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传：一代女皇的权力之路与时代印记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上，男性始终是政治舞台的绝对主角，帝王之位似乎是男性专属的象征。然而，武则天却以女子之身，冲破礼教的桎梏与世俗的偏见，在李唐王朝的基础上建立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既有政治手腕的凌厉与智慧，也伴随着争议与谜团；她所处的时代，既是贞观之治的延续，也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她以一己之力，在男权主导的封建体系中刻下了属于女性的深刻印记。

一、初入宫廷：武家有女初长成

武则天出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其父武士彟本是山西文水的商人，在隋末天下大乱之际，审时度势，资助李渊起兵反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先后担任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职，封应国公。这样的家庭背景，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名门望族，却也为武则天提供了优于普通女子的成长环境——她无需像寻常闺阁女子那般只专注于针线女红，反而有机会接触到诗书典籍与官场文化，父亲在商场与官场中的周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对权力与人际关系的认知。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14岁的武则天因容貌秀丽被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这是她第一次踏入权力中心的核心地带——长安皇宫。对于入宫，武则天的态度与寻常女子的惶恐不同，据《旧唐书》记载，临行前，她对母亲杨氏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这份超出年龄的冷静与胆识，预示着她绝非甘愿在后宫中默默无闻的女子。

入宫后的武则天，在唐太宗身边度过了十二年的才人时光。这段岁月，她并未获得唐太宗的格外宠爱，始终停留在五品才人的位份上。唐太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欣赏的是长孙皇后那般温婉贤淑、能为他打理后宫、辅佐朝政的女子，而武则天身上的锐气与主见，或许并不符合他对后妃的期待。相传，唐太宗曾得到一匹名为“狮子骢”的烈马，无人能驯服，武则天却主动请缨，提出“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的驯马之法。这番话虽展现了她的果决与狠辣，却也可能让唐太宗对她多了几分忌惮，进一步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不过，十二年的宫廷生活并非毫无收获。在唐太宗身边，武则天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帝王处理朝政的方式，了解唐朝的政治架构与权力运作逻辑，更结识了当时的太子李治。李治性情温和，略带柔弱，与唐太宗的刚猛、武则天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互补，让两人在日常接触中逐渐产生了微妙的情愫。而这份情愫，成为武则天在唐太宗去世后，得以摆脱“入感业寺为尼”的命运，重新回到宫廷的关键伏笔。

二、二次入宫：从昭仪到皇后的逆袭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按照唐朝制度，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宫嫔妃需前往感业寺削发为尼，武则天也在此列。对于大多数嫔妃而言，感业寺便是她们人生的终点，意味着与宫廷权力彻底绝缘，但武则天并未放弃。她与李治之间早已埋下的情感种子，在此时成为了她重返宫廷的唯一希望。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李治为祭奠唐太宗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重逢。两人相见，旧情复燃，武则天抓住这一机会，以泪水与深情打动了李治。此次重逢，让李治坚定了将武则天接回宫中的想法，却也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礼教的束缚、朝臣的反对，以及当时后宫中掌权的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忌惮。

此时的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正为争夺李治的宠爱而斗得不可开交。王皇后出身名门望族，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虽位居后位，却无子嗣，逐渐失宠于李治；萧淑妃则因生下皇子李素节，深得李治喜爱，对王皇后的后位构成了直接威胁。在得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私情后，王皇后为了打击萧淑妃，主动向李治提议将武则天接入宫中，她认为武则天出身不高，且曾是先帝才人，入宫后只能依附于自己，可成为对抗萧淑妃的棋子。这一决定，无疑是王皇后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她低估了武则天的野心与能力，最终引狼入室，葬送了自己的后位与性命。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武则天告别感业寺，再次踏入长安皇宫，被李治封为二品昭仪。此次入宫，武则天已不再是十二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才人，她深知宫廷斗争的残酷，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皇帝的宠爱，更要在后宫中站稳脚跟，乃至掌控更高的权力。她一方面对李治温柔体贴，百般迎合，迅速取代萧淑妃，成为李治最宠爱的嫔妃；另一方面，她对王皇后表现得恭敬顺从，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生下长女。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王皇后曾前来探望小公主，在王皇后离开后，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竟亲手将自己的女儿闷死，随后用被子盖好。当李治前来探望时，武则天假装惊讶地打开被子，发现女儿已死，随即质问左右宫人，宫人皆称“皇后刚来过”。李治勃然大怒，认定是王皇后害死了小公主，从此便有了“废王立武”的想法。这一“小公主之死”事件，是武则天争夺后位过程中最具争议的一笔，虽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一事件确实成为了李治决心废后的直接导火索。

