阊门星桥鹊影时：重拾沈复芸娘的七夕夜

星桥鹊影，天河私语，又至人间乞巧时。银汉秋期万古同，自乞巧至良缘，种种憧憬与遐思，皆由古延续至今。而那份“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的缱绻与怅惘，亦成为千百年来最易触动心弦的低回之处。当鹊影成桥、银河清浅，亦是人世间良缘焕彩、佳话流传之时。作为文化渊薮的苏州，金玉良缘的故事不胜枚举。值此佳期，不妨溯回乾隆庚子年间，于苏城烟水之间，重温沈复与芸娘那段七夕往事。

清 《缂丝七夕乞巧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描绘了天上人间两个部分，画面上方，牛郎织女正驾乘祥云，相向疾行；画面下方，凡间子女正虔诚参拜，穿针乞巧

月下乞巧

在沈复的记忆中，乾隆庚子年是他浮生岁月的起点。那一年，他终于如愿迎娶芸娘。两人本就情意相投，沈复曾立“非淑姊不娶”之誓，芸娘亦早有“藏粥之心”，默默倾慕。被沈复记下的那个七夕，正是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七夕。

是夜新秋送爽，月出云起。沧浪亭爱莲居西侧原有清幽小轩，临溪而筑，“榴前小树一株，浓荫覆窗，人画俱绿”，景致清雅，沈复为之取名“我取轩”，取自“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意。此夜，轩内烛光映溪，也照亮了沈复与芸娘虔诚的面容。他们陈列瓜果，正欲参拜天孙星——即织女星。这一习俗，在苏州由来已久。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七夕习俗的最早记载来源于汉刘歆《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古人此举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穿七孔针来乞巧，因此，七夕节乞巧几乎是古代女子必会参与的习俗，故而七夕节又被称为女子节。据《吴郡岁华纪丽》载：

闺中女儿，陈花果香灯、瓜藕之属，于庭中露台，礼拜双星，为乞求会，令儿女辈悉与，谓之女儿节。以青竹戴绿荷，系于庭，作承露盘。男女罗拜月下，以线刺针孔辨目力。明日视盘中蜘蛛令丝者，谓之得巧，余皆举露饮之。贵家巨族，结彩楼于庭，为乞求楼；穿七孔针，名曰弄影之戏。见天河中耿耿白气，或耀五色，以为双星渡河徵见，便拜得福。

明 尤求 《七夕穿针图》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中所绘女子正在七夕夜高举双手行穿针之俗，背后的桌子上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瓜果陈列

在古代，女红或者说是女工乃是女子必备技能，而相传织女掌管纺织之事，故而便有了在七夕佳节女子设下瓜果等物向织女“乞巧”之俗，女子希冀向织女祈愿进而让自己的女工愈发精湛。乞巧的形式多种多样，像芸娘这种陈设瓜果是普遍行为，但亦相当讲究。例如在诸多祭品中，有名为“巧果”的食物：“以麦和糖，绾作苎结形，或剪作飞禽之式，油煮令脆，总名巧果。”《东京梦华录》对“巧果”的记载更为详细：“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名弄化生，供瓜花谷板以乞巧。以油麦糖蜜，造为笑魇儿花样，百般奇巧，如捺香、方胜之类。”这些巧果在味道上甜美异常，在外表上更是赏心悦目，以作娱神之用再合适不过了。

明 仇英 《乞巧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所绘正是女子在七夕佳节陈设瓜果参拜织女星，可见画面中央的三名女子双手合十，神态庄重。在祭案中间，有一童子状的泥娃娃肩扛大旗，此娃娃名为“磨喝乐”，源于印度，两宋时期被用于供奉牛郎织女，事见《东京梦华录》。

乞巧另亦有以荷叶系竹、承露验巧之法。若翌晨见露中有蛛丝状物，便是得巧之兆。此俗早载于《姑苏志》，应兴于南宋，然至清顾禄写《清嘉录》，书中记载该俗“今皆废”，可知清代已没有多少人践行该俗。有趣的是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此处的帝与贵妃指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彼时宫女在七夕夜占卜乞求是否成功的方式亦与蜘蛛有关，即将蜘蛛关在小盒内，次日清晨开盒视之，若眼见蛛丝便是乞巧成功。相比之下，《姑苏志》中将蛛丝置于露水中视之的难度更大，但无一不是考验眼力之举。

清 丁观鹏 《乞巧图》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所绘乃是女子在七夕夜穿针，最右边的女子手中怀抱着一个木盒，其中很有可能便是用于占卜乞巧是否成功的蜘蛛。

富室则往往又于庭中建彩楼，称“乞巧楼”，女子在楼上于月光下穿七孔针，因夜色朦胧，针眼又小，若能连续穿针成功便说明自身眼力过人，技艺高超。该习俗似乎是对《西京杂记》中“彩女穿七孔针于开襟楼”的继承，专门建楼以博神明青睐，更增隆重。最为奇妙者，若见银河中有丝丝白气或耀眼五色，只有诚心参拜便可得福。

