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老兵口述实录：3个师编入朝鲜人民军，打完仗只剩12000人

本文内容，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4军第131师朝鲜族老战士口述的亲身经历，为读者讲述一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1949年6月，金日成将军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来华，向主席提出请求：能否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3个“朝鲜师”移交朝鲜，转隶朝鲜人民军建制……

金一

此时，正值第四野战军南下主力渡过长江，以四野第15兵团及二野第4兵团为东路军，合围广州。

以四野第13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广西百色、南宁，断敌西窜云南、贵州的退路。

以四野第12兵团为中路军，从正面发动进攻以牵制桂军，策应东西两路大军只待合围完成后，即可追击敌人残部进入广西之时……

当此重兵调动之际，中央军委接到朝鲜方面的请求，主席当即做出3点重要批示——

1、无条件满足朝方提出的请求。

2、正随43军南下作战的第156师，结束当前所担负的战斗任务后，立即返回东北实施移交前准备工作，具体移交时间视实际情况而定。

3、驻沈阳的第164师、驻长春的第166师，连同全部武器装备，30天内完成向朝方移交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四野九江某部欢送朝鲜族干部返回朝鲜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鲜为人知一次兵力调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64师，原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调走，由副师长李德山（朝鲜籍）任师长兼政委。

全师官兵10821人，携手枪588支、步枪5279支、冲锋枪206支、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迫击炮26门、60炮87门、战防炮12门、马匹734匹，于1949年7月20日抵达朝鲜，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66师，原师长刘子仪调走，由政委方虎山（朝鲜籍）兼任师长。

全师官兵10320人，携手枪722支、步枪6044支、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迫击炮33门、60炮91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匹945匹，于1949年7月20日抵达朝鲜，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

3、1950年1月，43军第156师结束南下作战返回东北休整，中央军委又从四野各部队中抽调朝鲜族官兵，与原156师朝鲜族官兵合编，组建成了1个4团制的步兵师。

全师官兵16000余人于1950年4月18日，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抵达朝鲜元山，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

至此，从1949年6月接到朝鲜方面的请求，至1950年4月人员装备全部移交完毕，短短10个月时间，中方向朝方移交了3个“朝鲜师”共计37000余人。

上色老照片——第四野战军战士

以下文字，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4军第131师朝鲜族老战士口述，经编辑后整理成文，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其人生经历，以及整个参战过程——

我出生在吉林延边，1945年8月参军，最初的番号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保安团。同年底，大概12月25号左右，首次参战，是在五道阳岔执行剿匪任务。

战斗结束后，我因连日高烧，浑身瘫软无力，根本无法行军，而部队奉命又要连夜转进蛟河，因此只能雇老乡把我送回龙水坪老家慢慢休养。

1946年9月，身体恢复后的我第二次参军，与同村的17 名青年一起在桦甸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吉南军区第73团。

1947年底，我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第20师第58团侦察连，后来侦察连撤编，改建为直属迫击炮连。

1948年3月，我参加了第四次四平战役，解放四平后接下来就是参加围困长春的战斗。当时我在58团炮兵连担任观测员，我们这个连约有一半的官兵都是朝鲜族。

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军统编，纵队改为军，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第131师第391团的迫击炮连担任文书。

百万雄师挥师入关

随后百万雄师挥师入关，部队进关后南进经过唐山、塘沽，解放天津。

再后来，我随部队经九江过长江，最后南下解放广州。

整个解放战争，我全程参与，曾先后荣立两次大功，3次小功。

1950 年3月初，我们在广东省各部队的朝鲜族战士都被集中到广州中山公园，人数约500至600名左右，然后统一出发坐火车开往郑州。

经过长江的时候，火车车厢被拆成一节一节的用轮渡运送过江。

到郑州一看，全部都是集中起来的朝鲜族官兵。

我们在郑州呆了两天进行体检，一位来自朝鲜的穿呢子大衣戴礼帽的人，用朝鲜话对我们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将去语言和习惯不同的地方。”

后来听说，他就是来自朝鲜人民军的金光侠中将，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警卫旅政治委员。

