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环境肿瘤学的多维思考与实践价值

在全球健康治理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被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探索也提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公共健康？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疾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此，兰州大学环境肿瘤学研究团队——由中国抗癌协会环境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环境肿瘤学》系列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原副校长李玉民教授带领的400多位公共卫生领域的院士、专家团队，深耕西北区域特色环境与肿瘤关联研究十余年，尤其在“干旱区燃煤污染与肺癌”“土壤重金属暴露与消化道肿瘤”等细分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其主导的《环境肿瘤学》系列丛书、《西北农村环境暴露与肿瘤发病图谱》研究，首次明确了黄土高原地区砷、氟联合暴露与食管癌的剂量-反应关系，为区域精准防控提供了核心科学依据。在全球健康治理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推动这一融合多学科智慧的新兴领域发展，实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本文将结合传播学、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分享三点思考：共识构建、价值重构和共生之道。

一、共识构建：全球健康话语体系的基石

环境肿瘤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诞生恰逢全球气候变化、经济一体化与文明互鉴深化的时代背景。这一学科不仅是医学创新，更是“哲学命题与人类社会发展”——它以“人类命运健康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将传统医学（以中国中医药学为代表的理念）“治已病”转向“治未病”，通过跨学科协作破解环境与肿瘤的复杂关联。

从传播学视角看，健康是人类共同语言，但共识的形成需依托“科学叙事+场景化传播”双轮驱动。当前公共卫生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艾滋病持续蔓延（全球现存感染者3840万，2023年新增感染130万）、肿瘤发病率攀升（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新发肿瘤病例1930万，其中环境相关肿瘤占比超25%），而环境污染物的危害更具隐蔽性——如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在人体半衰期长达数年，已被证实会通过激活上皮-间质转化通路，使肺癌细胞迁移能力提升3倍，这一研究成果已被《柳叶刀·行星健康》收录。环境肿瘤学的提出，本质是通过科学叙事重构全球健康共识：既要用实验室数据锚定“环境-肿瘤”因果链，也要用公众可感知的案例打破认知壁垒。

正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健康的根基，这一理念在国内外实践中均得到验证。国内，“武威模式”通过“政府主导+医院执行+社区参与”的五级共治体系，将胃癌早诊率从18%提升至45%，相关经验已纳入《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国际上，北欧五国建立“PFAS管控-肿瘤监测”联动机制，通过立法限制PFAS在食品包装、化妆品中的使用，十年间相关肝癌发病率下降12%。这些实践表明，我们需在跨国别、跨文化的对话中构建包容性话语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侧重分享低成本筛查技术（如兰州大学研发的“粪便隐血+环境暴露问卷”联合筛查包，单份成本不足50元）；对发达国家，聚焦高端技术协作（如基因测序数据共享），让“环境-健康”理念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纲领。

二、 价值重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健康革命

环境肿瘤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医学突破，更在于其“经济伦理的革新”——它打破了“健康是纯粹消费”的传统认知，将健康转化为“可增值的生产要素”，这一转变既契合“经典主义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逻辑，也呼应了现代健康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从理论维度看，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通过供需调节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环境肿瘤学通过预防医学降低社会成本，本质是对“健康市场”的优化：健康的劳动力能延长工作周期（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健康人群比非健康人群平均多贡献8年有效劳动）、提升生产效率（体力劳动者健康状态改善可使劳动生产率提升15%-20%），同时减少医疗资源的“无效消耗”（我国每年因环境相关肿瘤产生的直接医疗支出超2000亿元，若通过预防降低30%发病率，可节省600亿元支出）。

此外，现代健康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佐证：对环境肿瘤防控的投入，本质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环境污染物管控，可减少3-6美元的肿瘤治疗支出，投资回报率远超传统产业。

从实践维度看，环境肿瘤学的人本主义内核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个体价值激活，通过环境干预降低疾病风险，释放个体创造力。例如，兰州大学在陕北矿区开展的“清洁取暖改造+健康宣教”项目，使当地煤矿工人肺癌发病率下降28%，同时工人平均出勤天数增加15天/年，家庭年收入提升1.2万元；二是社会成本优化，除武威胃癌防控项目使医疗支出降低37%外，江苏太湖流域通过治理水体蓝藻污染（蓝藻毒素是肝癌诱因之一），五年间周边地区肝癌治疗费用减少4.8亿元，同时带动旅游业收入增长12%，实现“健康效益-经济效益”双赢；三是生态资本增值，环境治理本身就是“健康投资+经济投资”的结合体。如PM1（粒径小于1微米的颗粒物）与胃癌关联研究显示，PM1浓度每下降10μg/m³，胃癌发病率可下降8%，而PM1治理带来的空气质量改善，能使周边房地产价值提升5%-8%，同时减少农业因大气污染导致的减产（我国每年因大气污染导致的粮食减产约1000万吨，治理后可挽回损失超200亿元）。

