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军 王欣丨夷夏互动中吐谷浑的“中国”认同与融入 | 2509-017（总第3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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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中国"认同；民族融合；夷夏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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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原为辽东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于晋武帝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从棘城（今辽宁锦州一带）西迁至阴山（今内蒙古阴山一带）游牧，西晋永嘉末年，约313年，经陇山迁至袍罕（今甘肃临夏附近）,329年吐谷浑第3位主叶延（329-351年在位）建立地方政权后，又向西、向南发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川西北等地，“与当地主要民族羌族融合、大约在隋末形成为吐谷浑族”，鼎盛时期控制范围东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西至新疆若羌、巨末，北隔祁连由与河西走廊相接，南抵青海南部、东西3000里、南北1000余里。从西晋永嘉末年算起，吐谷浑政权历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诸代，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被吐蕃所灭，共存在三百多年。吐谷浑政权灭亡后，一部分吐谷浑人仍居原地，与其他民族长期交往交流，至元末明初"先后融入了藏、蒙，汉、羌等族，最后形成了今天的土族”；另一部分内迁，由吐蕃、唐朝统治，散居于今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与其他族人民一样也逐渐汉化，最后融入汉族之中”，元初之后便不见于记载。

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吐谷浑的学术成果较为丰硕，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研究吐谷浑对“中国”的认同，多是零星出现，系统性不足，是吐谷浑研究的薄弱环节。不过，近些年来关于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中国认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赵永春、田广林、孙红梅研究居多，史金波、王明荪、彭丰文、黄兴涛、吴洪琳等也有所涉及。国外对于吐谷浑的研究，从20世纪伊始至今，时断时续了一个多世纪，也积累了一批英、法、日等外文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吐谷浑的历史地理、生活方式、政治、贸易、婚姻、战争等，尤其是吐谷浑墓志研究居多，偶有提及民族认同，也值得借鉴。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有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解读吐谷浑民族及其政权、成员如何从中国认同走向融入中国。本文深入分析吐谷浑由夷入夏的历史进程，对于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史，尤其是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一、吐谷浑对“中国”的多重认同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虽历经王朝更替，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属性历久弥新。从“变”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疆域或有盈缩，人口或有增减，“中国”这个名称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不同时代，“中国”一词包含多种内涵，在吐谷浑民族心目中也有着多重意蕴。

（一）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中原地区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指一国之中心，即周王朝直接统治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京师”“王畿”，后来引申为“天下之中”，即“中原地区”（中原即中国）,再到后来则“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吐谷浑第2位主吐延（317-329年在位）曾言：

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

吐延感慨自己生在未开化之地，而没有生在繁华的中国。这里的"中国"应是一种地理概念，即中原地区。吐延自号项羽，言必汉高祖、汉光武帝，将自己与韩信、彭越、吴汉、邓禹相比附，表明吐延通晓汉朝历史，向往代表“中国”的汉朝，更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并驱中原”，这里“驱入”的区域也是中原地区。当然，吐延的形象带有史家加工建构的主观色彩，不乏溢美之词，不过，吐延向往中原之心还是可信的。

（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中原王朝

关于中原王朝意义上的“中国”,《三国志》有言：“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葛剑雄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期间，‘中国’这个词的政治含义，是中原王朝的代名词，是指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范围”。吐谷浑第5位主视连（376-390年在位）临终时对其子视黑说：“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其中的“西”是在方位上参照处于东部的中原地区，“藩”则表示在政权关系上附属于中原王朝的藩属，“‘西藩’之说，很明显地表示‘中国’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国家概念”。“中国”不仅仅指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原地区，也指作为国家概念的中原王朝，对于吐谷浑公（?-317）而言则为西晋。

吐谷浑第6位主视黑（390-400年在位）文武兼治，让吐谷浑政权更加稳定。他很有底气地问博士骞苞：“今将秣马厉兵，争衡中国，先生以为何如？”骞苞回答："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陇英豪所愿闻也。”视黑不甘心屈居于西秦、后凉、后秦等政权之下，想对外用兵，所争衡的“中国”也应指作为国家概念的中原王朝，也从侧面反映出视黑有争衡中原之心。

（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礼乐中国

司马迁《史记》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所以范文澜说：“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把中国与“礼”等同，懂“礼”即“中国”，以“中国”之“礼”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进士陈黯在《华心》一文中进一步阐发：“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表达了遵“中国”之“礼”则为华夏、夷夏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观念。可见，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文化而非血统，所以陈寅恪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毕竟“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这种以文化区分夷夏的标准为后世所继承，并一直延续下来。

