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玲 肖莹：《人猿泰山》汉译本土化与中国“泰山”小说创作

据巴勒斯原著改编的美国动画电影《人猿泰山》海报

《人猿泰山》系列小说（以下简称“泰山系列小说”）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的作品，共24部，于1912年至1965年出版。《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1912年初刊于All-Story②，封面标识为“丛林浪漫小说”。美国作家斯科特·特雷西·格里芬（Scott Tracy Griffin, 1965—）认为泰山系列小说横跨多个文学体裁，难以用单一类别加以界定，仅能以宽泛概念进行描述，其中既有扣人心弦的冒险情节，又不乏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色彩。

泰山系列小说在中国的文化之旅始于电影，据现有资料，1920年上海《时事新报》上首次刊登人猿泰山电影广告。随后《申报》《时事新报》等数十种报刊陆续刊载泰山系列电影的宣传广告，如《野人泰山记》《泰山复仇记》《泰山历险记》等电影广告。以《申报》为例，泰山电影广告几乎贯穿1920年至1922年的多个时间段，尤其是在1921年7月至9月期间，《申报》连续40多天刊登泰山系列电影广告。此外，《时事新报》和《民本报》也分别以17天的连续广告宣传泰山电影，其他报纸如《时报》《大公报》（天津）等，虽然广告刊登天数相对较少，但也选择在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宣传。这种跨地域、跨媒体的协同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该小说系列电影的广泛接受和热烈期待。在广告中，泰山系列电影被赋予“冒险侦探长片”“蛮荒探险长片”“爱情探险片”等多重标签，这不仅仅是商业宣传策略，更体现出当时国民对异域文化理解的多重性。随着泰山系列电影在中国的播映，国内迅速掀起泰山系列小说的译介热潮。

《野人记》广告， 1923年第1卷第12期《小说世界》

目前可查小说最早中译本为《野人记》，是系列小说的Tarzan of the Apes，1923年连载于《小说世界》第1卷第12期至第4卷第13期。同年《申报》刊登《小说世界》订阅广告，介绍《野人记》：“这部小说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就是著名影片《太山历险记》及《太山之子》的本事英文原本，销遍全球。现经留美硕士胡宪生先生译成汉文，笔力老道，并有奇异之插图多幅，无论看过或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不可不看这部小说。”随后曹梁厦、俞天游等多位译者也先后翻译，1925年至1928年该系列小说前十部中译本完成，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批译本将原著由“丛林浪漫小说”定位为“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的小说。20世纪30年代，大通图书社、梓鹤出版社、启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均发行该系列小说的重译本。到21世纪，小说翻译活动持续进行，至2019年全系列24部小说翻译完成，据统计，国内汉译本共139种（含重译）。从组织小说翻译、传播影响及本土化程度来看，商务印书馆译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出版社开启了“人猿泰山”汉译并推至高潮。与同时期译介至中国的《鲁滨逊漂流记》《二勇少年》等冒险小说相比，商务印书馆的泰山系列小说译本在传播途径上更具多元性。鉴于此，本文聚焦商务印书馆译本，探究其如何通过翻译的本土化改造融入中国文化语境，阐释其翻译活动对中国本土泰山小说创作的影响。

文本风格的本土化

泰山系列小说在美国杂志All-Story上连载时，表现出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质：分章设置悬念、语言通俗直白、内容刺激猎奇，其特征既服务于杂志商业化需求，也受限于连载形式的碎片化结构。后续单行本出版时，巴勒斯特别对语言进行了文学化润色。当这部带有典型美国大众文化基因的作品进入中国语境时，其文本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再次经历过滤与重塑。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正处于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碰撞之际，译者普遍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他们在翻译时，受自身文化积淀与读者审美需求的双重影响，常以中国文化和文学观念对原作加以变形和改造。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译者群也有同样的翻译考量，其本土化改造具体体现在译本的文体与语体两个方面。