这种价值重构，为“健康中国2030”战略提供了清晰的经济学注脚：环境肿瘤防控不是“花钱”，而是“赚钱”——它既守护了民众健康，也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三、共生之道：生态学视域下的文明演进

环境肿瘤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深度共生”。这一理念不仅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生态位构建理论”不谋而合，更融合了东西方生态哲学的核心智慧，为破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从生态学理论看，“生态位构建”强调生物并非被动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造环境反哺自身演化——蚯蚓通过松土改善土壤结构，既利于自身生存，也为植物提供养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其对环境的改造（如工业生产、资源开发）若超出生态承载力，就会引发“环境报复”（如污染物累积导致肿瘤高发），而环境肿瘤学的核心，正是通过科学手段重建“人-环境”的平衡共生关系。此外，“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进一步揭示：清洁空气、安全饮水、无污染土壤等“生态产品”，是人类健康的基础保障——亚马逊雨林每年通过光合作用吸收20亿吨二氧化碳，同时净化的空气可减少周边地区呼吸道疾病及相关肿瘤发病率，一旦雨林遭到破坏，不仅会加剧气候变化，更会直接威胁人类健康。

从实践维度看，这种共生关系需在三个层面落地：

个体层面，应尊重基因多样性，实现“精准防控”。兰州大学团队发现，西北人群中携带“TP53基因rs1042522位点突变”的个体，对砷暴露的敏感性是普通人群的2.3倍，基于这一发现研发的“基因+环境”联合风险评估模型，可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使干预效率提升40%；

社会层面，应打破健康鸿沟，推动医疗资源普惠。我国“千县工程”明确将“环境肿瘤筛查能力建设”纳入县级医院重点任务，目前已有832个脱贫县配备了“环境暴露检测+肿瘤早诊”一体机，同时医保将“环境相关肿瘤筛查项目”报销比例从50%提高至70%，有效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筛查门槛；

生态层面，应将健康目标融入环境治理全周期。生态环境部2024年启动的“重点区域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10个区域设置监测点，实时跟踪PM2.5、重金属等污染物浓度与肿瘤发病数据，为“污染治理-健康保障”联动决策提供依据——如黄河中游地区通过治理煤矸石堆场，使周边土壤镉含量下降35%，对应的肝癌发病率三年间下降9%。

这种共生哲学，也为破解“疾病消灭人类”还是“自我毁灭”的终极命题提供了答案：人类不是生态系统的“主宰者”，而是“参与者”，只有与环境和谐共生，才能从根本上规避疾病与灾难的威胁。

四、学科展望：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环境肿瘤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从“理论探索”阶段迈入“实践落地”阶段，在学术体系、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三大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未来更有望在“技术-政策-文化”的协同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李玉民教授团队主导的《现代环境肿瘤学》系列丛书，汇聚全球400余位专家（涵盖医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等12个领域），首次构建了“环境暴露-分子机制-肿瘤防控-健康经济”的完整理论框架，其中“防-诊-控-治-康”全周期管理模式，被相关卫生组织推荐为“发展中国家环境肿瘤防治参考方案”。

除PM1与胃癌、PFAS与肺癌的关联研究外，团队还研发出一系列低成本技术产品：如“便携式环境砷检测仪”，可在15分钟内完成土壤、饮用水中砷含量检测，单台设备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3；“基于人工智能的肿瘤风险预测模型”，通过整合卫星遥感的环境数据、电子病历的健康数据，对肺癌的预测准确率达82%，已在甘肃、陕西等省份推广应用。

研究团队还广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昆士兰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卡罗林斯卡学院（瑞典）等机构建立“环境肿瘤联合实验室”，开展“全球PFAS暴露与肿瘤图谱”研究，目前已收集28个国家的12万份样本，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为全球环境肿瘤防控提供了首个“跨国界数据支撑”。

