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伟又有杰作了！但导演是谁？

还是想称呼这个匈牙利导演的名字为伊 尔迪科 ·埃涅迪 。

现在比较流行的译法茵叶蒂，有望文生音的问题。

所以，先叫她埃涅迪。

最近在威尼斯电影节，埃涅迪执导的《沉默的朋友》，被认为是有机会冲击金狮奖。

如果成功，这会是梁朝伟第四次参演金狮奖作品。之前有《悲情城市》《三轮车夫》《色，戒》，梁朝伟自己也得过威尼斯的终身成就奖，堪称威尼斯福星。

《沉默 的朋友》

大家对伊 尔迪科 ·埃涅迪 不熟悉，今天想聊聊这个人。重点也不是谈作品，而是这个人本身。

埃涅迪 之前得过金熊奖，也就是 2017年的《肉与灵》。

《肉与灵》

得奖归来，在 随后的媒体采访中，她 不期然地触及到了一个政治。

有 一家德国电台采访 她 ，问 到 影片中一个涉及轻微腐败的场景时，她回应 说 ，她为匈牙利的政治状况感到羞耻，特别是民主制衡机制被系统性瓦解 这样一个现状。

这番言论立即在匈牙利国内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支持 政府 这一边 的媒体和政 客 迅速抓住这一点，将埃涅迪描绘成对国家忘恩负义的背叛行为。执政党青民盟的欧洲议会议员陶马什 · 多伊奇在 Facebook上公开嘲讽她， 说 她既然接受了国家资助拍电影， 为什么还说这种话？

另一个亲政府的 陶马什 · 兰奇指责她 「 反咬喂食之手 」 。 这种把她塑造成 一个忘恩负义叛徒 的说辞 ，是匈牙利官方叙事中用来攻击知识分子的常用手法。

后来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埃涅迪做出了回应。她 说自己 说话的方式 可能有点不妥 ， 但是一点不后悔所说的 内容 。

还有一件事，是 2020年，匈牙利政府颁布法令，将国立戏剧与电影艺术大学（SZFE）的管理权 ， 移交给一个由政府 控制的 私人基金会 。匈牙利国内普遍认为这是对 学术自治的致命一击，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抗议。

作为该校备受尊敬的教授，埃涅迪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学生们对校园的封锁，但她提供了道义支持。 她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匈牙利教育部人为制造管理危机，也就是拒绝任命校长，再借口解决这个危机，强行改组大学。这封公开信在示威活动上被宣读。

接下来 ，埃涅迪 和 其他 21名教师共同宣布，他们将不在新的领导层下开设新课程，理由是大学自治的缺失 ， 使 得教 学自由 无法保障 。 之后 她继续支持师生们成立的独立组织 「 自由 SZFE协会 」 ，还持续 公开批评新的大学领导层 ， 将旧体制下培养的学生成就归为己有 。

埃涅迪 最常常被攻击的一个点，就是她拍电影用的资金是来自国家扶持。

另一个常常批评匈牙利政府的贝拉 ·塔尔，也面临过一样的非议。这种逻辑相当于是说 ，接受国家资助 ，就 使艺术家对国家负有亏欠， 因此就有 忠诚的义务 ，不得批评国家 。

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种论调不值一驳。因为 国家电影基金的资金 ， 并非来自政府或 官员 的恩赐，而是源自纳税人的钱 ，主要来源是 彩票收入。因此，接受资助并不意味着需要对政府效忠。她将自己的角色比作医生，医生宣誓是为了救死扶伤，而她宣誓是为了拍电影，无论执政者是谁。 换言之， 创作有意义的艺术 ，敢于批评权力，才是对纳税人的回报。

她的 这 个 立场不仅仅是 在 为自己辩护，更是关于公共资金性质和艺术家在民主社会中角色的 一份 政治声明。

对于外界对东欧导演的某种倾向明确的期待，埃涅迪也表示拒绝。

她 认为自己是一位欧洲电影人， 那种 从未言明 的 期望 ，也就是 东欧导演应该展现极端的作者姿态， 或者应该 处理沉重的 历史和 社会议题 ，在她看来同样构成对创作的束缚。 她 更愿意 选择将电影背景设在巴黎或运用欧洲文化原型， 从而和 更广泛的欧洲文化遗产进行对话。

我们可以倒回去说下 埃涅迪的家庭背景 ，她出生于布达佩斯 的知识分子 家庭 。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院士。她 的丈夫是 德国作家、文学史家 、 翻译家威廉 ·德罗斯特。他们有两个孩子， 同时生活在匈牙利和德国。