“废王立武”的想法一经提出，便立刻引发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重臣（史称“关陇集团”）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王皇后出身名门，废后之举不仅违背礼教，更会动摇关陇贵族在朝廷中的核心地位；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中层官员，则因长期受到关陇集团的压制，希望通过支持“废王立武”来换取李治的信任，实现自身仕途的晋升，因此坚决拥护李治的决定。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皇后废立的后宫之事，实则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李治试图通过“废王立武”，打击手握重权的元老重臣，加强皇权；而武则天则成为了李治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的重要盟友。

为了推动“废王立武”，李治与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李治曾多次召见长孙无忌等人，试图说服他们同意废后，甚至不惜以重金赏赐、封官许愿等方式拉拢，但均遭到拒绝。武则天则暗中联络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让他们在朝堂上公开支持废后，形成舆论声势。同时，李治还援引“先帝遗诏”中“若有不可行之事，听朕（李治）随宜处分”的条款，强调自己拥有决定皇后废立的绝对权力。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治终于下定决心，将反对废后的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随后，下诏废黜王皇后与萧淑妃的位份，将她们囚禁于冷宫；同年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登上后位后，并未就此收手，她深知王皇后与萧淑妃仍是潜在的威胁，也为了彻底震慑反对自己的势力，便向李治进言，将王、萧二人赐死。据记载，武则天对二人采用了“人彘”之刑，手段之残忍，令人咋舌，也让朝廷上下见识到了这位新皇后的狠辣。

与此同时，武则天与李治继续对反对“废王立武”的元老重臣进行清算。长孙无忌被削去太尉之职，流放黔州，最终自缢身亡；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重臣也先后被罢官、流放，关陇集团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通过“废王立武”，李治成功加强了皇权，而武则天则不仅成为了皇后，更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政治资本，培养了自己的亲信势力，开始逐渐参与到朝政之中，为她日后掌控最高权力埋下了伏笔。

三、垂帘听政：二圣临朝的权力格局

成为皇后之后，武则天并未满足于后宫的掌控权，她凭借着李治的信任与自身的政治才能，开始逐步介入朝政。此时的李治，身体状况逐渐变差，常常头晕目眩，无法长时间处理政务，而武则天则因“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成为了李治处理朝政的重要助手。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因风疾发作，无法亲理朝政，便正式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这是武则天第一次全面接触唐朝的核心政务，她凭借着出色的政治手腕，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不仅赢得了李治的进一步信任，也让朝臣们逐渐认可了她的政治能力。此后，李治虽仍在位，但朝政大权已逐渐向武则天倾斜，形成了“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的局面。