历史上，“中国”这个名称代表了正统，在中原地区建立中原王朝或传承“中国”的礼乐文化——“礼乐中国”，才是正统的王朝，这就是所谓的“居中而治”，正如彭丰文所说：“中国古代评判王权正统性的标准是多重的，包括以得天命为正统、以华夏为正统、以据有中原为正统、以完成天下统一为正统、以尊奉华夏文化为正统”。吐谷浑第9位主阿豺（417-424年在位）、第10位主慕瑣（424-436年在位）虽然未提及“中国”二字，但“始受中国官爵”，在向刘宋上表时自称“慕义天朝，款情素著”。“慕义”，即倾慕礼仪或仁义之意，如“近者匈奴，远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乡风慕义，乐为臣子耳”。慕璞、阿豺之所以慕义刘宋、奉刘宋为正统，在于刘宋继承了文化意义上的“礼乐中国”，更多的是倾慕刘宋继承的“中国”之“礼”。北魏虽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但阿豺、慕瑣更看重的是刘宋继承了“礼乐中国”，真心倾慕，既有政治认同，更有明显的文化认同；然而因当时的形势需要，阿豺、慕瑣才向北魏称臣，更多的是政治认同。不过，无论哪种认同，都是对于“中国”的认同。

（四）民族意义上的“中国”——“大中国”观

民族意义上的“中国”，最初指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或汉族，如“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改变为各民族共有的称号，而‘汉人’稳定地成为中国主体族的专称”。从民族意义上来看，夏是古代华夏或汉族的自称，夷是华夏族或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称，“中国”是夷和夏互动的“天下”。“中国”这个名称的含义最后扩大到包含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及其政权的“大中国”观，也可称之为“夷夏一体”观或“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正是基于此，“中国”这一概念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大的吸引力，并非哪个民族或政权的专用名称，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及其政权都可以享用这一美称，也使得他们逐步凝聚在“中国”这一旗帜下，形成了多民族共有的大一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往往自认“炎黄子孙”，通过“华夷共祖”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如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大夏，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吐谷浑也不自外于“华夏”序列。吐谷浑虽然没有直接称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但也通过与前燕高祖武宣皇帝慕容廆（269-333）的“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及“昌黎棘城鲜卑人也”的昌黎这个祖居之地建立起联系，找到了自己“祖述炎黄”的依据。叶延称：“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慕容廆（695-756）墓志铭中也提及其祖先为前燕高祖武宣皇帝廆之后，慕容曦皓(708-762）墓志铭中直接称其祖先源于黄帝轩辕氏。在夷夏互动中，吐谷浑和其他民族共处于"中国"这个“一体”中，最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样看来，吐谷浑自认“炎黄子孙”，一定程度上说明其认可华夷一家，认同夷夏一体的“中国”。

从历代吐谷浑主的言行看，吐谷浑民族心目中的“中国”从最初的中原地区这个单一意义发展到中原王朝，再到“礼乐中国”的多重意蕴，客观上显示出吐谷浑对繁盛先进中国的向往不断加深，凸显了吐谷浑对“中国”的认同同步深化。作为中国的各民族及其成员对中国归属的认知和感情归附，“中国”认同以民族一文化为探究视角，既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也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以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三位一体为重要表征。一部中华民族形成史，也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及其政权、成员逐步认同“中国”的历史，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这种“中国”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现前我国古代各民族及其政权、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而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吐谷浑对中国的认同也体现出了这3种类型，具体表现为“中国西藩”到融入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含政治认同）,“类乎华邦”到“华夷同风”的文化认同，从自认“炎黄子孙”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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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藩属的吐谷浑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多种尊称

代表"中国"的中央王朝"把建立一个囊括'华夷'的辽阔疆域，并实现四海一家、华夷一体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认为吐谷浑"守职西蕃"、"建国西鄙"、"殊藩之秀"，吐谷浑也自称"西藩""遐藩""国蕃"等，将自身定位为"天下"秩序的一部分。

如前引吐谷浑第5位主视连临终遗言视黑："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视连以晋朝为参照，因处于晋朝的西边而自称"西藩"，既表明吐谷浑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青海、甘南、川西北一带，又表明了吐谷浑认为自身与晋朝是藩属关系，"到视连已经对'中国'具有了政治意义上的认同"。《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云："高祖柴，所谓吐谷浑国主也。既以雄俊开王西番。曾祖头，汶山公，复以英机建侯东魏。"可知，到了北齐时期，吐谷浑静媚后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先祖是在中央王朝的西部建立政权，还曾在东魏立功封侯。视黑不接受西秦"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封号，回绝西秦使者，曰：

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乱，秦、燕跋扈，河南王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泥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

