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至少发生413次改革，为什么只有一个半是成功的

如果我们去翻开历史，不难发现，在这卷历史长河中，曾发生过至少413次改革，但却只有一个半才是成功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在任何改制中，经济每增长1%，社会矛盾积累就会增长0.7%。有的甚至更厉害。

从这个说法来看，实际上就充分说明了历史上每次改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比如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改制中，老百姓始终得不到任何利益，反而只会更加沉重。

所以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变法、改制层出不穷，但农民阶层确实很少能成为最终的、持久的受益者。这并非偶然，而是由深层的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和人性逻辑决定的。

因为历史上的很多改制并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巩固王朝统治，解决王朝财政危机，或者强化王朝统治权力。

也就是说改制的人本身就是王朝的统治阶级，他们改制的时候，古代那种私有制决定下，是不可能去动自己的根本而肥天下，反而只会让普通老百姓在这个改制中，成为被动的对象和汲取资源的来源。

就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乃至清朝的“摊丁入亩”，首要目标都是解决朝廷的“钱”和“兵”的问题（即财政和兵源）。

当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沦为佃户或流民，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户口就减少了，税收基础被侵蚀。改制的核心是更高效地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充盈国库，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即使有些政策（如青苗法）意图在短期内减轻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但其底层逻辑仍是保护税源，如同保护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而非让鹅过上更好的生活。

曾经很多人认为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实际上只是针对秦国的统治阶层，因为通过变法之后秦国强大了，然后灭六国一统天下。

但谁能知道，他的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伤害有多大，农民要交双倍的军粮，商人要免费给军队运送物资。在那种人人为私的制度下，这对于老百姓来说不但没有享受到改制带来的福利，反而被盘剥更多。

所以这些改制带来的后果，实际上就应验了开头说到的经济每增长1%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积累，就比如上面说到的王安石变法，国库增收20%，但跟随而来的就是北宋最大的流民潮，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随之而来的就是加剧了山西的农民起义。

其实这些改制的根本很明显，任何可能赋予农民真正政治权力或经济自主性的改革，都会触动整个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因此是统治集团内部最大的禁忌。

你看看清朝的“摊丁入亩”改革，说是让有地者多纳税，无地者少负担，但胥吏完全可以与地主勾结，将税负转嫁给贫农。本应惠农的“青苗法”，在执行中却变成了官府强行摊派贷款、盘剥农民的恶政。

所以你让这些人去改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维护他们自己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从口袋里拿出来分化到老百姓手上。至少他们不会达到这个觉悟。

那么，又为什么说在这些改制中，却只有一个半是成功的呢？

首先说半个成功，其实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打破旧贵族的利益，进行财富再分配，但他真的实现再分配的吗？农民真正受益了吗？

答案是部分是的，也就是说仅仅是一部分靠军功的士兵得到了一点利益，这还是从战场上换来的。所以农民的整体地位还是没有改变，无非只是制度重组，打破旧贵族建立新贵族。

所以这次变法被认为是半个成功。

而唯一一次认为成功的改制则是清世宗胤禛，也就是雍正，他依靠军权，进行改制，历史学界的评价是高度肯定的。

可以说，雍正的改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清代乃至中国帝制时代后期一次极为罕见且成功的、由最高统治者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

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直面并试图解决了历史所有改制中的核心困境——“历史上为什么每次改制，得到利益的都不是农民”。

雍正的改制，在一定程度上让国家（朝廷）和普通农民获得了利益，而沉重打击了中间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士绅、不法旗人）。

所以从这些改制中不难看出，要真正做到成功，就必须要做到打破权贵阶层的利益，去把蛋糕分给老百姓，否则一切改制始终无法走出本文开头的那个历史规律，经济每增加1%，社会矛盾积累就会增加0.7%，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始终都会爆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