第3排右起第3人：金光侠

我们坐上封闭式货物火车后，装馒头的四个筐子被搬上来，还有咸菜疙瘩。然后就一路向北，经过北京、天津，3 月16号的早上，火车到达沈阳。

我们下车后，根据命令，哪里也不能去，就在站台上休息了一个白天。

晚上6点多，天已经黑了，我们登车出发，一直往南走。第二天早上到了丹东之前的一个小站停下。

下车后接到命令，又是原地休息，哪里也不能去。

同昨天一样，还是通知下午6点登车，但直到晚间10点左右火车才起动。

到了一个站又停车等了好长时间，一看外面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安东”两个字。凌晨3点左右，火车这才起动，这是1950年3月18号。

火车“轰隆轰隆”的一路不再停车，透过车厢缝隙，我看着火车经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不知过了多久，睡意朦胧中我感觉火车终于停了下来。

停车后，一位穿着黄呢子军装的军官打开车厢门，用朝鲜话大声喊着：“下来，下来。”

我们问：“你们是什么部队？”

对方回答：“我们是朝鲜人民军。”

我们又问：“这是哪儿？”。

对方回答说： “新义州。”

一名朝鲜人民军军官走到车厢前，再次大声喝令我们：“下来，排队，向前走。”

我们被带到食堂吃饭，饭后听到口令“全体起立，向前走。”

我们就这样又被带回了火车站，排队领取朝鲜人民军的制式被服，换下来的解放军军装和背包等等都留在了原地。

随后登车，开往平壤，晚上8 点半左右到达平壤。

普通江站下车后，站台上一群苏式装备的朝鲜人民军嘲笑我们：“瞧，那些枪，还用着日本人的枪，还能不能打响？”

我们很生气地说：“给你们打一枪试试。”

他们就不说话了，讪讪地目送我们列队离去。

我们徒步行军经过东平壤到达寺东，被安排在一个日军养马场的旧址住宿。

地上已经垫着厚厚的稻草，这时候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毛毯、一个枕头，以及被套、枕套。

由于马粪味道太刺鼻，我们自己又打扫了一遍养马场之后，大家这才躺下睡觉。

凌晨5点，“起床”的哨声响起，全体集合后，值日军官给我们发放新的内衣内裤。

我舍不得扔了旧的内衣内裤，值日军官不让，说：“为防止虱子细胞，换下的衣物必须集中烧掉。”

虱子就虱子，还“虱子细胞”？

大家都觉得这个叫法挺奇怪。

早饭后，让我们原地休息等待理发，不一会儿就来了一群穿着白褂子的军人，这些人把我们都剃成了光头，然后让我们排着队去洗澡。

我被分配到朝鲜人民军105坦克师团第208坦克联队1大队3中队。

由于是机械化部队，还进行了短期培训。

一辆坦克里坐5个人，有驾驶员、电报员、送弹手、炮长、指挥官。经过考试后我被安排担任坦克炮长。

一次训练结束后，指挥官下令让我清理坦克履带和齿轮里夹带的杂物。指挥官是一名少尉，我是上士。

我觉得让我一个人清理很不公平，没清理完就回去休息了。

指挥官见到我就问：“怎么，没清理？”

我反问：“你们去哪儿了，这坦克又不是我一个人使用的，你戴颗小星就觉得厉害呀？”

随后，我被中队长叫去，我说出理由后，那少尉也挨了批评，我跟中队长要求调到别的部门，不愿再和这名少尉一起工作了。

3天后，我被安排到师团侦查中队，中队长叫金奉浩。

一次格斗训练时，苏联教官听说我是从别的单位调来的“剌头”，于是叫我上台，让我戴上护具给大家示范防御动作，随后他对我便是一通猛打，把我的嘴巴鼻子都打出了血。

我当时很生气，就用脚反击，一脚踢在他的胯下，他当即倒地。

随后我接连被小队长、中队长叫去，我说：“我头一次学拳击，哪有不先教，直接让我摆姿势挨揍的？”

