚考上高中。暑假里，常有他教过的学生考上高中、大学，特意请他吃饭。

最让他欣慰的学生，可能是19岁的青青。

在众多学生里，他跟青青的交集是最深刻的。这个住在深山的女孩刚上小学，就被确诊罕见病“成骨不全症”，骨头脆如玻璃，极易骨折，被迫坐上轮椅，远离学校。袁辉为她上门送教6年，是青青小学阶段唯一的老师，也让她得以持续接下来的学业。

命运奏出了奇妙的回响。这个夏天，青青以621分的高考成绩被武汉大学历史专业录取。当年，袁辉也是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后，来到巴东支教，青青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

今年7月，青青被武大录取后，与袁辉合照庆祝 / 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来，袁辉多次站上奖台，领取围绕“基层”“奉献”的荣誉。但靠近他的人会发现，他脸上从来没有任何太凝重的东西。他对自己的解释很简单：乡村有好的空气和景色，而教育让他“既能带给别人喜悦，也能让自己内心喜悦”。

“你看我这逻辑，没什么漏洞吧？”他轻松地问，双手转动反向盘，汽车翻过又一道山岭。此时，他载着又一个对他好奇的人——我，穿行在去学生家的山路上。

这是一个在当代人群中罕见的支教者。一个人从少年时代的理想走到现实，两点间是一条纯粹的直线，最简单，也最艰繁。

2012年9月8日，24岁的袁辉带着一条睡袋、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赶到位于湖北巴东县清太坪镇的姜家湾教学点。他坐了一夜火车到附近的野三关镇，在那里搭上了一辆颠簸的双排座卡车，那是当时通往姜家湾的唯一方式。

在这之前，袁辉去过四川、贵州的山区，但没能落脚支教。他偶然在新闻里看到，湖北巴东的姜家湾教学点，有一位双腿残疾的“拐杖教师”谭定才，拄着拐杖坚持给学生上课。他想，这个地方一定很缺老师。

鄂西恩施，武陵山脉和巫山山脉交汇，境内高山纵横。巴东县又位于恩施最东北角，和重庆接壤，县境平均海拔达1053米。巴东人家祖祖辈辈，都分布在深山沟壑里，孩子们需要翻山越岭去上学。姜家湾教学点有27个学生，开设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但只有谭定才一个老师。

姜家湾教学点开学，“拐杖教师”谭定才和他的学生们 / 受访者供图

来到姜家湾的第一晚，袁辉把自己套在睡袋里，就睡在8张拼起来的课桌上。他自此留下来，成为了袁老师。

开学不久，袁辉撞见青青妈妈抱着年幼的青青，在路边焦急地等车。一问才知道，青青被狗撞倒，骨折了，要去医院。他还记得青青脸上痛苦的神情。那时他们都不知道，青青患有罕见的“成骨不全症”，一旦磕碰，就有骨折的风险，如同易碎的玻璃娃娃。

袁辉想着，在青青休养期间，自己得上门给她补习功课，好让她尽快回归学校。到后来，这门特殊的课，一补就是6年。

13年后的夏天，袁辉驾车带着我，再次去往姜家湾。刚下过大雨，山间一片阴翳。汽车从省道拐进深山，在破烂的水泥路上起起伏伏，绕着山转，坡陡、弯急。每次绕进山坳深处，我以为即将到达终点时，都没想到，山体更深的褶皱里还藏着人家。青青家就在大山的腹心。

姜家湾教学点 / 付思涵 摄

袁辉像个不亦乐乎的探险家，不时提醒我，“看着啊，这又是个急弯。”接着说起有一年，他骑摩托带志愿者看望青青，因为坡太陡，人仰马翻。到了暴雨的季节，雨水顺着坡面倾注而下，“跟瀑布似的”。他语气里全是兴奋。