在文体上，译文采用典型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作为明清小说主流形态，章回小说对本土读者阅读与审美习惯影响深远。林纾、包天笑、伍光建等译者都曾以章回体翻译西方小说。而在《人猿泰山》系列小说中，主要体现在以分回标目和模拟说话艺术形式为主要特征。其中分回标目的采用，使泰山系列译本具有鲜明的章回体小说色彩。例如《猿虎记》首章标题译为“第一回 弃轩冕乌齐礼卜居 劫妻孥陆可夫越狱”；《弱岁投荒录》首章标题译为“第一回 泛长河大副拯奸人 别荒岛巨猿觅故主”。此外，该系列中《兽王豪杰录》《覆巢记》《重圆记》等译作目录在形式上均采用章回体小说回目格式，既对仗工整，又概括情节大要，与原文线性标题形成鲜明对比。译者还运用“劫”“拯”“戕”“媚”等高冲突性动词构建戏剧张力，并融入“龙蛇争雄”“鸳鸯折翼”等古典意象进行文化符号的本土化转译。此外，章回体分回讲述、关键处中断的叙事特点，有效帮助读者保持阅读兴趣，这与原著“分章设置悬念”的策略相呼应。

其次，模拟说书艺术形式。译者们在叙事上采用叙述人插说，例如：

像盲人夜行一般，想独自发明那书中的一线曙光，这种情景，叫我们看着不由得又是可怜他，又是喜欢他，想这孩子将来一定有成的。

可是诸位不要以为太山费了几天的功夫便把英文全都学会了，那是没有这么容易事。他那时不过像黑夜中得了一些些萤火的微光，前面还是看不见，仍旧要扶墙摸壁等天亮的。不过他得了这些些门径以后，就举一反三，进前也容易些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亏他好耐心又聪明。

这些穿插在正文中的“旁白”，通过模拟传统说书“看官听说”的叙事程式，构建译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的空间，强化译文的劝惩教化功能。叙述语言频繁运用说书人惯用的术语，如“话说”“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如修辞手段使用设问、提示、重复等，达到强化重点的目的，吸引读者注意力。

在书名翻译上，根据中国读者习惯将原书名改造为“记”或“录”形式，如《还乡记》《古城得宝录》等，以增强标题的故事性。同时期译者也有类似的翻译方式，如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伍光建的《侠隐记》、沈祖棻的《绝岛漂流记》等。

在语体上，译者采用半文半白形式。采用半文半白的原因，即是梁启超所言，因“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故在叙事白话中杂糅文言词汇与句式。译文中这种“半文半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叙事用白话，小说中的书信、日记等，则用文言：

中间有一段日记，却比余下的稍为快活些。记的是：

儿生六月矣。玉雪玲珑，可喜可爱。今日迷离小眼，坐母怀观我作书，灼烁双睛，若深解个中况味者。我虽身居绝地，然知他年光我格氏门楣者，必是儿也。

儿若知我意者，张小手攫我笔去，小指纹已印纸上。儿还我笔来，我日记尚未毕也。

达拿一看，果然纸角上一个小指印，虽年代久了已有些模糊，细看那指纹还是很清楚的。

当时中国白话文尚未成熟，文言传统根深蒂固，受旧学熏陶的译者多折中选择半文半白语体，以兼顾革新诉求与传统表达。这既符合士绅阶层阅读习惯，也符合市民阅读需求，同时期的《十五小豪杰》《海底旅行》等译作也都采用半文半白语体。商务版译者群以“分回标目”与“半文半白”的翻译，传达出原著“分章设置悬念”与“语言通俗直白”特点，使译文既保留原作冒险叙事的核心吸引力，又以章回体架构与半文半白语体，将其转化为符合中国文学传统认知的作品，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充分考虑到读者接受习惯的选择。

道德伦理的中国化

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削弱了以体力劳动为载体的传统男性价值体系，引发社会对“男性气概危机”的讨论。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艰苦生活”主张，本质上是对工业化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抵抗，所推崇的冒险精神与坚韧品格，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勇武美德形成跨时空共鸣。在此背景下，埃德加·巴勒斯通过将骑士精神投射到原始环境，重塑一种不受工业文明腐蚀的理想化男性形象。而美国自美西战争展开海外扩张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殖民提供理论支持，“白人优越论”与“文明使命论”使得骑士精神被种族化，成为白人“开化”他者的道德借口。原著中，泰山作为一个在丛林中长大的“野蛮人”却具备凸显男性气概的贵族精神，并且最后成为丛林之王，暗示只有白人精英能同时驾驭文明道德与野蛮力量。

同时期中国社会受现代改良文化影响，既坚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又认同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性，所以立足儒家伦理道德立场吸纳西方现代文化。译者们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常从儒家伦理视角改译情节，使其贴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如把西方小说偏重个人本位主义的主题改变为中国群体本位主义的主题，小说汉译本中人物形象和内容被中国化。如林纾、包天笑等翻译家在译外国小说亲情内容时，多植入中国孝亲观念和宗族伦理。此翻译方法在泰山译本中同样采用，如译者为消减原著个人主义与种族主义，特别融入“孝”“义”“礼”等儒家伦理，体现出中国社会对道德伦理的理解与要求。