然而，武则天的专权也引起了李治的不满。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李治因不满武则天“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便与宰相上官仪商议，打算下诏废黜武则天的皇后之位。上官仪当即起草废后诏书，却不料消息被武则天的亲信得知，迅速报告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得知后，立刻前往李治面前哭诉，陈述自己多年来辅佐朝政的辛劳，以及对李治的深情。李治本就性格柔弱，又念及武则天的功劳与两人的感情，顿时心生悔意，竟将责任全部推到上官仪身上，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随后，武则天便以“谋大逆”的罪名，将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处死，家产抄没，亲属流放。经此一事，李治彻底失去了与武则天抗衡的能力，此后，他对武则天更加依赖，朝廷政务几乎全部由武则天决断。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加号“天皇”，武则天加号“天后”，史称“二圣”。此时的武则天，虽然名义上仍是皇后，但实际上已与李治平起平坐，掌握了唐朝的最高权力。在“二圣临朝”期间，武则天提出了著名的“建言十二事”，包括“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项建议，涵盖了农业、军事、吏治、文化、社会伦理等多个方面，既符合当时唐朝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远见。其中，“劝农桑，薄赋徭”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缓解百姓负担；“广言路”“杜谗口”有助于拓宽言路，防止奸臣当道；“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则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伦理中的地位，为她日后称帝争取女性支持奠定了基础。“建言十二事”的提出与实施，不仅推动了唐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让武则天的威望进一步提升，得到了更多朝臣与百姓的支持。

在掌控朝政的同时，武则天也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势力，为日后的权力交接做准备。她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亲信官员，让他们担任宰相、尚书等重要职务，掌控中央行政权力；同时，她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出身寒门、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如狄仁杰、姚崇、宋璟等。这些官员因得到武则天的提拔，对她忠心耿耿，成为了她日后推行改革、巩固统治的重要力量。此外，武则天还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与培养，尤其是对太子李显、李旦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合格的继承人。然而，由于武则天对权力的掌控欲极强，她与太子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太子李弘因与武则天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且同情被武则天迫害的萧淑妃之女义阳公主、宣城公主，被武则天毒杀于洛阳合璧宫。李弘死后，李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聪慧过人，颇有才干，曾召集学者注释《后汉书》，在朝廷中拥有较高的声望。但他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武则天认为李贤对自己的权力构成了威胁，便以“谋反”的罪名，将李贤废为庶人，流放巴州，后又派人将其逼死。李贤被废后，李治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驾崩，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掌握了实际的朝政大权。

四、废唐建周：从皇太后到女皇帝的跨越

唐中宗李显即位后，试图摆脱武则天的控制，掌握朝政大权。他即位不久，便打算任命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宰相之一），这一决定遭到了宰相裴炎的反对。李显大怒，说道：“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这句话被裴炎报告给了武则天，武则天认为李显昏庸无能，且有脱离自己掌控的迹象，便决定废黜李显。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在洛阳宫乾元殿召集百官，以李显“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为由，下令将其废为庐陵王，流放房州。随后，武则天立第四子李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李旦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被武则天软禁在宫中，不得干预朝政，所有政务均由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决断。

废黜李显、软禁李旦后，武则天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她并未满足，称帝的野心逐渐显露。为了实现称帝的目标，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舆论、政治、军事等多个方面为自己造势，清除反对势力。

在舆论方面，武则天利用宗教与祥瑞之说，为自己称帝制造合法性依据。她大力扶持佛教，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李唐王朝尊道教为国家宗教），并命僧人法明等撰写《大云经疏》，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为她称帝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同时，全国各地不断上报“祥瑞”，如“洛水出宝图”“嘉禾生”“凤凰集”等，这些祥瑞被解读为“上天示警，当由女主掌权”的征兆，进一步营造了武则天称帝的舆论氛围。

