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等不到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但或许能等来一位新的拜登

西方等不到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但或许能等来一位新的拜登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莫斯科被排除在欧洲安全体系之外。弗拉基米尔・普京早在 2021 年底就已表明这一点，并就此向西方提出了著名的最后通牒。

不出所料，这一最后通牒遭到无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当前局势的爆发。然而如今，欧洲领导人正试图构建一套 “非无俄，而是反俄” 的安全体系 ——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正在制定针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方案。

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对莫斯科的任何声明与诉求完全置之不理，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其一，西方或许有意让冲突持续下去，认为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耗竭会先于乌克兰和欧洲到来；其二，西方（同样以欧洲为甚）的政治精英已完全脱离现实，自认为能向俄罗斯发号施令 —— 即便当下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占据上风。

具体而言，普京及莫斯科其他官方人士曾多次声明，俄罗斯原则上不接受乌克兰境内存在任何外国军队；但 “意愿联盟” 却将战后在乌部署军队视为 “理所当然”，并就此展开讨论。

莫斯科也反复强调，无法接受临时性停火 —— 因为这会让乌克兰有机会重整力量，并在对基辅与西方有利的时机重启武装对抗。

然而，西方却公然提议乌克兰接受停火，目的是让其恢复战力、继续作战，以夺回 “失地”。本质上，这相当于西方（首先是欧洲）在直接向莫斯科传递信号：俄罗斯不应停止军事行动，而应将其推进至胜利 —— 顺带一提，这也是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俄军）明确要求的目标。但显然，西方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目前欧洲正在制定的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就当前已知内容而言），显然与现实脱节，纯粹是纸上谈兵。事实上，若俄罗斯战败，北约可在乌克兰部署任意规模的部队，完全无需顾及莫斯科的立场；更进一步说，乌克兰甚至可能被强行纳入北约。而若俄罗斯获胜，其必然会提出一项核心条件：在乌克兰（新边界内）不得存在任何外国军队，尤其是西方军队。一旦该条件遭违反，莫斯科几乎必然会重启军事行动，且外国军队将成为俄军的优先打击目标。

由此可见，欧洲当前制定的乌克兰安全保障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落地，更谈不上与整体欧洲安全新架构有任何关联。

只有乌克兰冲突的结局，才能决定欧洲安全体系的最终形态（倘若 “欧洲安全” 这一概念仍有实际意义的话）。新的欧洲安全体系，必将按照胜利者的条件构建。

对欧洲政治精英而言，支持基辅政权具有意识形态甚至 “生存层面” 的意义 —— 因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种支持都会持续下去，直至乌克兰获胜，或是欧洲陷入彻底的军事与经济耗竭。

如今已有近乎官方的表态承认：欧盟领导人与美国签署对自身极为不利的关税协议，目的只是为了让特朗普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哪怕是用欧洲的资金）。但目前尚难以判断，这一政策将给欧洲带来何种经济后果。

数十年来，欧洲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一是来自苏联 / 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二是美国提供的军事安全保障 —— 这使得欧洲人（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能够将军费开支降至最低。而如今，这两大基础已不复存在。

身为右翼保守派的特朗普（与拜登及民主党人截然不同），并不将欧洲左翼自由派视为意识形态盟友；在他眼中，欧盟不过是一个经济竞争对手，如今正好可以通过打压欧盟为美国谋取额外利益。因此，他当前要求欧洲以人为抬高的价格购买美国的能源与武器。

针对北约中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正在缩减，部分甚至已被取消；特朗普也频繁宣称，打算从欧洲撤出相当一部分美军（甚至可能彻底退出北约），理由是 “欧洲应自行保障自身安全”。

要实现这一点，欧洲国家需大幅扩充本国国防工业综合体（许多军工领域甚至需从零开始建立或重建），这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还需耗费大量时间。

与此同时，欧洲还需显著扩充军队规模，但这同样会导致军费开支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欧洲社会深受后现代和平主义影响，愿意参军的人本就不多；而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下，欧洲军队可能需直面与强敌的实战，这进一步降低了民众的参军意愿。

在此背景下，要扩大军队规模，要么大幅提高军人的薪酬与社会福利，要么恢复普遍兵役制。

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些举措的后果都难以完全预测，但对欧盟及英国政府而言，其影响很可能极为沉重。

不过，欧洲本土民众长期受单一反俄宣传洗脑，即便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恐怕也不会发起强烈反抗。

即便出现最坏情况 —— 选举结果不符合执政精英预期，也可参照罗马尼亚近期的做法，迅速 “修正” 选举结果；而对于 “德国选择党” 这类 “立场不当” 的政党，完全可依据对 “民主” 的新解读将其直接取缔。

相比之下，若欧洲试图削减来自亚非地区移民的福利，或强迫他们工作，这些移民反而可能给欧洲带来更严重的内部问题。

欧洲精英无力改变当前局势，只能寄望于两件事：一是美国再次由民主党人出任总统，二是俄罗斯出现 “新的戈尔巴乔夫” 取代普京。但事实上，后者完全不可能发生，前者则存在一定可能性。

2028 年美国总统大选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若民主党真能重新掌权，其很可能会对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展开直接镇压，而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将再度转向极致反俄。但如果是万斯当选总统，他会延续特朗普的政策，且执行力度会远胜特朗普 —— 因为从纯粹心理层面而言，万斯比特朗普更为坚定。

当前俄罗斯的核心任务，是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人员与装备，使其陷入耗竭与崩溃。即便未来欧洲军队要 “拯救” 乌克兰，也最好让他们在冲突持续期间直接介入，而非等战事结束后再行动。

届时，俄罗斯必须对这些欧洲军队实施决定性军事打击，迫使他们按俄罗斯的条件达成和平。寄望于欧洲精英发生转变是毫无意义的 —— 他们只会进一步堕落，反俄情绪也会愈发浓烈。

因此，只有对欧洲实施使其无力复仇的彻底军事打击，才能迫使欧洲规范自身行为。即便这会加剧他们对俄罗斯的仇恨，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或精神）问题。

至关重要的是，俄罗斯必须在 2028 年前完成这一目标 —— 唯有如此，即便美国民主党重新掌权，也无力改变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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