此种消减首先表现为将原文的“个人主义”与“骑士精神”进行儒家化改造，转化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义”。例如，原著中格莱顿冒险进入森林救出简走失的父亲后，简说道：

格莱顿先生，你待老父的一番义气，我做女儿的真是铭感五中，将来不知怎生报答你。

而原著中格莱顿营救简的父亲，主要源于个人动机，即展现男子气概以博得简的芳心。译者将原文中的“chivalrous loyalty”“noble and self-sacrificing”译为“一番义气”，将个人主义与骑士精神转化为儒家道德伦理的“义”，更强调道德责任。此类改译还有：

不要看太山生长深林中一世没见过女子，就料他脑筋中没有少艾，你不知道，他从那回接吻后，脑中就永永的留了琴痕的小影，巴不得每日能看见他一回，只因达拿病倒了，义与情二者不可得兼，便牺牲了情爱去当心他，即此一端也已足见太山的为人。

译者增译“义与情二者不可得兼”，强调道德原则（义）与个人情感（情）冲突时难以兼顾，而泰山面临此两难仍选择恪守“义”，消减了原文中的个人主义，凸显了儒家伦理体系中集体责任与价值取向。

其次，原文中骑士精神所包含的“绅士之风”在译文中被改造为“君子之礼”。例如：

你没见他待一个偶尔相逢的异乡女子那样的彬彬有礼，见了不怪我如此信服他了。

译者将原文中“chivalrous treatment”译为“彬彬有礼”，孔子提出“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强调内在品质与外在礼仪需协调统一。“彬彬”形容文质兼备、配合得宜的状态，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此外，当原文通过“strange girl of a strange race”建构殖民者凝视时，译文中“异乡女子”则抹去了种族差异的等级制想象，凸显“礼”的纯粹性。类似处理亦见于：

琴痕晓得辞不掉，只得受了，鞠个躬以表谢意，又把那金锁放在唇边亲了一亲。太山虽不懂他意思，却也猜到是谢意的表示，便立起来还了一个礼，把那锁也亲了一亲。那一种尔雅温文雍容华贵的态度，足征他虽生长蛮邦，一生一世与鹿豕为群，那遗传的天性是不能泯灭的。

译者将泰山对少女礼仪的偶然模仿译为“还礼”，同时省译“贵族出身的标志”，从而消减原文中的阶级意识，将其转化为符合儒家“天性不泯”的礼仪规范。

最后，译者将原文中人物个人情感转化为儒家孝道观念。例如胡宪生将原文英国男孩对母亲的“all the reverence and respect and love”译为“天性中便不知不觉的孝他爱他敬他”，将个人情感流露与儒家道德伦理中的“孝”相对接。此外，译者还通过删改情节，使得译文更符合儒家孝亲的标准，如章铎声将原文中泰山弑养父的情节改编为泰山与凶恶大象决斗。虽然原著中泰山养父本性恶劣，屡次加害泰山，泰山弑父属于自卫，但改编更符合儒家强调的孝亲原则。

人物形象的义侠化

巴勒斯在小说原著中塑造了泰山、安杜生等具备英勇、牺牲精神与大公无私品德的骑士形象。译者们将这些骑士形象与中国“侠客”形象进行关联对接，原著中夹杂着帝国主义叙事的“骑士精神”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

早在泰山系列电影引入中国时，电影广告便对其进行了义侠化诠释。如1922年9月《京报》刊登的《泰山历险记》广告写道：“泰山在火山下大洞中与蛮武士大战，并与一群猛狮大战。林肯·尼尔摩扮演泰山者，即从前之铁臂侠，真是好汉！”广告将泰山称为“侠”与“好汉”。同年10月《大公报》（天津）也刊登了该电影广告：“《泰山历险记》四大本。泰山智勇兼全，计赚贼党，力斩野兽。侠肠历险种种，卒除大恶，遂其扶弱锄强之初志。结局奇妙，令人载喜载叹。”广告用“侠肠”“扶弱锄强”等词，赋予泰山形象侠义精神，使其更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

在小说译本的回目汉译中，有“埋侠骨豪士酬深恩 却寝宫蛮奴漏机密”，“阻暴行单森遭射击 逢侠士梅玲脱网罗”，“侠义心肠双拳击恶贼 神奇巫术大汉变侏儒”等，让读者有着阅读武侠小说的相同体验。此外，译者在回目中多使用“弭暴安良”“济困扶危”“舍己救人”等表达，体现中华民族侠义精神内涵。