中队长听了我讲的理由后说：“你没有罪。”就让我回去了。

由于这件事，小队长和苏联教官们总是找我麻烦，彼此不断地闹别扭，为此我只好再次向上级提出调离请求。

随后，我被安排到105坦克师团第603摩托车联队1大队1中队侦查分队，后来又调到1大队2中队1小队担任副小队长。

但是，刚到职不久，在训练时，在突击线问题上又同小队长发生了分歧。

本来突击的界限是25米到50米之间，但来自朝鲜本地的小队长金允侧向我们下达“向前突击”的命令后，直到我们跑到了1000米以上，都没有接到停下来的命令，这根本就不符合突击线定义。

见大家都被累倒了，我决定让队员们别再跑了，停下来休息。

哪知小队长一上来却说：“你们这些小子，没听见突击命令？你们在这里休息，到了战场上怎么战斗？”

我反问他：“你是跑过来还是走过来的？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20多分钟，我们突击已达1000 米以上。战斗理论规定突击的界限是25米到50米之间，哪有这么远的突击线。”

他斥责我：“你才来人民军几天，却在这里说大话。”

我反问他：“你参加过战斗吗？在战场上开过一枪吗？消灭过一个敌人吗？”

他气得要揍我，我也攥紧了拳头等着他扑过来。幸好，同志们分别拦下了我们。

事情很快就上报到了中队，当时的政治中队长姓朴，我记不得他名字了。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朝鲜人民军同样是双主官制，中队设一名军事中队长，相当于连长。设一名政治中队长，相当于指导员。

朴姓政治中队长和来自四野的军事中队长金明道弄清楚情况后，叫小队长过来，询问他懂不懂突击线等军事概念，然后就严肃地批评了他。

几天后便更换了小队长，由于我在国内打过4年实战，军事素质也不错，此事不仅没受到任何责罚，还得到了领导和士兵们的好评。

1950年6月22日，部队布置野营训练时，让我们来自四野的官兵把从中国带来的勋章、信件、日记等能够识别身份的物品全部上交。

晚间，我们第603摩托车联队出发去沙里院火车站登车，数百辆三轮摩托车装上火车后，经元山到达高城。卸载摩托车后，我们乘坐摩托车到达麟蹄。

6月23日，我们在麟蹄三八线附近的新高山昭阳江进行了一天的实弹射击训练。随后补充了弹药，每人还增发了两枚手榴弹，进入了高度战备状态。

6月24日晚间，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上级指示：“中部傀儡军（南韩军队），往北侵入20里，在那里已经发生战斗……”

6月25日凌晨，全员紧急集合到达昭阳江边，苏联顾问也都来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团也早就越过昭阳江，隐蔽在江对岸的山脚下。

凌晨4点，信号弹升空，我们每3个人抬着一辆摩托车开始越过昭阳江。这时，早已隐蔽在江对岸的朝鲜人民军第7师团迅速沿着山脚下的公路往前推进。

当我们乘坐三轮摩托车南下到达春川公路时，第7师团已经攻占了高地。我们继续乘坐摩托车向春川进军，部队的机动速度非常快。

一路上我们追上了许多往春川方向逃跑的敌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这些敌人都是在连枪都没拿、衣服也没穿好的情况下逃跑的，因此被我们很快地消灭掉。

快到春川时，前面的部队这才遇到了敌人的一些零星抵抗，我们抓到一名伪中尉，交给后面的部队押送。直到渡过锦江为止，我们这支部队没有遭遇到敌人任何有组织的反击。

在昌宁战斗之前，我们在陕川驻防，那里有洛东江支流，前面有敌人的高地，高地的下面是一座桥。参谋长让我带两个人对敌人的兵力进行抵近侦查。

将遗书交给参谋长后，我们即刻出发，为防备被敌人一锅给端了，过桥时我们3个人的间距故意拉得很大，我走到桥中间时，走在前面的战友已经快要到达桥头了，而我后面的人刚刚上桥。

