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忆南下接管平江之初，新兵打死两人，死者家属却要求从宽发落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盛夏里的雷雨天，人们在屋檐下望着雨珠滴滴砸落，总觉得天气快要变了，心头却还盘着没着落的大事。1949年那个七月，齐寿良大半夜睡不着，就是这种心情。他带着一支南下队伍，骨碌碌穿了七省、爬了无数山道，将近四个月，总算一脚踏进了平江县城，那地方三省交界，旧事太多，老区气息重。外人或许只觉地势险、路难行，可齐寿良明白，这脚下不知埋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血。进到城门时，他回头看看自己带来的这些小伙子们，一群山西来的，衣角上还沾着路上捡来的泥灰，他叹口气，也庆幸，终于算是活着盼来了新世界。

说到平江这地方，那绝不是谁都能管得了的。你看，湘、鄂、赣的交界一带，从来都是兵家必争，地形险峻得逼人，一个转弯山就挡住视线，风声鹤唳都是常有的事。早些年，平江闹过轰动半边天的起义，也动过人人闻之色变的大案。说句难听的，这里的土壤混着汗水也混着泪水。齐寿良落脚的第一宿，乡里杂役灰头土脸过来搭话，说自家祖辈就是这里的“红军根子”，要不是这个地儿当年五万多壮丁跟着红军上了前线，恐怕今日的平江还真守不住这份红。

他遇见过一位老汉，踩着布鞋送菜进城，指着山那头讲：“以前我们家有两个儿子都去了大山。一个在红四军，一个后来走散了，说不准埋在哪片地里。”人前也好，夜里自个也罢，这种故事在街头巷尾添油加醋地流传着。老城里既出过百名将军，也养出了不少从书香门第走出来的专家学者——当地人开的烟纸店后头，有块褪色的木匾，上头还隐约看得到“新生之家”的字。那些还没逃走的国民党旧部，跟一些慌不择路的土匪搅到一起，把县里搅得乌烟瘴气。齐寿良晚上睡觉，窗外时不时传来脚步飘忽，一会儿是担心有人来造谣生事，一会儿又怕哪户老百姓闹出乱子。他心里明白，想叫老百姓服气，单靠口号恐怕办不成，还得拿点真东西出来让人信了你。

第一件急事，是稳住大家的心思。有亲戚在杨家弄卖豆腐的老张头，一听“新政权”要进城，赶紧锁门带孙子躲去了后山，不少人本打算收拾点细软投奔外地亲戚。那阵子，街头巷尾贴着崭新的布告和八条标语，齐寿良让会写大字的副手亲自誊抄，然后一条街一条街地贴过去。杨家弄有个会吹口哨的小伙子白天帮着招呼大家来听传达，说“现在讲政策，谁有冤屈谁先说，别闭门找不痛快！”新旧交接里，说实话，多半人不信什么“新政策”，心里想着胳膊拧不过大腿。齐寿良干脆带人下到市口，和老婆孩子一块讲："咱们不拉外省兵来折腾乡亲，都是自家人，有话当面讲。"

进城第二天，接踵而来的却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家家拉门慢着把财产往后院藏。可说来也怪，历次大乱都难得消停，可这会儿短短几天，安定的景象慢慢显出来。遇见老红军家属来寻亲，或是烈士的弟弟妹妹提着篮子来打探消息，齐寿良总是亲自接待。傅秋涛那一支血脉，弟弟傅启涛一见齐寿良，眼里带着家长里短的思念，“哥哥托付过的，还请多照应。”后来，有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央求“烈士塔一定不能忘了建。”你看，前头走得再远，都有家里人牵着心。

接下来的事就像摆摊赶集，哪头热闹先去哪头。一个本地老乡隔三差五敲门想打听新任官员底细，镇上纷纷议论着谁来管事。齐寿良顺势组织了大大小小的见面会，县里有头有脸的老人、文化人、退伍兵都被请来坐在一条大板凳上，有人讲自家的革命故事，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新政权该怎么走。城区里那位从外地刚回来的工程师，手里握着自己家的地契忧心忡忡，齐寿良就耐着性子解释政策，有一回甚至和人家磨了半宿，直谈到鸡叫头。

南下干部辛苦归辛苦，最怕莫过于失误闹出乱子。记得进城不久后，有一桩麻烦事摆在眼前：解放军某部的卫生员，因为半夜接诊慌乱，扎错了针，害得一位老人没能救过来，本地流言那叫一个凶。反动分子正愁没机会，立刻造谣，说军队乱来。街坊邻居看风声不对，拖家带口往城外跑。齐寿良知道，这回再不处理妥当，怕是信任就要碎一地。他没有犹豫，找上军队官兵跟着前去给老人办丧事，追悼会间当众让那卫生员下跪谢罪。白发人哭红了眼，倒抢先说：“是命里该有这劫，孩子也没恶意。”有人悄在一边辩解：“也是个可怜人。”于是风向倒转，谣言在灯下慢慢熄了。

在这种千头万绪的时候，齐寿良忙得脚不沾地。政权架子搭起来，县、区、乡各级干部要调派，却光靠南下来的六十多人全然不够。怎么办？他跟梁书文一合计，得让本地人担起来。哪怕是参加过早年游击队、后来隐退了的，只要为民做过实事，一律征召；就连一向低调的烈士遗孀，这回也捧着家里小孩来了，主动请缨。不少干部半天前还在田头种地，一夜成了区委书记、组织委员。齐寿良怕他们怯场，每周都亲自下去给大家讲课，跟老革命故事掺着家长里短，哪怕有人只认得十二个字，也能听懂个中深意。

其实刚上手的新干部，心里没底气，更别说遇到棘手事。记得那会儿，有两个曾在大抗战时随游击队走南闯北的妇女主动回来参加培训，成了乡政权的骨干。谁家诞生个新领导，晚上邻居都来道喜，说“苦日子该有头了。”就这样，一批批年轻人和旧骨干撑起了整个县的基层政权。不少后来能干的人物当初也不过是村口的放羊娃——像龙光启刚上任时还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后生，几年后已能独当一面。你说新社会给不给人机会？就看谁敢扛得起。

有人说老区多是复杂人情世故，确实如此。有些当年红军大队骁将，如今却成了地头的“老好人”；更有些人早年革命后来脱队，难免人言蜚蜚。齐寿良掂量着“人心事大”，不愿一刀切，而是让老干部轮流动员，再联合村里长者、进步教师一道商量着用人。判断“骨头硬不硬”，有的放得开，有的还得多磨两遍。他常挂在嘴边：“得看老账，更要看新账！”或许这就是人情微妙处，既要有筋骨，也要讲点烟火气。

你看那年清明，平江市口临时支个杉木台子，村里老人和稚子凑一块儿祭奠烈士。齐寿良带头默哀，现场有人抹泪，也有小孩悄悄学吹军号。还有一个细节，县政府门口，抓出一个破旧布袋，里面都是烈士家属自家存的老照片和纪念章，齐寿良吩咐人专门找出一间屋，当做“革命屋”，谁家有旧物有故事都可来存放。钟期光那些将军路过时总爱停脚，要看一眼这群老去的、活下来的红军子弟。群众谁见了不慨叹：“新平江总算盼来个人做事！”

可苦日子从未真完结过，谁都知道路还长。南下干部和本地骨干常围坐一桌夜话，“多亏大家拧成一股绳！” 你说，那些流血牺牲的人，是否想得到家乡最后还是属于自家人？谁又能说得准。只知道齐寿良进城那天，天上乌云浓得压人，南方人的汗如雨下，老区的故事却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后来这新平江怎么样了？也许我们自己心里，都早已隐隐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