关于埃涅迪和丈夫 相识的故事 ， 是一 个经常 被提 到 的 故事 。 1989年，埃涅迪在汉堡拍摄她的首部电影《我的二十世纪》时， 两人相遇了 ，见面的当天 ，就 决定 要 在一起 生活 。

这个故事 和埃涅迪 后来的电影《我妻子的故事》中的情节 ，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也算是 生活 中的 一丝传奇色彩。

《我妻子的故事》

埃涅迪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她 说 ，在那之前，几乎感觉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但这场悲剧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创伤。这 件事 ， 或许 为 我们 理解她作品中 ，总是 反复出现的脆弱和同情主题 ， 提供了一个悲伤的注脚。

埃涅迪的艺术生涯 ，开 始于 著名的贝拉 · 巴拉兹工作室，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实验电影的摇篮。

更重要的是，她自豪地将自己视为前卫艺术家和思想家米克洛什 · 厄尔德利的学生。这种联系 ，可以解 释她电影中常见的哲学深度 ，还有为什么 常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标签 。

在匈牙利国内，埃涅迪常被视为 「 失落的一代 」 导演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在 1989年政权更迭后因电影产业的混乱而中断。 埃涅迪算运气好的，她 1989年获得了戛纳的金摄影机奖，之后在九十年代，她可以在国际资金的支持下，以一定频率展开创作。

1999年 的 《 魔术师西蒙的爱情 》 之后， 埃涅迪 中断电影创作长达十八年。

《 魔术师西蒙的爱情 》

用埃涅迪的话说，她落入了一个外国制片人的魔爪，不仅耽误了创作，并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一度 需要接受抑郁症治疗 。

大致的经过是， 在 2000年代初，埃涅迪获得了匈牙利著名作家米兰·福斯特同名小说《我妻子的故事》的电影改编权。 她为这个项目倾 注了巨大热情 。 由于 小说的 时代背景和跨国叙事，项目的预算 很高，需要国际融资。 一位德国制片人拿下了项目的开发权，承诺会为这部电影筹集到所需的资金。然而， 在 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事情陷入了僵局 。

这位德国制片人年复一年地向埃涅迪保证资金即将到位，但融资始终没有成功。项目被无休止地拖延。由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埃涅迪被 「 困住 」 了。只要合约有效，她就无法将这个项目带走，去寻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所以 埃涅迪 说自己的这 段经历如同被囚禁。

经过十年的拉扯和等待，埃涅迪 才 设法从这个失败的合作关系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了对自己项目的控制权。

在经历了这次巨大 的 创伤后，她决定转向 ， 不再执着于那个宏大而复杂的项目，而是选择创作一个规模更小、更个人化、可以在匈牙利本土独立完成的故事。

也就是 《肉与灵》。这部电影预算不高，拍摄周期短，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她曾说，创作《肉与灵》的过程对她而言是一 次 康复和疗愈，让她重新找回了拍电影的纯粹乐趣。

《肉与灵》

谁也没想到， 《肉与灵》在 2017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次巨大的成功，反过来为埃涅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和资源 ，帮助她重启《我妻子的故事》。

这部电影后来由蕾雅 ·赛杜主演，入围了2021年的戛纳电影节。

埃涅迪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她有一篇采访的标题是， 如果有 incel男性运动， 那 我就会成为女权主义者 。

所以她或许不能算今天标准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她说， 《我妻子的故事》 是 对父权制的温柔告别 ，但同时也是 对男性的致敬 ，她希望促进性别之间的对话。

《我妻子的故事》

对了，有一个小八卦。

埃涅迪 是《最后生还者》的忠实粉丝， 非常 希望 自己有机会能 执导 HBO改编剧集中的一集 。 2021年柏林电影节，埃涅迪是评委会成员，她碰到了波斯尼亚导演 亚斯米拉 ·日巴尼奇 。 日巴尼奇 执导了 《最后生还者》第一季 中的某一集，当时第一季还没有杀青，埃涅迪就请求日巴尼奇，找剧集制作人 克雷格 ·麦辛 替自己说说好话，代为推荐一下。可惜这事没有下文，《最后生还者》第二季口碑塌方，如果之前真的请了埃涅迪，不知会不会好些？

所以埃涅迪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方面她是典型的欧洲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也关注大众文化。她批评政治，维护自己的艺术完整性，但并不甘愿受到刻板话语的束缚，重要的是找到符合自己本心的表达。她二十年如一日，推进困难项目的完成，虽然有软弱的一面，受到严重创伤，但终究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