这条路，袁辉不间断走了6年，每周三次，雷打不动。有时他不借助交通工具，只凭双脚行走。车子穿过一处密林时，他想起来，有次大晚上走到这里，一条蛇从树上“扑通”掉下来，笔直砸在路上，把他吓了一大跳。

“你经常晚上走这条路吗？”我问。他回答，是的，有时给青青上完课，就到晚上了。

见面这天，青青穿着一条明黄色背带裙，身形娇小，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双颊泛着十八九岁女孩的红晕。经过治疗，她已经摆脱了轮椅，能够方便地行走。客厅里，小方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摞起的书籍。袁辉信手拿起一本《明朝那些事儿》，告诉她，“你到大学，学了历史学的方法之后，会对这本书产生质疑。”

小学时期，青青一家还住在用土砖夯起来的老房子里。袁辉给青青上课的地点，在老房子的柴房。那间柴房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用来上课的黑板。

青青是袁辉的得意学生，有着超乎寻常的领悟能力。袁辉经常给她买书，不买“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作品，专给她买《基督山伯爵》《雾都孤儿》《红楼梦》。青青和我分享，她上高中看《百年孤独》，感觉大受震撼，“和我以前看的小说完全不一样。”

袁辉也教她识别自然。他给我展示了青青6岁时的手工作品，用玉米秸秆和甘蔗皮做的小人，背着碧绿的背篓、腰系碧绿的腰带，身姿飘逸。

青青创作的艺术小人 / 受访者供图

青青曾经在采访里说，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后，她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了联系。看到花花草草在风里摇曳时，她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我不止一次从袁辉这里听到“生命的喜悦”这个词。例如他从不觉得翻山越岭给青青上课是件苦差事，走在路上天气好，他会拍照，天气不好，他也吟一首小诗。“路上的过程，就能让我得到喜悦。如果你觉得你在付出，费了很大的艰辛，就会想着回报。我何必在乎要得到什么呢？在做事情，本身就是得到。”

我尝试抛出一个判断，他改变了青青的命运。袁辉沉吟了一会儿，不太接受。“人各有命，我们就这么相遇了，有这么一个缘分。”

暑假里，青青和所有的准大学生一样，期待着将要展开的大学生活。青青妈妈和袁辉商量，等青青去武大报道那天，要把袁辉的车给“装满”。他们讨论起武汉的冬天有多冷，9月买棉被，会不会太早？

一些关于青青的故事，会着重凸显青青的不幸和逆袭。袁辉告诉我，他看到了青青跟花儿一样，有生命力的一面。他含着欣慰说，你看青青是不是很乐观，很开朗？她没有怯懦的眼神，她跟你在很愉快地交流。

7月中旬，央视《面对面》栏目对青青和袁辉分别做了专访。袁辉在家里看完节目，拍下了青青受访的画面，发了一条朋友圈：“青青思想高蹈、逻辑缜密、表达流畅、真诚优雅！”

央视《面对面》专访青青

夏日傍晚，白沙坪村刚下过一轮暴雨，山路泥泞一片。袁辉到这里看望晓祺。晓祺是他六年前在白沙坪小学带过的学生，今年刚考上高中。2014年，姜家湾教学点学生减少，袁辉转到这里任教。因为常年家访，他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一个个学生的家，就是山区地图上的活坐标。

白沙坪小学的孩子们 / 受访者供图

晓祺的家在半山腰，至少方圆一公里内没有其他人家。上山，要走一条均匀撒着碎石子的土路，为了能够让车子通行，这是最低成本的做法。但遇到暴雨，车会打滑，人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向上爬坡。

晓祺父亲解释，几年前，政府开展异地扶贫搬迁，村里其他人都搬到地势平缓的安置小区了，他们舍不得仅有的耕地，就留在了山里。

他没有说出的话，由袁辉向我补充。晓祺的父母从前有一个长子，意外过世了，40岁后才有了晓祺。这个家庭不忍再离开儿子外出打工，只有守着几口田地，养养猪。晓祺父亲说，他种了4亩地，养了9头猪，今年有猪瘟，死了5头。

