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悟县东新乡地名故事（六）：东新店集市形成趣闻

一切开始时，只是一片河滩。南北约一公里，东西不到半公里。东边与太平村一带的大河比邻，河宽足有百米！西边，有曲折的中等河流，水面经常变化，看不出来有多深。谁能想到，如今一万余人居住的东新店，最早不过几间草棚？说起来有点想笑，但谁不是这样起家的？河滩上，磨圆的石块被翻出来，底下夹着细沙，1982年挖井时还见着。那些散乱的石块，仿佛是老街的骨头。

草棚边的人，大多穷苦，偶尔才有闲心，等麻城来的游人路过，两三家人弄点油饼麻花稀饭。吃的喝的没几个品种，热闹也有限。可乡里人嘴快，传得飞快。有吃有喝，能歇脚，也能钓鱼！所有村里男人一听，便一窝蜂跑来玩。人来了，小摊也多了，前后不过几年棚子从几家变成十来家。那“集市雏形”，一开始还不够意思，看着乱七八糟，没人真把它当回事。可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熬成真的集市？

明朝中期以后，乱象丛生。战争接连不断，百姓流离。那时候，麻城的徐添俸一家子，为了逃避兵火，硬是拖家带口迁来。要挣钱？只能开荒种地，日夜不歇，拼到子辈国用手里，田地有了一千五百亩，成了这一带的首富。钱有了，房也盖起来，沙滩整出一方安身之地。几十年后，子孙里出了个行财，在外做买卖，不知怎么干起来，最后家里银钱数不清。他活得风光，却谁能料到，最初的那点积蓄是靠凿地吃粮，连水井都没钱挖？这一说又像谎话。

人口多了，麻城来定居的也扎根了，老百姓自成一帮帮。玩沙滩的还忙着到双桥镇、大新店赶集。没现成集市，买卖都得往外跑。那年头，徐行财跟住在旁边的李家、黄家一合计，何不自己弄个集市？人口多地理又合适，有热心有力气缺条大路。他慷慨提议，说干就干！三姓族长拍板，一拍即合。那些事情做起来却不如想象中简单，现在回头看，其实说是合伙，也不过大家各自打算盘吧？谁愿意把生意给别人做，钱能让亲戚分？

分工倒是分得快。李家几个读书人专门写招子，挨村粘贴；黄家人手粗敢拦路，拿大棒子堵集市必经的路口；徐家最有钱，收购剩下的商品。卖不掉的他们吃，有的扔。天天这样憋着，沙滩上慢慢有人习惯。三个家族成了“笔头”“拳头”和“钱头”。其实，现在有人提起东新店，还是这三家当家。好像集体记忆里只能认老三家，有趣吧！

“东新店”这名字也是随口起，正东方，又是新开的。三家一商量，“就叫‘东新店’。”名字就是这么定下来的，过程简单得像是在过家家。可三家真实为街市操的心，不比现代招商引资差多少。南头、街中、北头各把持一方。黄家霸南头，李家居中，北头是徐家。建街时各自留下一点痕迹，像是占地盘，谁也不愿少了自己的功劳。这三家分街、分摊、分商机，怎么看都像后来的城市开发商，只不过没什么合同和协议。

为了造势，他们还琢磨，怎么让人都知道东新店好呢？1600年，三家请楚剧团来唱戏。要请大剧团，得有钱，人来路远，事先磋商费不少劲。剧团团长起初嫌远怕钱少，不愿去。几经软磨硬泡，团长勉强同意，还要唱五场戏才出发。写戏的人拍胸保证：“你说五场，我们唱七场。”又保证安排好铺位。什么铺位？就是地上搭高床，团里人能睡能住，不怕没地儿。现在剧团根本不这么讲究吧？那时全靠信得过，嘴一说就成了。

唱到第五天，戏里有一场母女讨饭的，看戏的人一涌而上打“彩”，扮母亲演员一低头，袖口露出金镯子。徐行财当场大喊：“做戏就要像戏，手戴金镯子怎么讨饭？”下面的人起哄，要求罚剧团三场戏。团长认罚，连着唱了十场，不敢多收戏钱。最后结账时，一撮箕金银直接端出来，团长拿了钱，哆嗦着嘴直夸山里人厉害。这事现在说出来，好像谁会信？以前剧团进山唱戏，没有定价，全靠信，那时候钱能直接摆桌子让你数。

这场戏一闹，整个东新店有了名气。人气大增，集市越来越兴旺。店铺多了，什么货买什么货有，卖不掉有人收，没的东西外头采购，转天准时送来。有些物品还从信阳、汉口运回来。别说那时候的物流，比现在有时候还靠谱。这些经营方式，明明看起来是早期的市场管理，却总能让乡下人觉得新鲜。商铺增加，生意大好，周围村庄都认定东新店靠谱。后来大家干脆不愿跑远集市了，省心也方便。渐渐的，这里成了本地的小型贸易中心。说不定那时的村民，根本不懂什么叫“物流业兴起”，只知道东西能买到就是神。

到清初，东新店功能齐全，商品应有尽有。粮食、畜牧、药材还有专门行会，过去说“斗行”“畜牧行”，如今换了个名字还是情同一家亲。想创业好像不用广告满天飞，门头一竖就行了。可那阵子真要讲究什么品牌、核心竞争力？大家都是凭老面孔吃饭，哪家的商品靠谱谁都知道，爱买的就来，不满意明明可以转去别家。这样做生意，有时候反倒更实在。

但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比如说收购剩货，徐家天天吃剩下的东西，谁能吃得完嘛。有好多东西只好扔掉，这么做真的划算么？也有人说，钱多了根本不在乎，可浪费多了谁会开心？有人说，三家其实各怀心思，哪有这么齐心？当年笔头拳头钱头，把自己利益摆前头，集市兴起来是正事，但暗地里谁不想多分一点好处？或许这样反倒好，彼此制衡，集市才不乱套。

东新店崛起过程，是个慢功夫。一年两年不见效果，得靠连着憋，拉人气、造舆论、强迫引导。群众开始时并不习惯，也有人嫌麻烦还会骂，谁信东西好卖？可时间一长，天刚亮就有人来赶集，习惯了不跑远，再不觉得别扭。说起人性的引导，可能就是逼着买逼着卖，被憋出来的市场搞活了，大家反而都适应了。这道理没什么高深，不用非得讲理论，实际就有效。

可有个说法却不太一样。有人本以为东新店能继续做大做强，结果后来人口增长停滞，服务行业增长却放慢了。到底是不是管理出了问题？没法直接说清。有时强制和习惯化能造就繁荣，也有时候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循环。东新店是不是从未真正达到顶峰，还是悄悄被别人的新模式替代？两种讲法都有道理。

老街现在还在，房屋早已更新换代。人流有些下滑，有的人搬走，有的店铺关门。但故事流传下来，三姓开集市的那股劲头，乡里人一直在说。如果事情再来一次，会不会有更多创新办法？谁知道？

东新店的发展，掺杂着草根智慧、算计碰撞、偶然机遇，甚至也有人觉得其实离不开乡民的死板。老路走得顺，新事也不一定好使；钱多不一定成事，情分有时候却起大用。兴衰之间，兴旺与滞后只是时间的错位，判个定论怕也难得很。

总结一句，东新店这一段往事盯住现实、扎根生活，真真假假参杂，冲撞里有温度。集市兴起或许靠巧合，更多是人心里的一口气——也许这种混合模式才属于本地的独特经验，留给后人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