在政治方面，武则天继续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英国公徐敬业（徐世勣之孙）因不满武则天专权，在扬州起兵反叛，号称“匡复庐陵王”，拥兵十余万。武则天迅速任命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军平定叛乱。徐敬业的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战略失误，仅持续了三个月便被平定，徐敬业兵败被杀。平定徐敬业叛乱后，武则天以“谋反”为由，大肆诛杀与徐敬业有牵连的官员，包括宰相裴炎（裴炎因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被诬与徐敬业通谋）。通过此次事件，武则天进一步清除了朝廷中的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此后，武则天为了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创立了“铜匦”制度，即在洛阳宫门前设置四个铜匦，分别对应“延恩匦”（接受臣民献赋颂、求官爵的表疏）、“招谏匦”（接受臣民对朝政的批评建议）、“伸冤匦”（接受臣民的冤屈申诉）、“通玄匦”（接受臣民关于天象、灾变、军机等方面的报告）。铜匦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拓宽了言路，让武则天能够及时了解民情与朝政动态；另一方面，也为武则天打击异己提供了便利，鼓励臣民告密，使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不敢轻易反对武则天。在这一背景下，武则天重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对反对自己的官员进行残酷迫害。这些酷吏发明了多种酷刑，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等，让受刑者生不如死，许多官员被冤杀，一时间，唐朝的政治氛围变得极为恐怖。不过，酷吏政治只是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手段，当她的统治稳定后，便逐渐将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处死，以平息民愤，缓和政治矛盾。

在清除了内部反对势力、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后，武则天称帝的时机逐渐成熟。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授意亲信大臣与僧俗百姓上表劝进，请求她称帝。在多次“推辞”后，武则天最终“顺应天意”，接受了众人的请求。九月九日，武则天在洛阳则天门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定都洛阳（改称“神都”），自称“圣神皇帝”。同时，她追尊自己的父亲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立自己的侄子

武则天传：一代女皇的权力之路与时代印记（续）

立自己的侄子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将李唐宗室子弟贬为庶人或流放边疆，彻底斩断了李唐王朝复辟的直接可能。至此，武则天完成了从皇太后到女皇帝的跨越，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开启了长达十五年的武周统治时代。

五、武周新政：铁腕治世与民生考量

登基之后，武则天深知“打天下易，守天下难”。为了巩固武周政权，她以铁腕手段稳定政治秩序，同时推出一系列兼顾统治需求与民生发展的新政，试图在维护皇权权威与推动社会进步之间找到平衡。

在政治层面，武则天首要任务是解决“武氏掌权”与“李唐旧臣”之间的矛盾。她一方面继续重用此前提拔的寒门官员，如狄仁杰、娄师德、姚崇等，让他们担任宰相、尚书等要职，这些官员大多务实能干，不纠结于“李武之争”，更关注朝政实效，成为武周政权的核心支柱。狄仁杰尤为武则天信任，他曾多次直言进谏，甚至敢当面反驳武则天的不当决策，如反对武则天立武承嗣为太子，主张“姑侄之亲不如母子之亲”，为日后李唐复辟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武则天对潜在的政治威胁保持高度警惕。她虽已打压李唐宗室，但仍担心有人暗中谋反，因此保留了“铜匦告密”制度，不过不再像此前那般依赖酷吏，而是将其作为震慑手段。对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官员，无论其出身武氏宗族还是寒门，均严惩不贷。例如，武三思曾试图拉拢官员结党，被武则天察觉后严厉斥责，责令其闭门思过，此举既维护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也避免了武氏宗族因特权而腐败堕落。

在人才选拔上，武则天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打破门第限制，为寒门子弟开辟更多上升通道。她首创“殿试”制度，由皇帝亲自出题考核考生，既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正性，也让考生直接对皇帝产生归属感；又设立“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弥补了科举制度偏重文才的不足，为武周军队培养了一批优秀将领。此外，武则天还鼓励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规定“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可举荐”，即便举荐不当，也不追究举荐者责任，极大调动了地方官员举荐人才的积极性。在她统治期间，朝廷人才济济，除了狄仁杰、姚崇，还涌现出宋璟、张柬之等名臣，这些人不仅支撑了武周政权，更成为后来开元盛世的重要奠基人。