当时，敌人已经用望远镜看到我们了，美军一架F-84战斗机随即飞来，来回扫射了两次，还丢下两颗炸弹。

第一颗炸弹落下来，走在我前面的那个兵，炸得连骨头碴子都不剩。我赶忙往前飞奔，同时大喊着我后面的那个兵退回桥下去……

第二颗炸弹落下来，命中我后面的那个兵，他也被炸得没了影子。

我则被大口径的航空机枪子弹追着跑，从桥上落入江中时，我想，这回算是死定了！

后来才知道，桥面离江面太高，我被气浪掀入江里时，被水面给拍晕了，身上的装备又非常沉重，直接把我拖入了水底。

是岸上的战友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江里，从水下把我拉了上来，然后用参谋长的车把我送到70里外的野战医院，医生说我救不活了，战友们却没有放弃，又开车把我送到大田医院。

大田医院的军医也认为我没救了，我被抬到外面自生自灭，只是护士每天例行检查而已。

5天后，护士发现我虽然还在昏迷之中，但喉部还在动，还没有死，就又把我抬了回来。当时是7月份，天气炎热，军医就让护士给我喝水、喂粥。

又过了3、4天，我终于醒了过来，由于耳膜被震伤，好长时间听不见声音，护士们只好写字与我交流。

当时脑部、四肢、腰椎都受了很重的伤，这是我参军以来伤得最重的一次。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勉强能够走路。

这时候的战局已经不如之前那么乐观了，老兵伤亡很大，后方送来的新兵没人教没人带，参谋长派人来医院接我，让我提前出院，回去带新兵，这样我又回到部队。

由于负伤，我副小队长的职务已经被人接替了，所以我被安排到第1分队任分队长，负责训练新兵。

在朝鲜人民军中，从担任副小队长（副排）到担任分队长（班长），属于降职使用了，我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思想包袱。

由于敌人的不断轰炸，我们的后方供给线经常中断，导致粮食和弹药严重短缺，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吃草根和野菜来维持生命。

极度营养不良，使得我的视力极速下降，有时大白天甚至都看不清别人的长相。

接替我的副小队长不久也牺牲了，参谋长让我回去接任，我没有同意，让给了别人。我不是怕挑担子，只是当时的身体确实糟糕透了，无法胜任。

昌宁战斗时，来自四野的金明道是我们的中队长，小队长金应勇也是来自四野，他俩对我的军事素质比较了解，于是让我不要再去管什么新兵训练了，赶紧返回原部队参战。

当天晚上渡过洛东江，我们中队负责昌宁高地的主攻。我先趴着用轻机枪试射，吸引敌军回击，以此侦测高地上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

敌人用重机枪冲我一阵扫射，我瞄准重机枪射来的火焰一扣扳机，一盘47发轻机枪子弹打完，敌人的重机枪立刻变成了哑巴。

战友们有样学样，很快就消灭了敌人的好几处重火力点。

我向战友们大喊：“赶紧上！”

强攻途中，小队长金应勇负伤被抬下去了。不久，中队长金明道也负伤了，他被抬下去之前，指定我负责指挥整个中队攻占高地。

我率领部队攻到突击线范围内，大喊一声：“向前突击！”

一边冲锋一边向敌人投掷手榴弹，敌人被打得四散溃逃，我们终于占领了高地。

我们占领高地后，2小队和3小队也先后攻了上来，在随后的反击战中，2小队小队长牺牲了，我右腿也中弹负伤，政治中队长就让副小队长代替我指挥，让人送我到山下急救所治疗。

但我不放心，拒绝了他的好意，指挥战士们连夜整修战壕。直到政治中队长下了死命令，我才不情不愿的被送到山下的急救所治疗，然后被转送洛东江前线战地医院治疗。

当时我们603摩托车联队1大队的指挥部设在山脚下的公路桥下面，我被转送医院途中经过大桥时得知，1大队的军事大队长已经牺牲。

我去到桥下的大队指挥部看了看大队长的遗体，多了一句嘴，向政治大队长建议说：“军事大队长已经牺牲，中队长、小队长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指挥系统已严重破坏，政治大队长同志此刻应该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

我在洛东江前线战地医院动完腿部手术，就想返回前线，但军医不让，观察两天后又让我到后方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