这里的"遐藩"，指远方的藩属，是吐谷浑对自己建立的政权的一种自我政治定位。这段话固然是经过《晋书》撰者的加工，但至少可以看出，视黑站在晋朝的立场上，称西晋末年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刘渊、石勒等人为"奸雄"，谴责他们的行为是"虐乱""跋扈""拟僭"，还要尽"遐藩之节"，扫除群雄、迎回天子，表达了平定乱局、维护统一的愿望。面对西秦这个第三方政权，更映照出视黑对代表"中国"的晋朝的政治认同。吐谷浑第8位主树洛干（405-417年在位）的想法与他父亲视黑如出一辙，曾询问臣子："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诸君以为何如？"从上下文判断，视黑、树洛干所说的"天子"应是晋武帝、晋安帝。即使东晋没有占据中原地区，而是偏安于江南，他们仍视继承"礼乐中国"的东晋为正统，把自身视为东晋远方的藩属，"吐谷浑对东晋王朝的认同，并不是东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而是吐谷浑主动认同'中国'并且对这一认识逐步加深的结果"，也是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结果。

慕璞派兵兼并西秦土地后，称臣上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279人议论，称：

皇威远被，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求受爵号。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虽人土众广，而爵不拟华夏……比圣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无厌之情，其可极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今既称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

在这段话中，北魏众臣自称"华夏"，以中国正统自居，认为作为"要荒之君"的慕瑣还是忠心于北魏的，"今既称藩"，就是"天下一家"。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即使在吐谷浑强盛时期，可能有堪比"五霸"的实力，但仍向北魏称臣纳贡，承认自己从属于北魏。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对吐谷浑第14 位主伏连筹（490-529年在位）说："君与宕昌皆为魏藩，比辄兴兵攻之，殊违臣节。离京师之日，宰辅有言，以为君能自知其过，则藩业可保；若其不悛，祸难将至矣。"张礼将吐谷浑定位为"魏藩""藩业"。虽然不是出自伏连筹之口，但伏连筹听后"遂默然"，即表明伏连筹认可这个定位。待孝文帝驾崩，伏连筹遂"遣使赴哀，尽其诚敬"，用实际行动证明伏连筹承认吐谷浑是北魏的藩属。北周大司马贺兰祥率兵讨伐吐谷浑，发檄文称："彼国世在西垂，作藩于魏"，也从侧面反映出吐谷浑与北魏的藩属关系已是公认的了。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吐谷浑第19位主世伏（591-597年在位）"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自称隋朝的藩属，隋文帝也将吐谷浑视为"臣妾"之邦。贞观十年（636）三月，吐谷浑第22位主诺曷钵（636-688年在位）"请颁历，奉行年号，并子弟人侍"，做出了愿意成为唐朝藩属的行动，左相姜恪也称吐谷浑为"小蕃"。唐代《慕容曦皓墓志铭》载"步摇之族，基于帝轩，天锡义烈，世为国蕃"，可知慕容曦皓的后人也认为，吐谷浑不仅是唐朝的藩属，而且从建立政权到唐朝，世代都是中央王朝的藩属。

历史上，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以鼎立、藩属、郡县等多种形式呈现，正如陈梧桐所说："有的是从中原王朝直接统辖之下分裂出去的，有的自始至终与中原王朝并无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有的刚刚建立时与中原王朝保持相对的独立，后来变为中原王朝的藩属或郡县，有的只在朝贡的形式下与中原王朝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吐谷浑将自身定位为中央王朝的藩属，从自称"西藩"到尽"遐藩之节"再到称臣上表、遣使纳贡，既是对"中国"政治认同的突出表现，也客观上呈现了对"中国"政治认同渐次加深的过程。当然，吐谷浑也有对自身政权的认同，在综合实力增强的第12位主拾寅（452-481年在位）、第14位主伏连筹、第18位主夸吕（535-591年在位）时期试图突破藩属限制，这种尝试最后因中央王朝的介入而失败，"于是思悔复著职"，仍然回到中国藩属的定位，直至吐谷浑政权灭亡。正是藩属和自身政权的政治符号叠加，使得吐谷浑形成了双重政治认同，加上中央王朝认可吐谷浑长期的藩属地位，即使在吐谷浑归降后，唐太宗认为"然其建国西鄙，已历年代，即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令胤"，并未裂其地为郡县，而是保留了其王统，吐谷浑也由名义臣属变为实际上的藩属。所以，吐谷浑选择了长期作为中央王朝藩属，这也是认同"中国"的实现路径之一。另外，相比于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吐谷浑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更为深刻，如受敬天法祖思想影响，谨遵其先祖吐谷浑公"永为中国之西藩"的遗言，长期做中央王朝的藩属，也属人之常情。