本文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的深化，环境肿瘤学可以在以下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加强从“实验室”到“临床/社区”的技术转化。聚焦“精准化、低成本、易操作”三大目标，推动前沿技术落地：一方面，将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用于修复环境污染物诱导的基因突变，目前在细胞实验中已实现对“p53突变基因”的精准修复，下一步将开展动物实验；另一方面，开发“社区级环境健康监测包”，整合可穿戴设备（如监测心率、血氧的智能手环）与环境传感器（如检测室内甲醛、PM2.5的微型设备），实现“个人健康-环境暴露”数据实时联动，帮助居民自主管理健康风险。

二是加强从“单一管控”到“协同治理”的政策创新。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在国家层面，推动制定《环境与肿瘤防控条例》，明确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的职责（如生态环境部负责污染物管控，卫生健康部负责肿瘤监测，医保负责筛查报销）；在区域层面，针对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建立“环境质量-肿瘤发病”联动考核机制，将环境肿瘤发病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在行业层面，推动高污染行业（如化工、采矿）建立“环境健康责任准备金”制度，用于周边居民的肿瘤筛查与健康补偿。

三是加强从“专业认知”到“公众共识”的文化赋能。构建多层次的科普传播体系，在学校教育中，将“环境健康知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开发动画、实验手册等趣味教材（如“看不见的污染物”实验课，通过检测自来水、土壤中的重金属，让学生直观理解环境风险）；在社会传播中，联合短视频平台发起“环境健康科普计划”，邀请医学专家、环保工作者拍摄科普短视频（如“PFAS藏在哪里”“如何避开室内空气污染”），目前相关话题已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在社区层面，培育“环境健康大使”志愿者队伍，通过讲座、义诊等形式，将防控知识传递到基层（如在农村地区开展“清洁取暖与肺癌预防”巡回宣讲，进一步扩大覆盖人群）。

五、总结与展望

环境肿瘤学的诞生，是人类对健康认知的一次范式革命——它不再将肿瘤视为“孤立的疾病”，而是将其放在“人-环境-社会”的整体系统中审视；它也不再将健康守护局限于“医院治疗”，而是延伸到“环境治理、政策保障、文化培育”的全链条。从“征服自然”到“共生共荣”，从“疾病治疗”到“健康创造”，这一学科的发展轨迹，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微观缩影。

未来，随着技术的突破、政策的完善、公众的参与，这一学科必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可能是一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防控方案，可能是一份推动全球污染物管控的科学报告，更可能是一种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环境肿瘤学终将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身体”与“清洁的环境”这两份最宝贵的遗产。

1.背景延伸

兰州大学环境肿瘤学团队的核心研究平台“甘肃省环境肿瘤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首个以环境肿瘤为研究方向的省级重点实验室，拥有“环境暴露模拟舱”“单细胞测序仪”等国际先进设备，近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项，科研经费超1.2亿元；除武威胃癌防控项目外，团队在新疆开展的“土壤盐碱化与消化道肿瘤关联研究”，首次发现高盐碱土壤中的“亚硝酸盐累积”与食管癌的关联机制，相关成果被纳入《新疆农村癌症防治规划》，推动当地实施“土壤改良+饮水除盐”综合干预，使食管癌发病率五年间下降19%。

2. 理论深化

西方生态哲学中的“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这与环境肿瘤学“尊重人-环境系统整体性”的理念高度契合——深层生态学反对将自然视为“人类资源库”，主张通过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实现生态平衡，这为环境肿瘤防控提供了哲学支撑。中医“治未病”理论与环境肿瘤学的预防理念一脉相承，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中“邪”既包括病原体，也包括不良环境因素（如“戾气”学说），现代研究证实，中医调理（如黄芪、枸杞等药材的免疫调节作用）可增强人体对环境污染物的抵抗力，目前兰州大学团队正开展“中医调理+环境干预”联合防控研究，初步结果显示可使肿瘤高危人群的发病风险降低25%。

3. 数据支撑

我国环境相关肿瘤的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因工业污染，肺癌、肝癌发病率较高（分别为68.3/10万、35.2/10万）；西北干旱区因燃煤、土壤重金属污染，食管癌、胃癌发病率较高（分别为42.1/10万、38.5/10万）；西南地区因水污染，结直肠癌发病率较高（32.7/10万）；儿童环境肿瘤风险需重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儿童对环境污染物的敏感性是成人的3-10倍，我国每年新增儿童肿瘤病例中，约15%与环境暴露相关（如苯暴露与白血病），兰州大学团队研发的“儿童环境健康监测手环”，可实时检测甲醛、苯等污染物暴露水平，已在全国200所幼儿园试点应用，帮助早期识别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