小说正文翻译中，译者也常将“骑士”形象转化为“侠”形象，或是将“骑士精神”置换成“侠义精神”，例如：

太山于安杜生死后，因为他外貌虽是荒伧，胸襟中却抱着侠义肝胆。为着救他妻子，送了性命，很是感激他。

有时野性发作起来，凶悍的野兽还不如他。不过侠义之心一起，却又有古代侠士之风。

译者们将原作中体现英勇与无私的西方“骑士”精神，转化为中国本土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将原文中“骑士”形象与中国“侠客”形象相联结。此举不仅转换了文化语境，也提供了跨文化叙事共鸣。这种将西方“骑士”形象与中式“侠客”形象置换的手法，在1905年马一浮译《堂吉诃德》时即有体现：他未将“骑士”等西方专有名词直接译出，而以“侠”“侯”等中国本土的名词来将之替换。同时期译者亦将西方“侦探”的形象与中国“游侠”进行关联与对接，如严独鹤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序言中指出：“为私家侦探者，必其怀热忱、抱宏愿，如古之所谓游侠然，将出其奇才异能，以济法律之穷，而力拯众生之困厄者也。”

《中国泰山》，夏风著，广益书局，1946年8月

而这种人物形象义侠化植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一，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变革，民众渴望精神寄托。译者将西方冒险小说的骑士精神与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理想的道德典范，契合改造国民奴性、激发男子气概及救亡启蒙的时代诉求。其二，民国后武侠小说勃兴，其原因在于民众受压迫时，普遍寄望于“超人”般的侠客来“雪不平、除强暴”，以此宽慰无力反抗的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客”形象，始终承载着民众对正义、公平与道德的向往，其不畏强权、扶危济困的特质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因此，译者赋予泰山等人物“侠义”特质，既是为了贴近中国读者的文化认知，也是借此传递道德理想，回应社会对正义英雄的呼唤。这种“义侠化”既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亦是对社会文化需求的回应。通过融合西方英雄主义与中国侠义精神，译者实现了文化语境转换并提供了跨文化道德共鸣，使泰山系列小说得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焕发新生。

本土泰山小说的创作

商务印书馆泰山系列译本通过文本风格、道德伦理及人物形象的本土化，成功融入中国文化语境。其后，殷雄、章铎声、施落英等译者也开始该系列小说翻译，从译本内容可以窥见本土化翻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如殷雄的《泰山艳史》，施落英的《小人国奇遇记》《地心漫游录》，章铎声的《义猴救主》等。这种本土化翻译策略让原著最大程度上与中国本土文学发生勾连，使得人猿泰山故事在本土语境中得以生长，成功转化为符合市民阅读趣味的故事，并促进其后系列中国人猿泰山小说的创作。具体而言，本土泰山小说创作主要体现在情节本土化、人物本土化以及推动“武侠+冒险”类型小说创作三个方面。

首先，泰山系列小说译介的本土化策略为中国泰山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泰山系列小说所呈现的“文明与野性”张力及异域描写，启发了中国作家对武侠题材的拓展。如汪景星坦言其《中国泰山》创作灵感直接源于对电影《人猿泰山》的反思与再创造：“某一次看了西片《人猿泰山》之后，不禁使我发生不少的疑问，我固然知道是一种理想的结构，不过充份表现着摄影者的技巧进步而已，但我始终认得去事实太远些吧，就在这时，便引起我著作中国泰山的兴趣来”。他虽认可该电影的艺术与技术，但认为其脱离现实，故创作了融合武侠与奇情的“中国版泰山”。为了避免抄袭的嫌疑，他强调：“本书的取材设局，以及布景故事，除掉‘泰山’二字以外，是没有一点相同的，主角泰山既是中国人，则他所说的是中国话，做的是中国事，活动的是中国地方，地道中国货，并不冒牌。”“本书虽然没非洲土人奇形怪象的画面，但也有滇省边区的苗猺猡黎等土著夷民作为点缀，这并非故意去抄袭人家的老文章……”然究其本质，实则在遵循西方冒险框架基础上融入中国元素。此书命名亦蕴含市场考量，反映了文学创作与市场需求的互动。此外，杨宪益受《人猿泰山》启发创作了中篇小说《鹰哺记》，大体内容是：石灰爵士生下儿子不久后就去世了，留下一个遗孤。孩子的叔叔很坏，他把孩子扔到野外，一只老鹰飞来叼走了孩子，并把他哺育成人。这个孩子在大自然中成长为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他在报仇途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最后，他远离故乡，浪迹天涯。其中遗孤由鹰抚养的情节模仿了泰山由猿抚养的设定；汪景星笔下的马如龙、朱贞木《罗刹夫人》中的沐天澜等角色均有幼时被猿类抚养的经历，这不仅是对情节的表层模仿，更是对“泰山”原始生命力的承袭。