袁辉还记得晓祺当年的样子，胖乎乎的，现在个头长高了，身材还是老样子。几天前，晓祺在微信上写了首感怀袁老师的格律诗。一见面，袁辉就对他说起，“整体写得挺好的，就是韵脚重了，‘长’字用了两次。我把‘袁辉诗集’发给你吧，将来说不定你写得比我好。”

袁辉和白沙坪小学的孩子们 / 受访者供图

在白沙坪小学教书的时候，袁辉闲不住，课余还骑着二手摩托，跑到附近村镇的学校主动“要课”。他喜欢教诗词，初中的孩子对诗词的理解能力更好，也能锻炼他的讲课能力。

袁辉上课洋洋洒洒，不按教纲走。他教李白写的“吾爱孟夫子”，上来就问学生，你们认为什么是爱？他问一个男生，你有女朋友吗？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男生脸红，过了会儿想起来说，我爱我家人。袁辉说，好，这是爱。

他还训练学生们反手写字。有的孩子天生惯用左手，但学写字时总被纠正。袁辉告诉学生们，左手应该写翻转后的镜像字，才“好玩”。他自己就能反手写漂亮的板书。

课余时间，袁辉带着小学的孩子们爬树。有个小孩儿成绩不太好，但身形灵巧，爬树很厉害，袁辉也专门给他制作一张奖状，年度“爬树之王”。

爬树的孩子 / 受访者供图

袁辉给获得“爬树之王”的孩子制作奖状、奖杯 / 受访者供图

晓祺是一个文静内敛的孩子，但见到袁辉眉飞色舞地讲起往事时，会露出不自觉的笑容。他的中考成绩很优异，可以上巴东一中，但最后没去。晓祺父亲告诉我，现在高中实行双休，孩子每个月要回家4次，从家到县城的单程车费是70块，280块的交通费，让他们家有些心力不足。

在山区，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很多。有的是父母离异，有的是留守儿童。袁辉带过一个重组家庭里的留守男孩，他问这个男孩，你想踢球吗？每周末，他都接这个学生去学校踢球。现在男孩上了高中，还在练体育，有了钱就攒着买球鞋，练球很专心。

“他有了一个感兴趣的东西可以支撑。因为他这个方面擅长，别人踢不过他，哪怕学习成绩不好，也能从（踢球）中获得很多生命的喜悦。”袁辉说。要让有家庭困境的孩子相信——人生拥有一种挣脱当下晦暗的、更好的可能。

他也从来没期待让学生回报自己，“你得感谢他，让你有了一次帮助他的机会。”

我调侃说，倒反天罡。

袁辉很认真地说，并非如此。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就是，太阳，你伟大的天体，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有何幸福可言哩？“其实太阳照耀万物，给大地带来生机，它需要什么感谢？人的生命像一眼涌泉，它需要不断去展示、去绽放。”

袁辉在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付思涵 摄

他上课最喜欢的环节之一是让学生填诗词。他从里面看到了一些完全料想不到的，属于这个年纪的灵光。

离开晓祺家当晚，晓祺又在微信上给袁辉写了一首《雨中共师别》。袁辉念起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湿了衫襟湿了花。他感情很细腻。你不在这个年纪了，想不出这种用法。是吧？”

袁辉的不同寻常，体现在很多细节里。比如，他沿着山路骑摩托兜风，兴之所至，就会站起来摇晃摩托车，“把后面那个人都吓坏了”。他在山路开起车也飞快，骄傲于自己知道“这段路哪儿能开100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他专门去收集标记着姓名、考号、学院的考场标签，装了满满一袋，至今珍藏在家。