到了9月份，部队到后方医院找我，要我率领一个小队到固城半岛玉女峰旁边的山顶负责防御，以绿色信号弹为命令，不见信号弹就一直守下去，见了信号弹就带着部队撤回来。

玉女峰离马山大约70里，位于巨济岛对面。由于连续作战伤亡很大，虽说是一个小队（排），却也只剩下了14名战士。

我们补充了子弹，携带着4箱手榴弹，到玉女峰附近的一个山顶参加高地防御战斗。仅仅一天的战斗后，就只剩下了7名战士。

战斗中我的小腿再次负伤，我忍住伤痛，收拾牺牲同志们的枪和子弹，分给剩下的战友。

直到晚间，也没见到代表撤退命令的绿色信号弹。

我对来自南朝鲜智异山游击队的金正宇说：“看来主力部队已经撤退，估计是把我们给忘了，你到前面去摸一摸敌人的情况，看看我们还撤得出去吗？”

金正宇侦察回来汇报说：“大哥，看来我们撤退有很大困难，四面八方都是美军，根本没有我们自己的部队了。”

此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美军已经在仁川登陆的消息，但严峻的形势还是让我们估计到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支小部队已经被上级遗弃了……

我和剩下的战友一起探讨坐船从海上撤退的方案，可唯一找到的一条木船不仅很破还四处漏水，根本无法航运。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突破美军位于山脚下的防御线，争取北返，能活一个算一个。

凌晨，我们将剩下的手榴弹都带上，我带领伤员断后，其他几个人冲到美军阵地前往帐篷里面投掷手榴弹。

当时，老天也在帮助我们，因为有雾，能见度仅仅一两米，山脚下的美军在迷雾中根本弄不清我们的去向，又怕误伤友军，不太敢在自己的防御圈里开枪。

就这样，我们竟然从美军的阵地上一层又一层幸运地穿了出去，来到智异山东面的山沟里打算隐蔽起来。

一到那个山沟，就发现有很多尸体倒在那里，敌我双方的尸体都有，身上还都有着明显的肉搏痕迹。

显然，这也是一支和我们一样的突围部队，不幸的是，突发的遭遇战让他们全都倒在了这里……

我们在一具又一具的尸身上翻找，终于从几具美军的尸身上找到了一些压缩饼干。

休息了一会儿，不见美军追来，我们继续顺着山沟向北撤退。

北撤途中，我们在山上吃马蹄叶根汁、山葡萄、道拉吉根等维持生命。晚间看星星，白天看树叶来辩别方向。

我和几名伤员的伤口已经腐烂发臭，幸好在山上找到几株草药敷在伤口上，尽管作用不大，但聊胜于无，总是得到了一些心理安慰。

一个月后，我们撤退到江原道的一个地方，在远处看，在我们的必经之路有一座南朝鲜军治安队的岗楼。我派了一个人前去摸清情况后，决定偷袭治安队。

到了晚上，我们下山悄悄靠近这座岗楼，把手榴弹扔了进去，爆炸以后里面还有动静，我们就用转盘机枪往里扫射，将十几名敌人全部消灭。

我们迅速打扫战场，将搜到的粮食装进背囊，还有麦芽糖也都装上，用在这里找到的一头牛驮着，继续往北撤退。

到了一个村子，借宿在一位老大爷家。我们用带来的大牛换老大爷家的小牛，宰了小牛炖肉吃。麦芽糖切了一半送给老大爷，剩下的切成7片一人一份。

老大爷给我们画了一条能躲避治安队的路线，然后嘱咐：“你们越过江陵到汉城的路时，要特别注意。”

10月中下旬，我们在北退的路上遇见了许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零零散散突围出来的朝鲜人民军官兵，他们全都丢弃了武器，应该是子弹打完了觉得留着无用。

他们看到我们7人仍然全副武装，便自发地跟随着我们，这支队伍很快就聚拢了200多人。

直到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状况，美军早在9月15号就在仁川登陆了，拦腰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10天内便收复了汉城，攻入南方的朝鲜人民军已被分割包围，洛东江防线也已经全面崩溃……

