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侦破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既有天罗地网，又有火眼金睛！

逆风夜，敌我难分。电波里飘来一点微光，像是有人在黑暗中递了个信号，偏巧又落在我们反特侦查台的耳朵里。那天深夜，1950年五月的尾巴，大家都困乏得不行，只有技术员还在琢磨那些弯弯绕的波段，一个名字推了出来——彭振北，连着台湾，密密实实全是军事机密。局里的人互相看了看，谁都明白，这一记是硬茬。

说起来，那几年，做侦查不是想象里的拿着放大镜敲案板，更像在巷口探头探脑，盯着每条阴影里是不是藏着一只老鼠。杨奇清是公安部副部长，比谁都敏感，他把这信儿转给了曹纯之，说白了就是：这买卖不好做，你不是捞过泥鳅的老手么？这回不但要抓人，还得连窝端了。曹纯之也不多嘴，眯着眼就一句话：“只要这群泥耗子蹭出来点味，我们肯定一锅烩。”

老曹这些年，表面寡言，手下人都知道他那颗心思细如发。电台第一回冒头是在丰台，他人刚派出，信号居然像被猫嗅到了风，立马收敛得无影无踪。曹纯之一点也不急，和小组在案子上泡了十多天，结果电波在天津又开始乱跳。情报透出来说，特别经费要在天津“老地方”交割，这下子，曹纯之咂了咂嘴，道：“抢在他们前头——不然咱们就得被牵着鼻子走。”

摸底，是最吃劲的活。也不知谁家屋子酒柜底下藏着个电台，不知哪位小姨子其实是个报务员。曹纯之就让大家先去查查华北军区，被牵出来的是个叫罗世运的老特务，嘴巴紧，还是捋出个头绪——有个秦应麟，组长，老家底细在京津一带。生活的缝里，总有一根线能拎出来。

说到秦应麟，档案里画得挺干净，三十来岁，队伍解散跑路还带着家小，老婆卞树兰，北平东城有宅子，“金太太”代号就在她边上晃悠。哥弟卞树棠，原是天津药房跑街，消息也全扣在这个家族圈里。看着这些名字，曹纯之觉得越是看着“没有遗迹”，越得擦亮眼睛。干过这行的都懂，墙面太白、门缝太紧，这人八成会往角落里藏点水。

卞树兰，卞树棠，一男一女，细究起来线索不少。而那个“金太太”，连名儿都捞不出来，只留个代号在空气里飘，一打听，全是暗语，对外联络的线不知通向哪个死巷。有人建议先围着卞氏兄妹下手，曹纯之摆摆手，反倒留心这幕后的金太太：“面纱越厚，钩子越硬。”

细致，是曹纯之的招牌，连做邮检的都被他抓来教认笔迹。侦查这事，常常像是等着鱼自己钻网。果然，耐力这事是有回报的——天津飞来一封信，收件人正是金太太，地址却写在北京一家制衣店上。曹纯之压住性子，让人盯死门口，等信是取是送。

这信没等外人来，卞树兰自己现身店里，不遮不掩，把信捞走。现场的侦察员那一刻，全身一麻，心里开了窍——金太太，其实就是卞树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这味儿。有人喊抓，她没防备，一切就能收口。但曹纯之这会儿非但不让动，反倒收了手：“沈得住气，大鱼还在晃。”

特务里，有主线，也有旁线。经费是连着命根子的，钞票和人头总会落在某个点上。卞树棠藏不出声，钱却还没到手。这下，是时候发动群众，把网撒得大点了。在天津，天网地下，什么人都要露头。

那天卞树棠装病，抱着肚子去了德华医院，填表时把名字改了两遍，试图掩人耳目。护士叫了一嗓子“卞玉棠”，他还装作没听见。这些在医院做惯了人情买卖的护士，一眼看破，立刻往上汇报。照片一对，廊下的侦察员心里踏实了——死角里就没有这么多巧合，伪装再厉害，还是露出破绽。