知道他过往历史的人，不会对这些行为感到奇怪。在高中和大学，袁辉就分别交过两次白卷。

高二时期，袁辉不满于学校要模仿极端的应试教育模式。他当时“真不想读了”，把数学答题卡上的题号用胶带粘得干干净净，让它变成一张彻底的白卷。在历史试卷上，他写了很多觉得学校不合理的现象，还分析起国际局势，探讨了印度的角色，“只能在南亚称霸”。卷子乍一看，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这种叛逆精神延续到了大一。他形容当时的自己“特别幼稚，神情忧郁，内心叛逆，自闭寡言”，也打算退学。在一门体育理论课的考试上，他揣了一只小订书机，先把试卷撕成细条，再用订书机给订到一起，还原卷面。室友坐在他身后，嘴巴张成了“O”形。然后，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出考场，一直走到一楼，才被监考老师发现不对。

当时他考虑着，大学不读了，接下来“打工去”。

袁辉不太愿意走一条循规蹈矩的路。他觉得，学校里很多孩子都陷在过度教育里，让不同的孩子参与同质的考试竞争，大部分孩子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在他的童年里，有一个喜欢看书、爱琢磨发明的偏科表哥。他天天去表哥家里玩，跟着表哥读地理图册，用萝卜刻印章，满大街捡烟纸——那时候很多香烟品牌用软包装，上面有许多漂亮的图案。这样，他的成绩也始终很好。

袁辉刻的印章，结合起来是“青青” / 受访者供图

好在他遇到了愿意宽容他的老师。大一那次交白卷，他惊动了历史系的系领导，本来准备和他们“摆弄口舌，辩论一场”，结果老师们见他第一句话，是夸他长得“蛮不错”，把他弄得措手不及。

袁辉安分地留在了南大，但并不热衷参与任何社团组织或竞赛活动。唯一一次是参加哲学知识竞赛，最后关头，主持人出了一道分值50的压轴题，全场除了他，没人知道正确答案。“好开心啊，一下子从第四名到了第二名，还得了个奖牌。”

复赛阶段很惊险。有个理科专业的大个子捣乱，把历史系在黑板上的分数给抹掉了。历史系的队长想冲上去干架，袁辉看势头不对，赶紧出去拉架，结果自己跟大个子打了起来。

他回忆，自己当时性格十足，一年四季不论厚薄，都只穿红色衣服。后来，哲学系的人都管他叫“红衣少年”。

大学时期的“红衣少年”袁辉（左二） / 受访者供图

到了毕业季，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工作，袁辉一封简历都没写，每天坐地铁，从市区去南大新校区的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藏书丰富。他迷上了卡夫卡，喜欢那种“没头没尾，一口气一直在那说”的感觉，对照着卡夫卡的德文原著，练习德语翻译。

偶尔，袁辉不坐地铁通勤，改骑自行车。他记得，骑车路过总统府附近，那时南京到了秋天，风一吹，金黄色梧桐漫天飘舞，景色很美。

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毕业后的志向是支教。他上高中时关注各种时事新闻，知道很多农村地区非常需要老师。高中同桌不太相信他以后真要这么干，他当即签了一张白纸黑字的“我以后要去支教”协议书。

我问他，想起这份协议书，会不会觉得有点“中二”——那种沉迷自我幻想和扮酷的青春期症候。

他回答，“这两年我才觉得自己成熟些。”

这个曾经特立独行的学生做了老师后，也尊重孩子的个性。有个学生在课堂上跟他吵架，他反倒很欣赏，“至少她超越了常规的课堂”。

袁辉在姜家湾的课堂上 / 受访者供图

时任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有次在全县教育大会上对老师们说，要善待那些成绩在“中下层”的孩子。考得最好的学生往往离开家乡，“下面”的孩子才是建设家乡的“中流砥柱”。

在袁辉眼里，学生从来都不被分成100分、70分和30分的不同等级，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考了不一样的分数。“人”的主体，比纸面上的成绩重要得多。

“教育是要培养一个有精气神的人，对不对？一个独立的，能站直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

