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陆军一师老班长，对越作战中的反监听手段，步话员全是温州人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9年的某天晚上，广西边境前线。

无线电里传来一串古怪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某种不知名的方言，又像是信号干扰。

越军监听员皱着眉头，拿耳机的手一度停住了。

他们不知道，对面的步话机里，正说着一门他们根本搞不懂的“语言”——温州话。

这事儿，要从一场演习说起。

那年春天，陆军第一师正在进行一轮通信实战演练。

师部的要求很明确：假想敌监听能力强，所有通信内容必须确保安全。

各团自有妙招，有的用数字密码，有的用暗语编表，也有的把命令拆分成几个波段发出。

第一师三团一个普通的通信班，却用了一招谁都没想到的办法。

他们直接用温州话通话。

那时候没人觉得这是一种“手段”。

只是因为班长张某是温州人，说惯了家乡话，训练时顺口就用了。

偏偏这一用，出了奇效。

演习结束后，监听组反馈——完全听不懂。

不光越方模拟监听没听懂，就连我方监听组自己也懵了。

“像在听天书。”这是监听组的原话。

张班长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他平时就不太爱说话，性子也实在。

可这次，他的话变成了全军最安全的“密码”。

消息很快传到了师部。

师长听完汇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地一拍桌子：“这个好！”随即下命令，全师排查温州籍战士，挑出能听说家乡话的，组建一支特殊通信分队。

张班长临时被任命为教员，负责教授作战口令的温州话表达。

那段时间，三团营房里经常能听见一串古怪的声音，时急时缓，咿咿呀呀。

士兵们一开始笑作一团，说“这哪是说话啊，这是唱戏吧”。

但几天后，没人再笑了。

因为他们发现，这“唱戏”一样的声音，敌人根本听不懂。

张班长教得特别细。

他不光讲怎么发音，还反复纠正语调、节奏。

有时候一个词来来回回说十几遍，直到全班人都能喊得整齐为止。

他特别强调几个词，比如“冲锋”“卧倒”“左包抄”这些战术术语，说：“打仗时候不能出错，一个字错了，可能就掉命。”

起初学得最辛苦的是几个北方兵，连普通话还带点家乡味，更别说温州话了。

张班长不厌其烦，干脆把每个术语都编成口诀，一句一句讲。

有个山东小伙学到一半实在记不住，着急得眼圈都红了，张班长拍拍他肩膀：“没事儿，慢慢来。

咱们不是学说话，是保命。”

训练持续了十多天，没中断过。

这支“方言通信小组”第一次实战，是在968高地。

那天夜里，部队要趁夜突袭一处越军阵地。

地形复杂，敌情不明，最怕的就是命令被监听。

作战命令通过步话机下达，整个过程，全用温州话。

前线士兵听完命令，迅速集结，悄无声息地向目标推进。

越军监听岗那头，传来的是一片混乱。

他们听得一头雾水，有人以为是设备故障，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苏北方言，或者某种加密信号。

可听了半天，啥都没听出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军已经突破防线，拿下阵地。

那次战斗结束后，师长亲自打电话到团部，说：“这次立功的，不是新装备，是老张那帮说‘天书’的兵。”

但事情也不是一直顺利。

没多久，老张他们在执行一次协同任务时，差点出了问题。

那次是和隔壁团一同夹击敌人据点。

张班长通过步话机照旧用温州话下达协同命令。

谁知道，对面接话的是个广西兵，压根儿听不懂。

“你说啥？再说一遍？”对方急了，张班长也急，重复了三次，对方还是没弄明白。

眼看我军这边已经开始行动，协同部队还在原地等口令。

指挥所当晚就开了会。

师长把张班长叫过去：“你那‘天书’再难懂，自己人听不懂也不行！”

老张回去后不声不响地做了调整。

他干脆把每条命令都分成两段：先用温州话说一遍，再加一段简明的普通话解释。

语速降下来，词语也选得尽量简单。

就这样，既保住了保密，又不耽误协同。

后来，这种“双语夹击法”在全师推广开来。

张班长也没再被叫过“天书张”，大家开始叫他“风语者”。

再往后，陆军第一师的指挥部专门规定：所有高密度作战任务，优先使用温州通信班。

张班长的那台步话机上，被贴了一道红色标签，写着四个字——“一级保密”。

战后总结时，军区通报里单独提到这一战术创新。

但张班长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也没参加表彰大会。

据说他退伍那年，悄悄回了温州老家，连战友都不知道他在哪。

几年后，有人去温州出差，偶然在一个乡村小学门口看到他。

他正在教孩子们摆军姿，还是穿着那身旧军装。

没人再叫他“天书张”。

参考资料：

王震，《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通信保密策略》，《军事通信技术》期刊，2008年第4期，第15-22页

李文军，《老山战斗记忆：通信兵的艰难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对越作战实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

温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温州方言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