这200多人里虽然也有不少军官，但主动丢弃了武器，他们便丧失了指挥资格。

我把这支队伍编成一个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任命中队长、小队长、分队长。

几天后，一名扛着苏联步枪的朝鲜人民军中尉加入了我们。他的军衔比我高，又没有丢弃武器，这就有资格指挥这支部队。

但他对我说：“我是军官学校出身，军队生活才两个月，没有战斗经验。”

中尉拒绝指挥部队，主动要求接受我的领导，并将随身携带的望远镜、地图、指南针等指挥官专用装备交给了我。

我们继续北撤，我用地图判断方位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南汉江上游即将泅渡时，突然发现远处的江边有两名站岗的美军，用沙包堆起的掩体里，还架着两挺冲着我们方向的重机枪，其他美军正在江边洗澡，大概有20 名左右。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里，手中有武器的除了我们7人外，就只有那名中尉和一名老兵，一共就9支枪。

我觉得有七、八成把握可以干掉站岗的那两名美军。但问题是，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便不可想象……

我身后有着200多名赤手空拳的战友，我一旦攻击失败，美军的这两挺重机枪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场大屠杀。

最终，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决定绕路躲开他们。我一个人先从美军看不见的地方下到江边，战友们按照我的指挥手势，一批一批下来。

下到江边，我发现那里有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人正在除草，我怀疑那个人的身份有问题，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在美军哨兵附近心无旁骛地割茅草，这很可能是美军前出的便衣哨。

我打手势让来自四野的崔永万下来，他膀大腰圆，身体素质极好，我让他悄悄潜过去把那人干掉。

我让另一个人也下来，让他跟在崔永万身后，如果出现什么意外，能够及时地帮助崔永万处理突发情况。

崔永万摸过去突然把那人摁着脖子摔倒，那人腰间有枪，果然是个便衣哨。

杀死那个哨兵后，我打手势让上面的人都下来，我们9个有枪的留在岸边掩护，先让没枪的人泅渡过江，往山上跑。

就在战友们刚刚到达对岸时，突然有三辆美军汽车加速向我们这边开来。

我正思忖着，是不是刚才战友们渡江时的动静太大，引起了美军的警觉？

一个战友这时已经按捺不住了，一颗手榴弹投了出去……

那就打吧，我当即命令所有人向那三辆汽车投弹，没想到那些汽车竟然很快就爆炸了，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中，车辆竟被掀到了半空中。

原来，那三辆汽车上装的全是油料，所以爆炸声很大。

我们9个人趁乱跳进江里，泅渡到了对岸。

对岸的战友们先前听着剧烈爆炸声，都以为我们牺牲了，都很难过，这时看到我们全都活着回来了，不少人都激动得哭了。

此时，原先在江里洗澡的敌人都奔回了掩体，重机枪也向我们这个方向连续射击。但由于距离太远，敌人又不清楚我们的具体位置，这样的概率性射击便毫无作用。

我们一刻不停继续北撤，经过岳山，在丹阳附近我们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第2师团，第2师团在崔贤中将的率领下，在美军仁川登陆后一直在丹阳附近开展游击作战。

一名高级军官接见了我们，我向他报告说：“我是105坦克师团第603摩托车联队的代理小队长，在路上带来很多没有武装的零散士兵，请第2师团接收这些士兵吧！”

这名军官说道：“你能率领这些人突围出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你留下来，帮我们。”

可是过了几天又说：“我本来想让你留下来，但最高司令部刚刚下达了命令，让所有机械化部队成员经过满浦撤到中国境内重新整编。”

我便要求补充子弹和粮食后再行出发。

在集合时，遇见了我们原部队的政治大队长、军事参谋长等人，他们也是部队被打散后在北撤途中被第二师团收容的。

我们一起出发，撤往满浦，行到丹阳往新高山方向走的途中又奉命分散行军，于是我又和他们分开了，单独带着几十人开进。

快到干草岭的时候， 看见岭上有一支奇怪的部队。我们只好暂停行军，原地隐蔽，并派出侦察。

侦查人员回来报告说：“那支部队很奇怪，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军装上却没有军衔和标识，帽子上也没有徽章，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部队。”