获得各项荣誉后，袁辉有过很多调到城镇的机会，但他情愿呆在最基层。如今，他在建始县唯一的村级初中——望坪初中任教。

望坪中学的操场 / 付思涵 摄

望坪地势高峻，山水清幽，夏季是避暑胜地。袁辉喜欢这里的山水，也保持了四处走访学生的习惯。从望坪到周边的青花村、塘坝子村，家家户户都认识袁老师。

他坐在青花村的小餐馆门口，一个短发中年女子像见到明星似的，大喊一声“袁老师”，抢着把饭钱给付了。我们在山间小道偶遇一群褐色、黑色、白色相间的山羊，赶羊的小姑娘居然也是他的学生，停下来跟他闲聊了几句，简直“桃李满村庄”。

偶遇一群波尔山羊，它们的主人也是袁辉的学生 / 付思涵 摄

正值暑假，袁辉酷爱拉着学生上山下水，进行防溺水演练。“防溺水”属于中小学安全教育内容，但袁辉的方法很新颖，他非但不让学生远离水边，反倒还怂恿他们下水。

7月中旬，袁辉带着小学和初中的几个孩子下水，有个男孩儿真游到了深水区。“他还非常冷静，一会儿把头抬起来，一会儿闷在水里。我看不对劲，赶紧把衣服脱了，把他给捞上来。他在那大喘气，我说，知道什么叫溺水了吧？”

在袁辉看来，只有亲身感受到水里的力量，才知道防溺水的重要性。比如，从山洞里淌出来的河水，要比长期日晒的河水凉，猛然跳进去，容易抽筋。还得学会看天气，假如上游在下大雨，那下游的河就有突然涨水的危险。

袁辉和望坪小学的孩子聊“防溺水”时差点溺水的经过 / 付思涵 摄

他是江苏徐州人，长在河道交汇的平原，幼时在河滩边钓鱼、捉龙虾、凫水，把身体埋到沙子里，等河水慢慢沁进来。但现在家乡渐渐城市化了，恩施的高山，反倒像家乡。

刚到巴东不久，袁辉就发明了一种硬核运动，到处找高山上的信号塔，再赤手空拳地爬上去。他还爬出了经验，中国铁塔公司成立以前，山上的铁塔都是电信运营商建的，斜拉式，安全系数低。着力点是铁塔上的钢架，铁塔形态各异，得顺势而为，“不能戴手套，手要抓紧，脚要踩牢。掉下来就挂了。”

塔顶是山的最高点，爬上去景色壮观极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爬铁塔是在2015年10月，登顶后，他在脑子里酝酿出了一首诗，赶紧写在手机里：“氤氲浩荡起长空，莽莽嶕峣野果红。百草乱生大荒顶，千山静卧极眸中。”

写完诗以后，他对着苍茫的山野发了足足半小时的呆，才想起来要爬下去。

爬铁塔的危险系数太高，袁辉通常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他常常吆五喝六，带一帮孩子啸聚山林。

袁辉带着孩子们遨游山林 / 受访者供图

已经上了高中的颖浩跟我回忆，有天到了饭点，袁老师晃悠到他家，说，走，带你去个好地方。颖浩把碗一扔，跟着走出去，发现老师的车上已经坐满了同学。袁辉带着他们去餐馆吃饭，饭吃完了，掏出6份历史课资料，让他们背书。

同样的话，我听上袁辉地理课的学生也说过，他们在这门课上进步飞快。“要是克隆几个袁老师就好了，这样各科都能提高。”我说。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感性上十分认同。

清瘦的男孩奕飞，是袁辉的地理课代表。我问奕飞以后想做什么，袁辉神秘地说，奕飞以后要种“牛猪”。

什么是“牛猪”？袁辉兴致勃勃地讲解起来，他和学生们构思，未来要发明一种长在田里的“动物”，既有牛的优点——肉好吃、蛋白质多，又有猪的优点——下崽多。两者结合，就是“牛猪”。他强调，这可不是胡诌，灵感来自老虎和狮子交配出的狮虎兽，以及驴和马杂交出来的骡子。

