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校军受军阀气息影响？东征时军纪不整，军法处周恩来铁腕治理

在黄埔军校创办前，清末民初旧军队军阀气息实际非常浓重。

军阀气息最严重的时期就是袁世凯死后。

袁世凯在世时，凭借个人威望还能勉强维持北洋系的表面统一。但1916年他死后，北洋系统内部彻底的“军阀气息”就暴露无遗。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再无强人，立刻分裂为以段祺瑞（皖系）、冯国璋（直系）、张作霖（奉系）为首的多个派系。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纷纷自立，军队成私有化。

到底是什么是军阀气息？它的危害又有多大？

一个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私兵思想：不知有国，只知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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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军官效忠的不是国家、民族或宪法，而是谁给他们发饷、给他们饭吃（如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他们就效忠谁（雇佣关系）。他们与主帅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类似于古代的家丁和门客。

士兵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思想麻木，没有信仰和目标，军队没有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的信念。当兵只是为了“吃粮”（混口饭吃），谁给钱，就给谁卖命。今天可以为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明天只要军饷给得多，马上可以调转枪口。

那个时期有枪就是草头王，每个军阀都把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视为私人财产。他们为了扩张地盘和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获得合法外衣和外国贷款），发动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搞得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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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国家无法统一，内战不休，军队成为军阀争夺地盘、掠夺资源的工具，而非保卫国家的盾牌。

还有就是毫无纪律，祸害百姓。旧军队的纪律极其涣散，对百姓的欺压是家常便饭。

军队过境或驻扎时，公开向地方征粮、征款、拉夫（抓壮丁做苦力），实则与抢劫无异，美其名曰“借”。

有些军阀士兵骚扰、欺压当地百姓，强取豪夺，甚至奸淫掳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畏之如虎，称之为“丘八”（“兵”字拆开，带有极大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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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里鸦片烟枪和聚赌是常见景象，军官带头，士兵效仿，乌烟瘴气，战斗力低下。

战斗力低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保存实力，见风使舵。

由于军队是私人本钱，军阀们用兵的第一原则不是争取胜利，而是保存实力。

搞投机作战，打仗时观望不前，让友军先去送死。一见战局不利，首先想到的是撤退保全自己的部队。

倒戈更是家常便饭。在战场上被收买而临阵倒戈是常有的事。整个师、整个军地叛变，导致战局瞬间逆转。

还有类似克扣军饷，倒卖军资，贪污腐败横行等等。

军阀气息浓重旧军队是没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国家永远积贫积弱，任列强欺压和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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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旧军队充满了上述“军阀气息”，所以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困境。如孙中山先后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但他自己几乎无兵无将，只能依靠南方的军阀（如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来反对北方的军阀。结果就是，他今天联合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明天又被“盟友”背叛、排挤。

他深刻体会到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南北军阀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私利，毫无革命理想可言。

革命先驱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才痛感“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于是，他创办黄埔军校，就是要建立一支全新的、有理想、有纪律、忠于国家的新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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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军队风气下，使得孙中山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问题：军队的纪律性与革命性如何保障？

不得不说革命先驱孙中山慧眼识珠，他经过一番思考果断的与我党合作，达成国共合作后，一起创办了黄埔军校。

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黄埔新军，明确革命目标，开展思想教育，让学员明白他们是为主义、理想和人民而战。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带来的，正是苏俄红军建军的核心经验——“政治建军”原则，这恰恰是根除“军阀气息”最需要、也是最根本的良药。这剂良药尤其是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药效非常显著。

在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号召师生“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亲自批准将对联挂在军校大门上，以警示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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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对联它开门见山地告诫所有前来报考和从军的人，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追求个人富贵的地方。如果想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请另寻他处；如果没有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勇气，就不要迈进这个门。

国共合作执行严格的招生筛选。据记载，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不仅考察文化、军事知识，还会通过口试深入考察考生的报考动机和思想倾向。 那些答案中不涉及“家国大义”而流露出功利意图的人，可能会被直接淘汰。 第一期报考者超过1200人，仅录取350人，录取率仅29%。 这种严格的筛选，确保了学员的基本素质与革命初衷。