经济方面，武则天延续了“劝农桑、薄赋徭”的政策，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稳定的根本。她下令编撰《兆人本业记》，详细记载农业生产技术与农时规律，颁发给地方官员，指导百姓耕作；又推行“均田制”，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同时减轻赋税，对因灾荒而流亡的百姓，免除其赋税徭役，并由官府提供种子与农具，鼓励他们返乡务农。这些措施使得武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据史料记载，武则天统治末期，全国粮食储备充足，地方粮仓“仓廪丰实，百姓安乐”，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治理上，武则天注重缓和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她下令废除苛捐杂税，禁止官员欺压百姓；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由官府提供救济；又兴修水利，在关中、河南等地修建了数十处水利工程，解决了当地灌溉问题，减少了水旱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此外，武则天还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除了此前推行的“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还允许女性参与社交活动，甚至可以担任一些低级官职，这在男权主导的封建时代，无疑是一大突破。

不过，武周新政也存在一定争议。为了巩固统治，武则天曾大规模修建寺庙、佛像，如在洛阳修建白马寺、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百姓负担；同时，她为了打击反对势力，也曾制造过一些冤假错案，导致部分官员与百姓无辜受难。但总体而言，武周时期的社会仍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人口数量从唐高宗时期的380万户增加到武周末期的615万户，这一数据足以证明武则天的统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六、储位之争：李武博弈与晚年抉择

随着年龄增长，武则天逐渐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储位归属。此时的她已年过七旬，身体日渐衰弱，必须尽快确定继承人，以避免自己死后政权陷入混乱。而储位之争的核心，便是“立武氏子侄”还是“立李氏儿子”。

以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宗族，极力主张武则天立武氏子侄为太子。他们认为，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若传位给李氏儿子，无异于将政权归还李唐，武氏宗族将失去一切特权，甚至可能遭到清算；而传位给武氏子侄，才能保证武周政权延续，武氏宗族也能长久富贵。为此，武承嗣多次在武则天面前进言，甚至联合一些官员上表，请立自己为太子，还暗中打压主张立李氏的官员。

而以狄仁杰、李昭德为首的大臣，则坚决反对立武氏子侄，主张立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或李旦为太子。狄仁杰曾对武则天说：“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太庙者也。”这句话点中了武则天的要害——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只有儿子才能将母亲的牌位供奉在太庙中，侄子绝不会为姑姑祭祀。此外，狄仁杰还指出，天下百姓仍心向李唐，若立武氏子侄为太子，必然引发百姓不满，甚至可能导致叛乱，危及武周政权。

武则天对此犹豫不决。一方面，她建立武周，自然希望政权能由武氏掌控；另一方面，狄仁杰的话让她意识到，立子侄不仅不符合宗法制度，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此外，她也深知武承嗣、武三思虽有野心，却无治国之才，若传位给他们，武周政权难以长久；而李显、李旦虽为李氏，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传位给他们，自己身后的地位也能得到保障。

在犹豫期间，武则天曾试图调和李武矛盾，让李氏子弟与武氏子侄联姻，如让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让李旦的女儿新都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希望通过联姻巩固李武联盟，避免自己死后双方互相残杀。但这种联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武承嗣、武三思仍未放弃争夺储位，多次陷害李氏子弟。

最终，一场意外事件让武则天做出了决定。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永泰公主、武延基因私下议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被武则天赐死。这件事让武则天意识到，武氏子侄的野心已难以控制，若继续偏袒他们，不仅会激化李武矛盾，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统治。同时，狄仁杰、姚崇等大臣也多次进谏，恳请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武则天终于下定决心，派人前往房州，将被流放的李显接回洛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正式册立李显为太子，彻底结束了储位之争。这一决定，既符合宗法制度，也顺应了民心，为日后李唐复辟铺平了道路。