吐谷浑不仅自称藩属，更尊崇中央王朝。吐延曾感叹说："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上京"是古代对国都的通称，也指中国，如"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天府"原指西周王室档案库，逐渐延伸为朝廷的府库，后也指天庭或朝廷。东晋于317年建立，同年吐延成为吐谷浑第2位主，其口中所称"上京""天府"指的应是晋朝。吐延感叹不能在晋接受礼仪教化，也不能科试及第，这显示出文化意义的"礼乐中国"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慕琐于元嘉六年（429）向刘宋上表曰："大宋应运，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义天朝，款情素著。"慕瑣尊称刘宋为"天朝"，阿豺更是倾慕天朝："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阿豺认为，吐谷浑虽是"塞表小国"，也应当像众流归海一样，表明他有认同中央王朝的归属感和向心意识。慕璞、阿豺兄弟二人向刘宋遣使称臣、贡献方物，表达慕义之情，可见他们想归属的是继承了"礼乐中国"的刘宋。吐延、阿豺、慕瑣的一系列言行，表明他们"把华夏民族所建之东晋、刘宋视为正宗……表达了吐谷浑民族维护统一国家的立场"。

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慕璜主观上更愿意归属刘宋，但因处于刘宋和北魏两大强权之间，迫于生存发展，吐谷浑政权向北魏称臣上表："臣诚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献捷王府"。"王府"为王族所居住的府第，慕璞所说的"王府"既指北魏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指北魏政权。慕璞大败西秦，马上向北魏上表献捷称臣，也体现出与北魏之间存在的臣属关系，这种政治认同是否认不了的。内附的吐谷浑王室从"西藩藩主"转变为"华夏长吏"，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份子，对代表"中国"的唐朝的认同也更加深切真挚，迈出了对"中国"认同更为深刻的实质性的一步。《慕容曦皓墓志铭》载："故属昌黎，僻在辽右。玄宗朝，特发音诰，隶于神州。"吐谷浑称唐朝为"神州"，意在表示他们的祖先所居之地昌黎虽处于偏僻的辽西，但也属于当时的"中国"，如今迁到内地，更隶属于代表"中国"的唐朝。《慕容环墓志》载："代袭后雄，盛出于戎狄。常与华皇联姻通好，故其王闾户之内讨典则，礼类乎华邦……伊昔祖先，系于轩皇；继踵后长，迄于我唐。"《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也载有："灭燧斩叛，著勋我唐。""华邦"一词中的"华"本义为花，引申为华美，"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后为华夏或中国的简称；"邦"为古时诸侯的封土，"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后泛称国家。"华邦"即"华夏之邦"，也指中国。吐谷浑人认为自己遵循中国之"礼"，在"礼"上与"华邦"类似、接近，体现了"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思想观念。吐谷浑还称唐朝为"我唐"，第一人称更显出内附的吐谷浑对唐朝的热爱，情感上更进一步，也说明吐谷浑承认自己属于唐朝。

吐谷浑从尊称中央王朝为"上京""天府""王府"，到"天朝""神州"，再到"华邦""我唐"，并称臣上表、遣使纳贡，乃至内附，隐含着吐谷浑对东晋、刘宋、北魏、唐朝等中央王朝的尊崇感不断加大，彰显的是对"中国"认同的持续深化，由此赢得了史家的充分肯定，如房玄龄在《晋书》中这样评价："吐谷浑分绪伪燕，远辞正嫡，率东胡之余众，掩西羌之旧宇，纲疏政暇，地广兵全，廓万里之基，贻一匡之训，弗忘忠义，良可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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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吐谷浑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作为更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往往从文化认同开始，逐步发展到国家认同。对"中国"的认同不仅在于政治认同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无论是文化认同，还是政治认同，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吐谷浑积极学习大一统中国孕育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兼容并蓄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了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一）"多效中国"：仿效中原王朝建制

晋惠帝元康四年（294)，慕容鲜卑迁到棘城，开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接受中原礼法制度。作为慕容鲜卑分出的一支，吐谷浑也一样推进文化转向，东向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建官多效中国"，正如吕思勉所说："故五胡之中，鲜卑最能仿效汉族之文明，非偶然也。割据中国之鲜卑，以慕容、拓跋二氏为大。北魏孝文帝，尽弃其俗，以从中国；慕容氏亦济济多才；夫人知之，不待赘述。即远窜青海之吐谷浑，其文明亦有可观者"。