还有些占卜乞巧是否成功的办法也颇为有趣。在七夕前七日，可用碗盛鸳鸯水置于庭中暴晒，待碗中晒出一层薄膜，即可将针投入碗中使其浮在水面上，趁机观察水底小针影子的形状，据《宛署杂记》记载这些：“（针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占卜之人便可根据针影形状来判断是否乞巧成功。

据沈复的描述，芸娘幼年丧父，家道贫寒，与母、弟相依为命，全凭十指刺绣维持生计，“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正因如此，芸娘对参拜织女星之事方才格外虔诚。

清 陈枚 《月曼清游图册》之一

《桐荫乞巧》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所绘女子正围着白碗行占巧之事

金石之盟

时至今日，七夕乞巧之意渐淡，更广为传颂的则是牛郎织女的传说。该传说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无需赘言，而苏州亦有其独特的专属记忆。据《中吴纪闻》记载：

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传云：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因不得渡。今庙之西有水名百沸河，乡人异之，为之立祠。按《荆楚岁时记》：“黄姑者，河鼓也。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其声为黄姑。”潘子直云：“亦犹桑落之语，转呼为索郎耳。”乡人因以名其地，见于题咏甚众……祠中旧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冈，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间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祷祈之间，灵迹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钱为青苖，会所收之多寡，持环珓问之，无毫厘不验，一方甚敬之。旧有庙记，今不复存矣。

清 唐培华 《牛郎织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该记载说的是在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处有名为黄姑的地方，黄姑乃是河鼓的讹音，传说该地乃是织女牵牛星降落之处，织女曾以金簪划出一道河流，河流汹涌，织女牵牛就此分开。乡人异之，便在此地设庙祭祀，原本庙中有织女牵牛的塑像，但却有人发出质疑，织女牵牛明明每年才能相见一次，为何在庙中就能朝夕相对呢？是故乡人又将牵牛像撤去只留织女像。据说该庙甚为灵验，每年七夕乡人都会举办青苗会进行祭祀。

牛郎织女的传说给七夕注入了最为触动心弦的内核。值此良节，沈复芸娘二人免不了要表白一番心意。乞巧礼毕，烛月交辉之中，沈复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这是两方印章，上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妇”，这两方印章一方为朱文，即阳文，印章表面文字或图案凸起，印文线条呈红色；另一方为白文，即阴文，印章表面文字或图案凹下，印文线条呈白色，两方印章分别为沈复和芸娘所执，以为书信往来之用。印章乃金石所作，沈复将此愿刻于金石之上，可谓是许下了金石之盟，向芸娘剖析心意。此时的沈复与芸娘，恰似桥上双星，遥相呼应。

《吴中先贤谱》中的沈复芸娘画像

夜深人静，若是沈复芸娘二人屏声凝听，或可听见微风中传来的捣练声。当然，他们二人对此或许并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当时一直都有“染红指甲”的习俗：“凤仙花者，捣碎入明礬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吴中女子习惯在七月用凤仙花染无名指及小指尖，相传如果若能将红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便有了“老年人阅之，令目不昏”的奇效。但据《事物考》载：“杨妃生而手足甲爪皆红，宫中效之。”可见染红指甲更多还是出于女子的爱美之心，与所谓的奇效应该无关。染红指甲之俗虽在七月，但却并不一定在七夕，不过在七夕这种特殊日子中让自己变得更美或许是许多女子的共同选择，袁景澜《七夕卜巧词》有云：“夜听金盆捣凤仙，织织指甲染红鲜。”可见在七夕夜染红指甲的女子并不在少数，不知芸娘是否在当天或者以前也尝试过该习俗呢？

情至浓时，月华如水，漫洒天地。沈复芸娘二人并坐小窗，俯见溪光如练，月影沉浮，流云偶尔掠过，形态万千，尽入眼底。万物寂籁时，芸娘心有所动，问道：“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芸娘表面上是问，七夕佳节是否会有人像他们这般赏月观云，但此处的“两人之情兴”又不仅仅是赏月观云的兴致，更是指夫妻二人之间绵厚的情意。因此，此问实质或许是，同此一月下还会有像他们这般情意的夫妻嘛？当然，芸娘并非是在自夸他与沈复的感情无人能及，而是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对这段感情的欣喜和自豪。

沈复自然读懂了这位聪慧妻子的弦外之音，但他不置可否，转而回答道：“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着恐不在此云霞耳。”若是单单赏月观云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若是夫妻共同赏月，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便暗示了其他夫妻，实际也包含沈复和芸娘二人在内此时有更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交流。果然，在各打哑谜之后，用于参拜织女星的蜡烛燃尽，二人便撤果回卧，给读者留下了遐想空间。

结 语

七夕固然自古便是女子乞巧、双星相见的佳节，但无数发生在这一天的金玉良缘之事，却为七夕注入了更为绵厚的情感内核。而沈复与芸娘的乾隆庚子夜七夕，正是这些故事之一。从月下穿针、陈瓜祭星，到以印为誓、共语云月，他们的未来经历无不在践行着“金石之盟”，将一时之节化作一世之约。七夕因牛女传说而动人，也因人间真情而延续。天上星河长明，人间儿女情长。天孙若识，亦会羡此烟火人间？

参考文献：

1.沈复等：《浮生六记（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清）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3.（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4.蔡利民：《苏州民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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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吴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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