七、神龙政变：落幕与身后事

立李显为太子后，武则天的身体愈发衰弱，精力大不如前，逐渐将朝政交给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处理。张易之、张昌宗本是无才无德之辈，凭借武则天的宠爱，开始干预朝政，陷害忠良，甚至擅自任免官员，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不满。大臣们担心，若武则天去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可能会发动政变，篡改遗诏，危及太子李显的地位，因此纷纷密谋除掉二人，拥立李显提前登基。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将领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合太子李显，以“诛杀张易之、张昌宗，拥立太子复位”为名，率领禁军闯入洛阳宫，发动政变，史称“神龙政变”。政变军队迅速控制了皇宫，斩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随后包围了武则天居住的集仙殿，恳请武则天退位，传位于太子李显。

此时的武则天已年过八旬，无力反抗，只能接受现实。正月二十四日，武则天颁布诏书，正式退位，将皇位传给李显，李显再次登基，恢复国号为“唐”，史称“唐中宗复辟”。至此，长达十五年的武周政权结束，李唐王朝重新恢复统治。

退位后的武则天，被迁往洛阳上阳宫居住，李显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仍保留皇帝尊号。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李显对武则天仍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每月都会前往上阳宫探望。不过，武则天的内心十分落寞，她一生追求权力，如今却沦为无权无势的“太上皇帝”，加之身体衰弱，精神状态日渐消沉。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在上阳宫病逝，享年82岁。临终前，她留下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乾陵；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诸臣的亲属。”这道遗诏，既是武则天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展现了她最后的政治智慧——去掉帝号，以皇后身份与高宗合葬，既避免了自己死后被李唐宗室清算，也顺应了宗法制度；赦免旧敌亲属，则是为了缓和政治矛盾，为自己留下一个相对宽容的身后名。

武则天去世后，李显按照她的遗诏，将她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乾陵前，武则天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碑上没有刻写任何文字。关于“无字碑”的含义，后人有多种解读：有人认为，武则天觉得自己的功绩太大，无法用文字概括；有人认为，她自知一生争议颇多，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也有人认为，她以无字碑表示对李唐王朝的愧疚。无论如何，这块无字碑，成为了武则天一生最独特的注脚。

八、功过评说：一代女皇的历史印记

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争议。她以女子之身，冲破礼教束缚，登上权力顶峰，建立武周政权，在男权主导的封建时代，书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对于她的功过是非，后世评价不一，既有褒扬，也有批判。

从功绩来看，武则天的统治对唐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她延续了贞观之治的政策，重视农业生产，推动经济发展，让社会保持稳定；她改革科举制度，选拔寒门人才，打破了门阀贵族对官场的垄断，为唐朝培养了大批优秀官员；她打击豪强地主，维护均田制，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人口增长；她重视军事，加强边疆治理，巩固了唐朝的疆域。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没有她的过渡，贞观之治的成果可能难以延续，开元盛世也未必能如期到来。

从争议来看，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也存在明显缺陷。她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害亲生女儿（虽有争议）、毒杀太子李弘、逼死太子李贤，手段残忍；她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导致许多无辜官员与百姓受难；她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让他们干预朝政，引发政治混乱；她大规模修建寺庙佛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百姓负担。这些行为，不仅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成为后世批判她的重要依据。

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在封建时代，女性想要参与政治，甚至登上皇位，必然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使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武则天的残忍与狠辣，既是她个人性格的体现，也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必然结果。若她像长孙皇后那般温婉，绝无可能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存活下来，更不可能登上权力顶峰。

从长远来看，武则天的历史贡献远大于她的过错。她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发展，为开元盛世打下基础；她打破了性别偏见，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后世女性树立了榜样；她的政治智慧与手段，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学习的对象。正如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所说：“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更加客观、理性。人们不再仅仅关注她的性别与手段，而是更多地看到她作为统治者的能力与贡献。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性别如何，只要有才能、有抱负，敢于冲破束缚，就能在自己的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而她留下的无字碑，也在默默诉说着：真正的历史，不是由统治者自己书写的，而是由时间与人民共同评判的。

武则天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兴衰荣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永恒的记忆。她以自己的方式，在封建王朝的画卷上，留下了一抹最浓烈、最独特的色彩，至今仍被后人不断提及、探讨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