吐谷浑最初为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到由简单的长史、司马、将军等官制体系，逐渐演进为复杂的类似中原的官制体系。329年，叶延根据中原传统，"以为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乃自号其国曰吐谷浑"，正式建立吐谷浑政权，这不仅是据"礼"而为，"也不单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恰好是深层宗族意识观念的集中体现"。最初叶延建立政权时，"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如"长史钟恶地""司马薄洛邻"等，还有博士、侍郎等官名，如"博士骞苞""侍郎谢大宁"，这套官制体系"乃源自中原政权，其级别同于中原政权的郡国属官"。吐谷浑第8位主树洛干时，不仅仿照中原政权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而且"采用漠北原匈奴最高首领'大单于"的称号，还保留了本民族'戊寅可汗'的称号"。吐谷浑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开始于吐谷浑第11位主慕利延(436-452 年在位），完成于第18位主夸吕。据《北史》记载，拾寅"居止出入，窃拟王者"，伏连"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从"原杂有匈奴、内地政权及本民族称号的政治制度，一改为仿汉魏及北魏时的制度"。夸吕"自号可汗"，也是"接受了漠北柔然政权'可汗'称号的结果","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如仆射乞伏触扳、"以慕琐子元绪为抚军将军"等。至此，吐谷浑的政治制度及管理机构基本定型。

此外，受到中原嫡长子继承制影响，吐谷浑主继承方式类似中原王朝，以父死子继为主。自吐延至诺曷钵，共21位吐谷浑主，除第17位主可沓振（534-535年在位）、第18位主夸吕继位形式无法确定外，父死子继的有12位，兄终弟及的有5位，叔终侄及的有2位。吐谷浑第12位主拾寅将父死子继制度化，同时"除可汗直接统辖的青海湖地区外，其余各地则由可汗分封子弟或其他民族首领管理"，巩固了吐谷浑政权。

（二）"处武怀文"：努力学习汉文儒学

1．使用汉字汉语。由于与中原地区经常贸易往来，拾寅时采用了书契这类的文书凭证，"吐谷浑自拾寅后'乃用书契'的文字，很可能是指汉文"。吐谷浑主身边有不少像骞苞、薄洛邻、乞宿云这样汉文水平很高的汉族大臣和氐羌大臣，"这些人也是在吐谷浑人中推行汉文化和汉字的重要力量。因此，吐谷浑政治生活中或官方所使用的文字，很可能就是汉字"。据《洛阳伽蓝记》载："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当时的北魏统治者基本使用汉字，既然吐谷浑的文字和魏相同，说明吐谷浑使用的也应是汉字。吐谷浑可能在仿效汉字基础上创制了吐谷浑文字，唐代《慕容智墓志》志石左侧面纵刻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具有与汉字类似的偏旁、笔画和部首，部分字体直接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初步判断为失传的吐谷浑文"。吐谷浑占据的青海地区处在中西陆路交通要道，经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越过阿尔金山到新疆若羌（古称鄯善）一段道路更被称为"吐谷浑道",嚈哒与梁朝贸易往来通过此道，常寻吐谷浑商人作向导，"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这反映出吐谷浑人至少懂汉语、嚈哒语和鲜卑语3种语言。

2．积极接受儒学。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吐谷浑主接受儒学并将其作为政权治理的主导思想，"自吐谷浑至叶延曾孙视黑，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视黑曾说："《易》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刚柔靡断，取轻邻敌。当仁不让，岂宜拱默者乎！"可见，视黑不仅看过《易经》，还对之有深刻的理解，认识到他的父辈统治方法的缺陷，灵活地将恩威并施、德刑相辅的理念运用于政务中。当然，经过史官的苦心润色和溢美，"僭伪诸君有文学"，让视黑的形象极具"文学"的一面，"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不过，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还是可信的。北魏直寝奉车都尉汶山侯吐谷浑玑（480-516）成长于洛阳，"当时孝文兴文教，塞种亦渐其化风如此"，长期受儒学熏陶，对中原典籍颇有研究，"处武怀文，博畅群籍，志录经史","善文艺，爱琴书"。

3．谙熟诗文书剑。唐代慕容智"贵诗书，践仁义"，在他的墓中发现有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特别是毛笔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的唐代毛笔，也是很好的佐证。此外，朔方军节度副使慕容曦光(?-739)"射御称善，博弈推先"，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695-756)"孝友内行，口中外节，文可以纬俗，武足以经邦……礼乐闲和，口好贤誉，弱冠慕奇术，壮年益书剑"。唐代进士科考取难度非常大，而慕容汤却能进士及第，通晓书法，他撰写并书丹了其父慕容环的墓志："伊昔祖先，系于轩皇。继踵后长，迄于我唐。我唐穆穆，我姻帝族；我姻之荣，孰不来庭。边微不虞，王室以宁；惟祖之基，萌于来裔"，该文叙事简练、文采斐然，书法古朴规整，可见慕容汤的文学和书法修养之高、底蕴之深。