其次，《人猿泰山》系列小说译介的本土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泰山”小说的人物塑造。原著泰山赤手搏兽的能力在《中国泰山》主角马如龙身上得以体现，且其更兼具高强武艺与宝刀利器，力歼猛兽、除暴安良。其形象由模仿西方泰山“怪侠”升华至为国为民的“大侠”，强化了以国民意识为核心的侠义精神，完成了对异域英雄的本土化重塑。而朱贞木《罗刹夫人》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充满野性与叛逆的女版“泰山”形象。其独特之处在于，罗刹夫人的野性与叛逆并非源于对家庭或社会的反抗，而是她天性中的一部分。正义感与智慧使她游刃于复杂江湖之中，成为一个既有趣又令人敬畏的角色，这种当时罕见的女性冒险叙事在读者中引发了广泛关注。

此外，耿小的《云山雾沼》中“孙行者大战人猿泰山”的情节，这一创作不禁让人联想到商务版译本中，译者将“The Kingship of the Apes”译为“美猴王”。此策略不仅拉近了读者与异域文化的距离，也为本土作家构建人物形象提供灵感。耿小的巧妙结合孙悟空与泰山形象，展现了中西文化碰撞的趣味与可能。这种文化融合影响延续至现当代，如2023年《故事会》刊登小说《人猿泰山之前世今生》。小说讲述了厌倦天庭的孙悟空投胎为西方“人猿泰山”。该作通过身份重叠，结合《西游记》与《人猿泰山》元素，突显野性与冒险精神。这一创作不仅延续了耿小的《云山雾沼》中的文化融合策略，更在当代语境下探讨了文化身份、个体自由与归属感等主题，以幽默方式解构经典，赋予反叛精神新内涵，既提供娱乐，亦开拓中西文化对话新路径。

《云山雾沼》，耿小的著，励力出版社，1948年10月

最后，《人猿泰山》系列小说译介的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武侠+冒险”类型小说的创作。受其译介影响而涌现出的一批中国“泰山”小说，如《中国泰山》《罗刹夫人》《鹰哺记》等，多以“武侠+冒险”的形式呈现，主角亦普遍具有传统侠客特质。这种侠义精神的融入，既是对原著英雄主义色彩的继承，也是对本土“侠文化”的呼应。其故事背景从非洲丛林转移到中国的深山老林或边陲小镇。这种本土化的环境设定不仅使故事更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经验，也为“泰山”故事提供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舞台。此外，当时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顾明道在《红蚕织恨记》中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对《野人记》中泰山自由生活的向往，并强调大丈夫应当无所畏惧。他还指出，游历远方需要学问和强健的体魄，批判国人受“父母在，不远游”等古训束缚，仅满足于卧游幻想。他还通过对比外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对探险精神的激发，指责本土小说家迎合世俗，创作软性言情，致使国人缺乏行动力。顾明道不仅读过商务版“泰山”丛书，还有其独到的见解。顾明道自述其创作旨在“壮国人之气概”，故在《侦探世界》发表多篇融合武侠与冒险的小说，如《秘密之国》《海盗之王》，书写了同胞海外抗争事迹。在此之后，朱贞木也效仿其“冒险体”，融合“武侠、言情、冒险”为一体，专以布局奇诡取胜，《罗刹夫人》便是这种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品。

结 语

《人猿泰山》系列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本土化改编，不仅关涉不同语言的沟通，同时也是异质文化的交流。它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人如何吸纳外来文化，并通过本土创新熔铸中国特色。该系列小说的译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类型文学的题材选择与人物塑造。《人猿泰山》系列小说在华传播历程揭示：文化生命力源于融合创新，唯有熔铸外来精华于本土传统，方能创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共鸣之作，既丰富民众精神世界，亦驱动社会进步。总之，《人猿泰山》系列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文学的借鉴创新，更是文化的对话融合；既可明晰20世纪中国文学脉络，亦能为当代创作提供启示。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5年第三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