“为什么要在地里种呢？”我发问。

“因为田里产量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袁辉一本正经地回答。奕飞在旁边听着，默默窃笑。

袁辉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这在他看来属于“过度学习”的一种。他只是把地理从课堂上真正地延伸出去。

他讲给学生听，自己在飞机上看到了南航的logo，查了以后发现是木棉花，正是南航所在的广州市市花。把木棉花作为市花的城市，还有广西崇左、台湾高雄、四川攀枝花，攀枝花就是木棉花的别称，这些城市的水热条件，都与木棉花的生长相符。他还跳跃到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在离望坪不远的楂树坪村，来自“鄂A”武汉的私家车扎堆，海拔1700多米的山区公路，居然堵起了车。袁辉介绍，当地正在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山路两旁都是这两年开起来的民宿和餐馆，还建了文化广场，颇有些乡村现代化的意味。

楂树坪的大草坪，有外地游客玩耍 / 付思涵 摄

他反感城乡对立的语境，不喜欢“走出大山”的说法，只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去体验世界。“走出大山很容易，他们的家长早就在外面打工了。我更愿意提醒学生，意识到家乡的美好。”

他在地理课上会问学生，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外地人都来这里旅游了？你们的父辈为什么嫌弃这个地方，要走出去？有的学生会给出很不一样的分析。这是袁辉愿意看到的，独立的、不经外界驯化的思考。

我问孩子们，你知道袁老师是个有名的人吗？孩子们说知道，短视频上刷到过。

袁辉告诉我，学生们看到的是“你跟他最亲、最近、在一起的那一面”，所谓荣誉，只是外界关注的东西。

说这话时，室外的光线照在他身上，他微微低着头，眼神显得更清亮。“看着他们成长，长大，有一种无形的喜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

袁辉住在望坪初中附近的教师宿舍，房间里最显眼的就是书。它们或者规规矩矩装在书架上，或者零零散散摞在桌子上。

他的书架上还有一些奇特的摆设。喝了半瓶的可口可乐，一罐已经氧化分层的水果罐头，河滩的石头、山间的松果。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有收藏价值。

袁辉的书架 / 付思涵 摄

书架有一格，专门用来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各种版本。有德文版、英文版，还有不同中文译者的版本。有一本德文原著是他淘的二手，他有点儿迫不及待地翻开，给我念前任主人用荧光笔划线的第一段，“你看，所有人读到第一段都会震撼的。”

13年弹指而过，袁辉很多时候感受不到时间的重量。他每年秋季都带学生去爬山，先是龇牙咧嘴地攀上去，再坐着厚厚的落叶“哧溜”滑下来。只有这样相似的场景，才提醒他，被折叠的一年又一年。

在姜家湾和白沙坪，他就住在教室旁边的耳房。房间很小，什么也没有，很不安生。他在那里斗过老鼠，被跳蚤咬过。有次洗头，他从倒着的视野里看到房梁上有白蒙蒙的东西在飘动，扯下来一看，是张大蛇皮。“说明有蛇在那儿蜕过皮。”

有回他去家访学生，在山道上被一只狗咬了。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怀疑自己得了狂犬病，这是他觉得离死最近的一次。当时他卡里还有1600块，他转给了自己的同事，免得钱花不出去。

这些故事现在变成了难得的经历。他把那张蛇皮带到学校里，孩子们争相围观，有的孩子还戴在脖子上，拍了张合影。

白沙坪的孩子跟“蛇皮围脖”合影 / 受访者供图

从白沙坪宿舍的后窗往外看，能看到附近的田野和坟冢。夕阳西下，他吮吸着冰凉的暮色，想象这些坟墓的主人，也有过生命力旺盛的时候，所有人的归属莫不如此。人在此刻会变得通透，“你在这个世界和人比较，是比较谁的坟更大一些吗？”