（三）"遵循华俗"：吸纳中原风俗习惯

曹魏初年，慕容庞和吐谷浑的曾祖父莫护跋（237-?）率部众迁至辽西昌黎郡的棘城之北，在长期与当地汉族交往中，"渐变胡风，遵循华俗"。作为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自然也受中原地区风俗习惯濡染，后来也吸收了藏、羌等民族的一些习俗，充满了多元文化色彩，这是"在与不同民族的接触中，受到他民族文化的传播影响，出现借用或创新而导致的文化变迁"，使得吐谷浑的"中国"认同也随之增强。

1．吐谷浑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吐谷浑男子结发，把头发挽在头顶上呈椎形，戴罗幂或帷帽，通服长裙，如"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增为帽","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是典型的"上衣下裳"衣制，同时，还保留了吐谷浑"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的服饰特征。《隋书》记载，吐谷浑"妇人裙襦辫发"，可知吐谷浑妇女一般穿裙襦（上身穿短衣、下身束裙子），与汉族妇女相似。不同的是，吐谷浑妇女发饰为"辫发","女子被发为辫"，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的穿戴遗风，这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藏族妇女中也颇为流行。辫发上"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随着走动而摇曳生姿，所以唐代中原地区称之为步摇，称吐谷浑主"步摇酋渠"。

2．吐谷浑的婚丧习俗逐渐趋同于中原地区。婚姻中赠予聘礼从周代开始便在中原地区广泛存在，是汉族传统的婚姻仪礼"六礼"之一。吐谷浑的婚姻也有"富家厚出聘财"，贫穷的家庭往往采用"辄盗女去"的掠夺婚，周伟洲认为这是原始婚姻的遗迹，李文学认为也可能是受到白兰羌的影响。同时，吐谷浑还保留了"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的收继婚，如视黑弟乌纥堤（400-405年在位）收继念氏，世伏弟伏允（597-635年在位）收继光化公主，这在"匈、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中很盛行，而且吐谷浑统治下的羌民也是如此"。

吐谷浑人死后采用土葬，"死者亦皆埋殡"，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即待死者下葬后就除去丧服，如周伟洲所言："应属鲜卑人的旧俗"。吐谷浑王室成员去世后，装入棺椁安葬，如"吾气绝，棺敛讫"，慕容智墓、慕容曦光墓、弘化公主墓、慕容忠墓、李深墓等坐北朝南，北依山岗，南临溪水，具有"牛岗辟壤，马鬣开坟"、"坟崇马鬣，地据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

3．吐谷浑同样重视姓名祖源。"吐谷浑"原为慕容涉归（?-283）庶子的名，最早见于《宋书》:"阿豺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因中原地区有"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的传统，深受此影响的叶延说："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此后便以"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和政权名，直到隋初夸吕死后，吐谷浑人"还以慕容为姓"。吐谷浑虽然没有直接自称"炎黄子孙"，但通过攀附慕容庞及昌黎这个祖居之地，为自己"华夷共祖"的叙述找到了依据。《晋书》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记载更为详细："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日东胡"，通过追溯其祖先为有熊氏（黄帝）、高辛氏（帝喾)，鲜卑族构建起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慕容威、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明均以昌黎为祖源地，"其先昌黎人也，即前燕高祖武宣皇帝庞之后"。其实，早在东晋，叶延便称："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这样，吐谷浑便将自己的谱系连接到慕容庞之下，间接实现了与炎黄华夏的对接，重新诠释了"华夷共祖"的历史记忆，而慕容庞祖源的真实性已经不再重要。到了唐代，吐谷浑更是"祖述炎黄"，直接自称帝轩（黄帝轩辕氏）、轩皇后裔，如《慕容曦皓墓志铭》载："步摇之族，基于帝轩",《慕容环墓志》曰："伊昔祖先，系于轩皇"。