我思考了一下，让部队继续原地隐蔽，我说：“我去接触一下，万一回不来，你们就组织撤退或者突围。”

我一个人去到岭上，对方用不太熟练的朝鲜话问道：“谁？”

我说：“我是朝鲜人民军105坦克师团的人。”

对方说：“放下武器过来。”

我说：“你也放下武器过来，我们在中间地带见面。”

见面后那人说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是朝语翻译员。”

我激动地用中国话说道：“快带我去见你们首长！”

志愿军的一名连长和我见面后问道：“你怎么会说中国话？”

我说：“我本来就是解放军呀，我是四野44军131师的，后来抽调去了156师，再后来就集体入朝编入了朝鲜人民军……”

这名连长还没等我说完，就热情地来了一个拥抱，握着我的手说道：“我们就是四野的部队，我们是38军……”

38军的这位连长知道我要带部队经满浦撤往中国境内，便给我详细画了一张地图，并标出了沿路敌军的位置。

临别时，还嘱咐我们说：“过了这个岭，有我们志愿军的一个营部，请向营部汇报我们的情况。”

到达志愿军营部后，我向营首长说明了我们的情况。

营长说：“你的部队继续撤往国内，你自己就留下吧，你本来就是四野的兵，我们营部现在的翻译员水平不是很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但我以最高司令部有命令为由，予以拒绝。

补充粮食后，我率领部队再次出发。

到孟山时，遇见志愿军正和美军进行一场战斗，志愿军担心我们的安全，拦住我们不让走，说等一会儿，战斗马上就结束了。

战斗结束后，志愿军的一位首长对我们说：“上级来了指示，保护你们到后方去重新组建军队。明早出发，今天你们好好休息一天。”

翌日凌晨我们出发时，看见昨晚激战的地方有很多美军尸体，看来这支美军已全部被歼灭。

经过平安北道快到满浦时，再次遇见了途中分开的政治大队长和参谋长一行。

我们到达满浦后，接待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军官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对我们说：“机械化部队撤回中国重新整编的行动，到昨天为止已经结束。已经到达中国的朝鲜人民军，他们整编完成后会回到这里来，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休息等着改编吧！”

这样一来，先撤到中国的那一批人在整编时都得到了晋升，就连一般战士重新返回朝鲜后，肩上都有了一颗小星，成为了小队长。

而我，以及我率领的那几十号人，因为没能获得到中国整编的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晋升。

我以副小队长级别被重新编入朝鲜人民军105坦克师团第206机械化步兵部队，我的上级中有不少人，都是我原先带过的新兵。

此后，我所在的朝鲜人民军105坦克师团第206机械化步兵部队一直被部署在三八线附近警戒，没有遇到像样的战斗。

1955年春，我被安排到姜健军事学校学习。由于腰椎受过伤，上不了双杠单杠等体育课，学校送我到熙川医院接受治疗，并于1956年9月退伍。

我算是很幸运了，四野3个“朝鲜师”转隶给朝鲜人民军时一共37000余人，而12000人的幸存者中，我是其中之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朝鲜人民军拳头部队的第5、6、7师（原四野164、166、156师），是所有人民军中最深入南方的部队，也因此成为了回撤距离最远的部队，自然也就成为了损失最为惨重的部队。

这3个师在战斗中被打散，除数千人突围撤回了北方，7000余人被困于南方继续坚持山地游击，三个多月后被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解救外，其余2万多人尽皆牺牲或是被俘。

四野164师（人民军第5师）、166师（人民军第6师）去到朝鲜仅一年多，156师（人民军第7师）去到朝鲜刚好半年，3个师的番号就被打没了，共计37000余人的部队，最终活下来的仅有12000余人。

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朝鲜战场上，除了十几万牺牲的志愿军将士，还有两万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朝鲜族官兵们，他们同样牺牲在那座半岛之上，尽管他们身上穿着的是朝鲜人民军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