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新疆省历任主席一览（1928年-1949年）

其实，每一段大历史里，真正让人心跳加速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写进教科书里的开花结果。而是那些大幕拉开的瞬间——你很难相信，有些人的命运拐弯，恰恰就发生在电报一句、柴米一炊之间。

1928年，新疆的夏天比平常还要燥热。首府街头传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老百姓嘴里嘀咕着“督办要变天了”。就在6月中旬，杨增新决定一边宣誓拥护全国的新政府，一边让自己顺理成章当上省长兼总司令。他心里是精明的，知道大江南北风向早就变了。可他哪里想到，仅仅过了半个来月，政变像一阵意外的乌云，劈头盖脸——杨增新命丧非命。

在坊间流传的说法中，杨增新这个人其实很有点复杂。他是那种不动声色就能说服当地领袖、让不同民族彼此忍让的人。他下棋一般布置官场关系，不管是迪化（乌鲁木齐）的熟面孔，还是远在哈密、伊犁的地方王公，都得看他脸色行事。很多老人回忆，那几年新疆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潮涌动。杨督办深谙“团结就是饭碗”，但有时候，一碗饭却能一直悬在半空。果然，到了7月，新疆的风云突然变脸，金树仁成了突击出来的主席。从此，原本错综复杂的弯弯绕绕，又多了几圈难解的结。

怕就怕人心。金树仁上台，也是无数细节积累到顶点——他早就是省里的“大秘”，手里的章和文件有多管用，只有亲历者明白。原本的军务厅长樊耀南，在杨增新遇害那阵，也曾试图抓住机会闹一场大动作。只是棋差一招，反倒被金树仁“敉平”了祸端。怪不得，后来有人打趣说，新疆的官场像张大蛛网，谁跳得欢，容易粘成一团难脱身。那时候的新疆，马背上来来去去的，都是能拼命的硬汉子。可最终，还是要争个人心浮沉。

到了南京那边开始正儿八经考虑新疆省的体制时，实际上当地的基层早已四分五裂。省政府成立那天，谁能想到，这块地盘上后来还会长出十来个厅处、若干督察司令部，好像每个头衔背后，都站着一拨人马各算各的账。老迪化人的回忆里，省城街头的衙门突然多了起来，红头文件像下雪一般，每天都要晒出来比比哪家盖的章更大。其实，这一切与其说在治理，不如说在自保。也蛮像我们小区换个物业，结果各楼门都派了“代表”，风声已经谨慎得很了。

说到杨增新，外人看他像个江苏绅士，其实名义上云南人，实则一辈子都在新疆打拼。他的心愿大概很简单，就是不想让新疆再乱下去。可命不好，临到头来，居然没能安稳收场。有人说他用老办法挽住新局面，有人觉得他骨子里太温吞，结果反被人斩断了棋局。他死后的那个夏天，不少新疆各路王公大佬都背后嘀咕：“这地儿，还能安生几年？”

金树仁一上来，情况可没有外人想的平稳。他是甘肃人，做惯了文官，却被硬生生推到了风口浪尖。打江山和守江山，从来都是两回事。当初他得到了新疆最重要几个地方文武头人的支持，包括那几个哈萨克、蒙古、回族的“王爷”，多少是看重他“处事圆滑”。可惜，真轮到局里激烈的时候，这种圆滑成了最大软肋。金树仁到晚年的时候，每提到自己那几年，常常喃喃自语“都是风浪推着走……”谁又真的能在新疆这样的地头说了算呢？

1933年，南京派了个湖南人刘文龙来当省主席，一个讲究学问的书生。可盛世才早就在新疆逐步布局，表面服帖、暗地蓄势，把刘全家“请”到家里，长达11年。你说荒唐不荒唐？新官上任，结果哪都去不了，老百姓悄悄议论：“南方来的官，圆滑不过北疆人的心。”

李溶，这人本地出身，界于本土豪绅和新兴势力之间。盛世才一度拉他坐了主席，老李在前头满怀信心地推盛那一套新政策，“反帝、亲苏、民平”这些好听话写进了公文，但到了夜深人静，他也会发怵。盛世才那种既能枪口对外、又能刀锋对己的手腕，让李溶坐立不安。这种提防，其实在新疆这种地方，不是怕权力的变迁，而是怕一夜之间，从朋友变成仇敌，连棺材都备好了。

史书上一提盛世才，都是“外地能人”，其实他这一路升上来，背后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手段。他当初在奉军算小头领，被郭松龄收拾过，跟着学了不少心眼。等到了新疆，金树仁虽然看重他，终究是“借刀杀人”，最后还是盛世才一举成了边防督办。哈密事变、交手马仲英，每一次都像刀口舐血，千钧一发；传言他下令清洗异己时，街头巷尾连棺材铺都忙了起来。一个地方，上上下下的气氛丝毫不松懈。

说来也怪，新疆这些年的主席，换一个人性子，换一茬“规矩”。等盛世才势头微弱，南京当局于是派自己最信得过的吴忠信来坐镇。吴忠信是老国民党，说一不二，偏生碰上新疆这样的“千层饼”，这饼上浇的油水不知道几层。鲜少有人会信新首长能立刻收到成效。再后来，有一阵子南方热传一句话：“新疆的天，只有自己人才看得明白。”

朱绍良的那几年，说白了，是树立国府旗帜、稳住局面的时候。据说朱对“稳定”这件事非常在意，甚至有人见过他在夜半下令清点一线驻军，好像一觉醒来政变又会兜头而来。那时正打抗战，西北大后方万一起风，重庆当局就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坐不住。

到了1940年代，风向渐变。苏联与国府的明争暗斗，藏在边区山岭间。有时老百姓商量的是粮价，有时晚上天黑后还要防备突变。1946年新疆联合政府挂牌，许多厅处官员还没完全理清上下顺序，就被新政策和“三区运动”搅个头晕。谁能想到，新疆最终是和平解放，将一切权力、责任关门打包交出。那阵，街头巷尾的掌声里，夹杂着庆幸，有人说“总算有盼头了”。

有趣的是，每个主席的命运都藏着地缘的秘密。到了张治中，安徽人，骨子里既有将军的果断，又带点南方士子的细腻。新疆再风雨飘摇，张治中的那点“八大金刚”作风照旧不减，讲规矩，也讲弹性。

麦斯武德呢？留过洋，思想有些不一样。土耳其留学回来后，经常喜欢用“民族”这个词讲事理，他自己也说，外面世界的新潮流足以搅得人热血。其实种种政策转型，最后又归于一地烟火气。

再到最后时刻，包尔汉·沙希迪，祖籍新疆，却生于异国，活成了好几重身份合在一起的人。他那次“通电起义”，名气大得很。有人还记得，当时整座城里都有人静静地等这则消息，好像是等着一盆凉水洒下来，把多年的火气、心病都给抚平了。

回过头想，新疆的那些官员、将领，不出名的更多，出头露角的不过几茬换水。兵荒马乱里算盘拨得再响，还是比不过天意。有些决定，看起来像是上头电报一发千里，其实是无数人小算盘、夜半长谈后才落了地。人心难测，时势使然，这个道理，大概新疆的夏夜灶火边，大家都心里明白。

故事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大人物的转身有时候竟像谁家小院的门突然“吱呀”一响——一切都还未完、未了。谁能断言，哪一刻不是命运的拐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