4．吐谷浑的宗教信仰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呈现儒释道三教与原始宗教信仰并存的格局"。吐谷浑最早信仰原始宗教，如周伟洲在《吐谷浑史》一书中说"卜筮即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人曾言"先公称卜筮之言"。最晚在慕利延时期，吐谷浑已有佛教信仰，"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到了拾寅时期（452-481)"国中有佛法"，伏连筹时期（490-529）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夸吕时期(535-591)"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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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吐谷浑在夷夏互动中融入中华民族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不同的类型，如谷苞所言："一种是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一种是有大量的汉族分别融合于许多少数民族；另一种是有大量的某一少数民族与另一个或另几个少数民族相融合"，费孝通等均持此说。在谷苞观点基础上，孙进已结合苏联学者IO.B．勃罗姆列伊关于世界各民族融合的3个类型（即结合、一体化和同化），进一步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分为5种状况，即华夏诸族聚合为汉族的过程，大量少数民族的人口融合于汉族，汉族融入少数民族，起源相近而经济、语言、文化相近的少数民族的结合过程，以及不同起源、不同经济、文化、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尽管民族融合类型有所不同，融合形式多样，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和清代4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加深了解，取长补短，从"多元"交融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入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之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一）由"融"而形成

所谓由"融"而形成，即慕容鲜卑与多个民族融合后形成吐谷浑民族。吐谷浑民族的形成，既体现出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类型，更多的是几个少数民族相融合类型，所以有学者认为"和羌怕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的。至于后来与吐蕃的融合，那又是另一种性质"。最初，吐谷浑作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人数很少，在其迁徙过程中，特别是建立政权后统治了鲜卑、羌、氐的一些氏族或部落以及原属匈奴的赫连氏（铁弗匈奴）、沮渠氏，原属高车的翟氏、乞袁氏，原属突厥的铁勒等10余部，原属西域胡人的部善、且末康氏和龟兹白氏等。因此，吐谷浑以鲜卑和羌族为主，"事实上应为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氏、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属的氏族或部落逐步融合成为一个统以"吐谷浑"为族名的新的民族，完成于6世纪末7世纪初的北周末年至隋代，"正因为在吐谷浑政权长期统治下的其他族属的人民最后融入吐谷浑，使吐谷浑变成了一个新的、较为巩固的民族共同体"。

（二）向"融"而前行

所谓向"融"而前行，即吐谷浑融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等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中。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唐朝对吐蕃战争失败后，吐谷浑复国的希望破灭，诺曷钵部被安置于灵州安乐州和长乐州，道奴部被安置于夏州、延州，还有一部分陆续投归唐朝或被唐军俘虏的吐谷浑人被安置于河西的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之南,"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些内迁的吐谷浑人日益受到唐朝的威令、声教影响，并与唐宗室、外戚通婚，子弟童年人侍。安史之乱后，居于河西、陇右的吐谷浑东迁至盐州、庆州、夏州等地，还有一部分继续往东，渡过黄河到达河东道太原府、潞州等地，与内迁的党项、沙陀等部在一起，以畜牧业为生，更加接近"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中原地区，逐渐受到中原礼乐文化的浸染。五代时期，河东各部及朔大部分吐谷浑部落先后处于五代政权统治之下，"与当地汉族及其他族人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因而与其他族人民一样也逐渐汉化，最后融入汉族之中"。至北宋初年，河东及朔方大部的吐谷浑已很少见于史载。进入北宋时期，散居于朔方盐州、庆州、夏州、银州等地的吐谷浑部落先后处于北宋、西夏政权统治之下，渐次融入汉族或党项之中，至元初虽偶见于史籍，但其后慢慢不见于记载。这表明吐谷浑在夷夏互动中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洪流，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特性。

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旦长期深入对方，多会被对方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所征服，因此，如费孝通所言："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进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会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也"的李嗣恩，被后唐太祖李克用"赐姓名，以为子"，随其转战各地；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浑"，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收养。后来李嗣恩和李金全与后唐沙陀统治者一起汉化了。

