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开国大校不简单！1968年破格当上副总参谋长

1968年，开国大校阎仲川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指挥事宜。当时总参谋部领导层均为高级将官组成，阎仲川以大校军衔出任该职引人注目。阎仲川此前已在广州军区参谋长岗位上工作多年，拥有了大军区级指挥机关的丰富经验。

阎仲川1922年生于河北定兴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读书刻苦，由于成绩优秀连续多年获得学费减免。1937年夏天，他原计划前往保定报考工业职业学校，但在途中被国民党军征为民夫，这段经历让他体会到时局动荡对他的影响。返回家乡后，他发现哥哥已经加入当地抗日队伍，便决定参军报国。

1939年，阎仲川从军事干训队结业后，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任见习参谋。凭借较好的文化基础，他很快掌握作战参谋的各项业务技能。在随后几年里，他跟随吕正操转战冀中和晋绥地区，参与多次战役的筹划工作。1943年部队整编时，他随吕正操调到晋绥军区，继续担任作战参谋。这些参谋经历为他之后在军事指挥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吕正操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阎仲川也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工作。他亲历部队从东北民主联军到第四野战军的整编过程，参加制定多场重要战役的作战方案。这些经历使他对大兵团作战指挥有了更深理解。

虽然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工作，阎仲川却一直希望到一线部队任职。1950年代中期，愿望终于实现，他被任命为第41军12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但仅仅一年后，上级又把他调回广州军区，担任作战部部长。尽管个人更愿意留在基层部队，他还是服从组织安排重返参谋岗位。这次调动使他错过在一线部队长期历练的机会，却在作战指挥业务上积累更多经验。

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阎仲川先后出任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担任司令员黄永胜的参谋长。他主持修订多项作战预案和训练计划，显示出出色的业务水平。当时军区还承担支援地方生产的任务，他在处理军民关系问题时采取稳妥方式，尽量维持正常生产秩序。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

1968年，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向中央推荐阎仲川出任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也成为当时总参领导班子中唯一以大校军衔任职的成员。当时总参其他领导成员多为开国上将或中将，阎仲川的任命确实显得很特别。一方面由于他在大军区参谋长岗位上的表现优秀，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军队需要精通作战业务的专业人才。到任后，他主要分管作战值班和军事部署等具体事务，很快表现出扎实的业务水平。

阎仲川到总参工作后不久，总理就专门找他谈话，提议调他到国务院工作，负责生产组织方面的任务。但阎仲川婉言谢绝，他认为自己更熟悉军队这块业务，希望继续留在军事系统工作。这一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他错过一次重要机会。从当时大环境来看，国务院系统受冲击较轻。

1969年10月，中苏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中央决定成立前进指挥部，负责战备指挥工作。10月18日，阎仲川奉命起草部队疏散命令。在文件编号时，值班参谋请示编号方式，他考虑到这是前指成立后的第一份命令，便指示“从一号编起”。这份被称为“一号命令”的文件当晚就发往全军，共计调动陆军九十多个师、海军各型舰艇四百三十余艘、空军飞机四千一百余架。命令内容本身符合战备需要，但“一号命令”这个名称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引发不少猜测和议论。

1971年9月，阎仲川随李先念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越南。9月28日，代表团突然接到国内紧急通知，要求立即返回。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后，阎仲川被专人带至贵宾室。总理当面告知他中央决定让黄永胜离职反省，并要求他配合揭发问题。叶剑英元帅在场补充表示，希望他认真对待，争取好的出路。随后，阎仲川被带离机场，开始接受隔离审查。

在接下来的七年半时间里，阎仲川一直在接受审查中渡过。1973年，总理曾指示总参党委会，要求重新研究阎仲川的问题，认为可能存在处理过重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复杂的形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审查期间，阎仲川主要就与黄永胜的工作关系作了说明，没有涉及其他内容。直到1979年4月，他才结束审查，获得自由。

1982年，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代表组织正式宣布对阎仲川问题的处理决定：承认他犯有错误，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晚年阎仲川主要从事军史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关于第四野战军战史的回忆资料。2002年6月在北京逝世后，有关方面对其一生给予客观评价。其子阎明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父亲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最欣慰的是最终得到组织的公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