随即，曹纯之又派侦探装病，混进同一个病房。一天，两天，风头过去，却来了个“药商”看望卞树棠。国字脸，牛眼睛，嘴巴厚，侦察员死死盯着，不放过一句暗语。对话里边那句“款子收到没有”，卞树棠回了“还没有”，心照不宣的是这两天钱就要递手上。

此人一身反侦查的本事，住几天旅馆就换地，最后还坐火车溜到保定，侦查员一路追，眼看在高碑店人海里失了踪。曹纯之一拍桌子：“这就是秦应麟了。”大鱼三番四次在水下翻身，不能硬撵，就得守着。

没过几天，又来个自称“广州药商”的，给卞树棠带了礼。侦查员跟踪到旅馆查了一天的房。曹纯之等消息，见对方明天要走，当机立断：“抓。”卞树棠一完手续，门口侦查员立刻将他“请”上车，脸都没变色。

抓住卞树棠那会儿，他底气还足，死咬着“我是守法公民，要告你们”。但查行李时，那包点心里逮出一张王永祥的名片和港版汇票，脸色一下就失了魂。曹纯之顺势下令，把刚住旅馆的王永祥也一起收几。审讯室里，王永祥起初还嘴硬，但点心里的汇票是死证，脊背的冷汗就止不住地往下滴。

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王永祥屈服，承认任务是潘其武派他送经费，接头人正是卞树棠。原想在药房交割，结果临时改到医院，消息都是由药房的伙计传递的。这堆人里说谎的多，但一旦栓上铁证，嘴巴就松软了。

接下来的审讯，卞树棠也泄了气。他嘴上只认“姐姐帮忙转运电台”，对金太太身份三缄其口，硬说1948年那个金太太早已不在，“后来的是谁我真不知道”，但谁信这话？更绝的是，秦应麟行踪他也拿捏不准，只能承认和他联系，具体哪儿藏身，一问三不知。

侦查员们最怕的就是这样风吹草动，一步慢，步步慢。曹纯之临时决定放线，引秦应麟上钩，于是带着卞树棠“演戏”——钱放回老药铺，兵马暗处等，另外密捕卞树兰，盼着她能掏出更多底细。

家里搜出六封信，用的是不同颜色的墨水。曹纯之问卞树兰，边看信边琢磨心思。五封蓝墨水，一封黑墨水，卞树兰顶不住，终于倒了。原来秦应麟用黑墨通知她——藏在定兴老巢，要见面，启动新电台。这一进展，像拨开了湿雾，目标一下清晰。

干了这么些年“猫捉老鼠”，从没哪次这么紧要。曹纯之带队奔定兴，抓秦应麟——差不多同时，他那些特务刚好在天津药房着手转款了。整个网像被风一推，“大鱼小虾”全部蹦出来。秦应麟见底细掉出来，审讯室跪着直磕头，“认罪伏法”，求宽大，突然间就没了那点特务的架子。

秦应麟的交代，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全是故事。他怎么潜回北平，怎么依靠药房做掩护，怎么从张宅新拿美制电台，幕后推手又是哪位美国顾问——这些鲜活细节，像是暗夜里有人揭开帷幕，露出全貌。他答应带母亲去摸张宅的底，结果真在地下发现剩下的四台电台，却有个台北报务员趁乱跑了，最后在夜市摊开口买饭，被老百姓揪住，草草收场。

抓特务这事，说轻松，也真不轻松。全是弯路、误会、磨擦。满城灯火里，总有人在黑暗中对着电波打着算盘，也总有一群在夜里不合眼的人，把大网一点点收紧。至于那些没能跑掉的“大鱼”，是怎么最后一刻心服口服，大概也是因为，风头已过，命运无可逆转吧。

老曹后来偶尔提起这案子，会皱着眉头说：“最难的地方不是抓人，是盯人，耗时间，耗心神。”我猜，他没说出口的其实是，这些人本来也是血肉，还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惶恐——只是在那个大时代里，无论谁做了什么选择，都逃不过命运最后的一张网。你说，是不是哪怕再熟练的泥耗子，也终有一天会被井里的水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