国共两党希望通过这副对联和严格的选拔，从源头上尽可能过滤掉抱有旧式升官发财思想的人，招募到真正有志于革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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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入口有严苛的筛选和崇高的理想激励，但黄埔师生毕竟来自旧社会，难免受到旧军队习气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1925年3月13日的棉湖战役，黄埔校军与陈炯明主力展开生死对决。教导一团九连连长桂永清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三次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但当硝烟散尽，这位战场上的勇士却被举报在兴宁战役中私拿典当行财物，甚至将战利品寄回老家。更令人震惊的是，七连连长孙良在淡水战役中临阵脱逃，导致防线险些崩溃。更令人震惊的是，学生军连长郭渠川在梅县放哨时带着整队士兵潜逃 。这些丑闻像瘟疫般在军中蔓延，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革命军纪律体系的致命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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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一次东征时，1925年1月14日黄埔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针对临阵退缩也有约束。同时出征前三令五申警告士兵不能骚扰平民，但仍存在一些“不知纪、不守纪”的问题 。这说明仅仅依靠制定规则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严格执行纪律，还需一个在军校和党军中威望非常高的人来坐镇才行，其实在当时没有比周恩来更合适的人选了。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过：“校军初成，纪律废弛，若不整肃，必蹈旧军覆辙。”事实上，第一次东征期间，左路军地方军阀观望不前，右翼粤军第2师师长张民达公然把战场当生意场，不仅冒功贪名，还私自委任官员、敲诈钱财。这种“进前者徒死无赏，退后者偷生无罚”的乱象，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严格执行纪律，于是军法处便应运而生 。1925年4月11日，黄埔军校军法处正式成立，周恩来兼任第一任军法处长 ，专门整治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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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能够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军法处长，有几个重要原因：

他有卓越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周恩来在短时间内展示了非凡的管理才能，他领导政治部工作有声有色，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认可。

他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原则性。周恩来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具有高度的原则性，这对于执掌军法工作至关重要。

他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背景。作为共产党人，周恩来同时也深受国民党左派的信任，这种双重背景使他成为理想人选。

他有公正无私的品质。周恩来为人正直，处事公正，能够不带偏见地执行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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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执掌军法处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新举措。他秉公执法，展现卓越管理才能。

1925年4月11日军法处正式独立建制后，周恩来实行“政治部抓思想、军法处管行为”的双轨机制：政治部通过《士兵之友》等刊物灌输“为主义而战”理念，军法处则以《革命军连坐法》《战时奖惩条例》等法规构建制度约束 。这种分工在东征实践中成效显著——1925年10月惠州攻坚战中，士兵严守“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纪律，与陈炯明部队形成鲜明对比，被当地百姓称为“仁义之师”。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被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25县行政工作。他在东江地区复杂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各派共事，革新行政、组织群众、拓展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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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方面，周恩来毫不手软。他将有贪污行为的揭阳县长曾靖圣、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等撤职查办；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取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

周恩来执法不仅严格，而且注意方法、把握分寸。第二次东征胜利返回时，他在途中遇见几十名伤兵围着怒气冲冲的蒋先云（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争辩。

这批伤员自恃东征有功，抢老百姓的东西，违犯了军纪。蒋先云一气之下动手打了违犯军纪的伤员。伤员不服，围着蒋先云吵闹起来。

周恩来当场智慧地处理了这场纠纷：“东征挂彩是光荣的，但违犯军纪是错误的；蒋先云同志作为蒋校长的侍从秘书，他维护党军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动手打人也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打蒋先云同志十二下手板，算是对大家的道歉，总算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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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当着这批伤员的面，打了蒋先云十二下手板，平息了争端。回到广州后，在共产党支部会议上，蒋先云指出周恩来采用打手板的办法解决矛盾也是错误的，周恩来认真接受了批评，做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还以身作则，对亲人家属严格要求。他的亲弟弟、黄埔四期生周恩寿在北伐队伍中，因为个人感情纠葛未请假离岗一段时间。

一向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周恩寿，并在他的处分报告上签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八个字。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赢得了师生的敬重。

黄埔军校成立军法处，通过周恩来等人的运作，从根上消除了军阀气息对黄埔校军的影响。

保障了革命军队的纪律性。军法处的存在，使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式军阀部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新型革命军队。“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校训，通过军法处的执法得以落实。

树立了革命军队的正义形象。周恩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官兵和民众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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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军法处的设立和周恩来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人民军队积累了宝贵经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实践，成为他后来创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重要基础。

周恩来领导下的军法处确保了这种信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纪律约束。他创建的军法体系不仅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建设，也为现代中国军队纪律监察制度提供了最早范本。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仍能感受到制度创新与人的因素相结合产生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一支最初只有几百人的校军，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参考资料:《孙中山全集》《周恩来年谱》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