（三）因"融"而新生

所谓因"融"而新生，即吐谷浑与其他民族再融合后产生新的民族——土族。多数学者认为，吐谷浑是今土族的主要族源，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东部的互助、民和、大通3县，它们正是历史上吐谷浑长期居住的地区。11世纪后，居住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处于一个以吐蕃为主的确厮罗政权统治之下，受吐蕃文化、习俗、语言等影响，有的融入吐蕃人中。世纪后的藏文文献中称吐谷浑为"霍尔"，如《西藏王统记》载："巴达霍尔王之大臣百骑，亦来求娶公主",《红史》也载："吐谷浑乃黄霍尔"。由此，他们逐渐接受"霍尔"这一称呼，自称为霍尔人，其居住地也出现了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之地）之类的地名。至今，一部分土族将霍尔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如今的藏族仍称土族为霍尔，"霍尔即胡儿，是土族的重要来源，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13世纪后，蒙古人南下，霍尔人与蒙古驻军和南下的蒙古部落融合，乃至通婚，逐步融入蒙古族中。所以，至今互助县一带的土族自称"蒙古尔"，其语言基本上与蒙古语相同或相似，或把蒙古将领奉为祖先。直到14世纪中期，大致在元末明初，土族最后形成，"杂居在一起的几个族，或他们的一部分，由于原来的社会组织遭到破坏，更易促使他们在经济、文化、语言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收，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从风俗习惯来看，土族保存了吐谷浑的不少旧俗。比如，土族妇女辫发，多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称之为"吐谷浑扭达"。1949年前的土族也有富者多出钱财的买卖婚和贫者抢女的掠夺婚，其葬礼完成就除去丧服。土族信仰"护法神箭"或"五台护法"，这与吐谷浑第9位主阿豺（417-424年在位）临终时折箭遗教有密切关系。总的来看，经过吐谷浑—-阿豺时期、霍尔时期、霍尔一蒙古一土人时期，留居青海等原地的吐谷浑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融入了藏、蒙、汉、羌等族，最后形成了今天的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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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纵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之一，"大一统"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逐渐成为深入各民族血脉的精神共识，积淀成各民族交融汇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既是打开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金钥匙，也是各民族认同中国的思想渊源，而认同中国则是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实现路径，"'大一统'思想与'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认同，密不可分"。所以，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虽然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但这些民族都视自身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或支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生动展现出了"江流九派尽朝宗"的民族态势。

作为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吐谷浑认同"中国"，以"大一统"思想为理念根基，以融入中国而达到"夷夏一体"的状态为最终归宿。在中华文化濡染尤其是"大一统"思想浸润下，吐谷浑从"开土西藩"到"退居河朔"，始终追求中国的"大一统"，自觉把本民族纳入"中华（中国）"范畴，长期作为中央王朝的藩属，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对"中国"的认同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增强、渐次深化，在交往交流中最终融入中国，走向了"夷夏一体"。特别是吐谷浑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吹起了浓烈的华风，用实际行动一改过去"夷夏有别""夏尊夷卑"的观念，走向了"华夷一家""华夷同风"，彰显了浓厚的中华（中国）意识，做出了各民族认同中国的示范，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案例。

吐谷浑最后融入中华民族，既是吐谷浑对中国认同的最有力体现，也是吐谷浑从浅层次认同到高度认同的蝶变升华。文化的力量在于"文以化人"，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塑造认同，吐谷浑深受中华文化濡染，特别是"大一统"思想浸润，内迁后更受"礼乐中国"的影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和当地的汉族更加趋同，使得其由"幸慕华风"到"类乎华邦"，以至"华夷同风"的文化认同，最终走向融入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含政治认同）。先进的民族、国家往往吸引并影响后进的民族、国家，整个生产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吐谷浑向往"中国"的强盛、繁荣，倾慕"中国"的文明、先进，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盖慕诸华为之"，走向了兴盛，"固然是由于其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因其长期与其他政权接触，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尤其是在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吐谷浑不少部落先后内附于代表先进"中国"的唐朝，并且"祖述炎黄"，具有"在自我认同本民族的基础上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观念"，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中，通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相互通婚等方式，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从向往中国走向了"夷夏一体"，正是吐谷浑认同"中国"的至高境界。为求得自身更好地生存发展，吐谷浑在多个政权之间寻求平衡，依附一些强大政权特别是强盛的中央王朝，在吐谷浑政权灭亡后，以"吐浑"或"退浑"为名的吐谷浑族的部落又绵延发展了300多年，融进其他民族，从"中国西藩"转变为融入中央王朝，纳入了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从这里来看，吐谷浑对"中国"的认同本质上也是吐谷浑民族及其政权、成员对"天下"秩序的一种"适应性嵌入"，体现了古代游牧民族在多元互动中塑造自我复合身份的历史智慧。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夷夏关系始终是理解"中国"这一名称的核心维度。中国不仅是"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天下"，更是夷夏互动的"天下"。在"中国"这个"天下"之中，夷、夏如同阴和阳，"中国之有夷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阳不能无阴，中国不能无夷狄"，既共生共存，又互化互融，共处于"中国"这个统一体中，共同构建"天下"秩序，共享"中国"这一美称，具有了"中国"认同的统一性。如阴阳的夷夏互动之"势"，是多种内涵的中国形成的原始动力所在，也可以说"中国"是夷夏互动之"势"的产物。作为这个"势"中的一部分力量，认同"中国"的吐谷浑及其所融入的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一起融入中国、共创中华，皆凝聚在"中国"这个具有极强包容性和极大吸引力的旗帜下，既共享多民族共有的大一统中国，也为中国的形成尽了应尽之力。

文章来源

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转自“认同研究”2025年8月12日。特此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