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宅兹的‘中国’指陕西省”的观点，与考古、铭文、文献相悖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及其铭文是最直接的证据。其内底122字铭文清晰记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这表明，“宅兹中国”是周武王克商后的规划，而周成王时期将其实现，迁都于成周（洛邑）并予以宣告。若“中国”指西周故地陕西（宗周），则武王克商后“宅兹”于此说不通，因周人本就兴起于此。铭文明确记载这是武王克商后新的政治构想。

传世文献与何尊铭文高度吻合，共同指向洛邑：

《尚书·召诰》、《洛诰》：详细记录了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9年）营建东都洛邑的过程，包括召公“相宅”、周公营建、成王迁宅等，与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及“唯王五祀”的纪年完全对应。

《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因镐京偏西，难以有效控制东方广阔疆域，为此夜不能寐，并明确表达了在伊洛流域“毋远天室”之地建立新都的遗志。这直接解释了武王“宅兹中国”的意图。

《史记·周本纪》：有“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记载，是对洛邑作为都城地理优势的经典概括，点明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地理和政治意义。

铭文中的“中国”是“中或”，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之意，是一个指代“天下中心”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非国号。

“宅兹中国”的语境：此言是武王在克商后所说，意在寻找一个新的、能有效统治四方的中心都城。若“中国”指周人起源的陕西，则“宅兹”（居住于此）失去了意义，因他们本就“宅兹”。

西周金文中，“成周”（洛邑）出现频率远高于“宗周”（镐京），这从侧面反映了成周在东周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周人兴起于西土，克商后面临如何统治东方广大地区的难题。镐京偏西，有“鞭长莫及”之虞。而伊洛流域的洛邑，地处中原腹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被武王视为“天下之中”，在此建都可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便于震慑东方诸侯和殷遗民，巩固新政权。

武王早逝，其志由成王和周公实现。平定三监之乱后，他们深刻意识到在东方建立政治军事中心的必要性，于是营建洛邑，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置于此，即“定鼎中原”，实现了武王的遗愿。

主流学术界（包括考古、历史、古文字领域）基于“二重证据法”（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印证），普遍认为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就是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国家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等官方机构的展览说明均采用此说。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陕西省”的观点，缺乏直接证据支持，并与考古发现、铭文内容、历史文献及当时的政治军事逻辑相悖。

何尊及其铭文的价值，在于它实物见证了“中国”概念从地理中心（天下之中） 向文明与政治中心（中央之邦） 的演进源头。这份珍贵的遗产属于全体中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