他遭受过很多好奇和不理解。刚来巴东，周围的人觉得他是来献爱心、体验生活，或者在基层镀金。他一般笑笑，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更尖锐的人，隔着网络评论他大材小用，应该去更大的平台。

“他们批评的时候往往会带上这三个字——‘你应该’，‘你应该’到更大的平台上。什么叫更大的平台？宗教里所有的权力都是‘du sollst’（德语，下同），‘你应该’。但尼采说，‘ich will’，‘我想要’，要从人本身的意志出发。”

他讲到激动处，手从心脏处往外用力一挥。“我做事情就是‘ich will’，而不是看着外边有一台更大的机器。‘你应该’，最后你只是个工具而已。你以前是个小铲车，现在是个大铲车。真正体现人的价值的，是‘ich will’，我想要。”

外部的价值规范从来没有真正驯服过他。在十二三岁的暑假，少年袁辉坐在伯伯家的房顶上，突然开始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学？那时候正是立秋，北方下过一场雨，已经有了秋凉的寒意。“风吹在身上，好舒服啊。然后就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喜悦。”

尼采，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在一百年前和他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尼采说，工作是20世纪伟大的发明，既创造了秩序，也束缚了人。这就是“文明”。

袁辉收藏的尼采著作/ 付思涵 摄

除了袁辉自己以外，没有人能想到，他能支教这么长时间。24岁那年，他坐着火车准备从徐州向西行，父母叮嘱了一句很老派的话：注意大学生的形象。2014年，父亲来巴东，看到他的生活条件，跟他爆发了唯一一次冲突。在离开不久以后，父亲给他发短信道歉，说“对不起”。

现在，袁家父母过着自在的退休生活。父亲跟他说，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好，不用操心。只提到一点：你到我这个年纪，如果身边有个伴侣，是不是会更好？

袁辉点头说，看到你和妈妈在一起的场景，我知道的。

在物质上，袁辉很随性。手里有钱，请学生和朋友吃吃饭，没钱，就少花点。他买了三件颜色不同的同款短袖，夏天轮着穿，再备一套出席活动需要的西服和皮鞋。尽管得到过好几次进入编制的机会，但他目前还是更愿意做个志愿者。

袁辉在白沙坪的宿舍 / 受访者供图

“我在干看起来很傻，别人看不上眼的事情。”他自嘲。但是他同时认为，“我非常幸运地在能读到书的年纪，读了一些书，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可以独立地思考，去发现自己生命里的隐秘线索。”

他引用了弗罗斯特的那首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他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

但也有尴尬的时刻。在社会传统的价值度量里，袁辉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有次闲聊，他和学生说起自己的同学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在大学里做博导，一个学生就问，袁老师，你那些同学那么牛，你怎么混得这么差？

袁辉在这里露出了一个克制的苦笑。他接着说，后来其他学生就纠正这个学生说的不对。“我也真语塞了，不知怎么回答。我就说，你问得好。”

8月初，袁辉回了一趟徐州，不到一周就跑回恩施了。他已经习惯这里足够好的氧气和胃口。在城里，他只能闷在空调房，拉肚子，犯过敏性鼻炎。这让人很难想到，在来支教前，他是个长于江苏平原，从来没在高山地带生活过的青年。

我见到袁辉后，聊起的第一个话题是他的暑假。他告诉我，暑假他通常带着学生打球、爬山、游泳，我为他“不放假”而有些讶异。

夏天，袁辉带着学生游泳，做“防溺水”训练 / 受访者供图

“这对我来说不是工作，它能带来内心的愉悦。”袁辉说这话时在开车，我看到他笑了起来，侧面的眼睛下堆满了笑纹。

如果再问他为什么，他会一遍遍地提到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说的那句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这句话从少年时代就是他的理想。37岁这年，支教者袁辉驾驶着一辆银灰色的大众汽车，往复盘旋在巴东、建始两县的高山间。这条路，他乐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