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版“权力的游戏”：汉初富商狂揽财富，武帝三招断财路

提到“权力的游戏”，很多人会想到宫廷争斗、疆场厮杀，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早已上演——主角是手握集权的国家与富可敌国的商人。

从汉初的“放任生长”到武帝时期的“雷霆管控”，双方在财富与权力的棋盘上反复角力，最终塑造了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基本格局。

汉初的几十年，堪称商人的“野蛮生长”期。

秦朝末年的战乱让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刻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不仅对农民轻徭薄赋（后来甚至降到三十税一），还放开了对商业的管控，“弛山泽之禁，纵民得冶铁煮盐”。

这一放不要紧，一批富商大贾迅速崛起。

齐国的刀间靠煮盐发家，家财数千万；南阳的孔仅经营冶铁，积累了数千金；蜀地的卓氏更夸张，家里的奴仆就有上千人，田宅园林的奢华程度堪比诸侯。

就连卖豆豉这种不起眼的小生意，都能养出王孙大卿、樊少翁这样“为天下高訾”的富豪，樊少翁的家产更是达到五千万钱。

这些商人的财富积累速度，连朝廷都为之侧目，当时有个说法：“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量农民弃农从商，进一步壮大了商人阶层的力量。

更麻烦的是，富商们并不满足于赚钱，还开始染指权力——他们兼并土地，勾结官吏，甚至豢养豪侠，形成了“私门成党”的地方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看到叛军没联络洛阳大侠剧孟，立刻断言“叛军无能为也”，可见富商豪强的影响力已经能左右战局。

此时的朝廷，对商人其实早有戒心，刘邦当年就立下规矩：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子孙还不能做官，想从身份上打压商人。

但架不住经济规律的力量，“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与富商的权力天平，悄然开始倾斜。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这场权力博弈终于迎来转折点。、

武帝要干的大事太多：北击匈奴、开拓西域、兴修水利，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底很快被花光，国库空虚到“县官大空”的地步。

钱从哪儿来？向农民加税？当时山东水灾就有七十万饥民流亡，再加税等于逼人造反。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向富商开刀。

盐和铁是当时的“刚需品”，人人要吃盐，种地要农具，谁垄断了这两样，谁就掌握了财富密码。

武帝之前，全国的盐铁生意全被私商把控，他们“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把利润揣进自己腰包，国家一分钱好处都捞不到。

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下定决心推行盐铁官营，但他走了一步险棋：不搞“一刀切”，反而用高官厚禄招安大商人。

他委任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盐铁丞”，此二位皆为行业翘楚，由他们直接操持盐铁官营事务，可谓人尽其才，有望推动相关事业有序开展。

这招堪称高明——既利用了商人的技术和经验，又避免了激烈反抗，要知道汉初可是明令商人不能做官的，这一突破堪称“西汉阶级关系的大变革”。

官营怎么搞？盐业实行“民制官收”：官府提供煮盐的大铁锅“牢盆”，盐民煮好盐后必须按定价卖给官府，再由官方运到各地销售；铁业更彻底，从开矿、冶炼到铸造农具武器，全由官府包办，私人敢铸铁就抓起来。

效果立竿见影，盐利很快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仅食盐加价每升2钱，每月就能增收6000万钱。

盐铁被管控后，富商们还靠着长途贩运赚差价。

比如各郡国给朝廷上贡的特产，运到长安成本极高，有时运费比货物还贵；而产地便宜的东西，到了缺粮的地方能翻好几倍价钱，全被商人赚走了。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推出“均输平准”组合拳。

均输就是让各郡设“均输官”，贡品不再直接运长安，而是就地卖到价高的地方，再买长安需要的物资；平准则是在长安设“平准官”，物价贵了就抛售库存，便宜了就收购，把市场定价权抓在手里。

这一下，长途贩运的商人彻底没了活路，国家却“官得其利，民得其便”，山东闹灾时，全靠均输的储备粮赈灾。

如果说前两招是“断财路”，那“算缗告缗”就是直接“抄家底”。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颁布“算缗令”：商人的财产每2000钱就要交120钱的税（税率6%），比手工业者高一倍；家里有马车的交一算，商船超过五丈的也要交税。

富商们当然不肯乖乖交钱，纷纷把钱埋起来“争匿财”。

武帝早有准备，元鼎三年（前114年）又推出“告缗令”：谁揭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就能分到没收财产的一半！这一下全民都成了“税务稽查员”，全国掀起告缗热潮，中等以上的富商几乎被一网打尽，朝廷没收的财产、田地、奴婢不计其数。

国家的重拳之下，富商们也没坐以待毙，这场博弈藏着不少暗流涌动。

被招安的商人首先出了问题，东郭咸阳和孔仅虽然当了官，却始终没忘自己的“商人本色”，工作消极敷衍，后来还联名上书反对盐铁专卖，武帝一气之下把他俩罢了官。

更普遍的是官商勾结，比如博士徐偃借着巡视的机会，私自让胶东、鲁国恢复私铸盐铁，从中牟利；连御史大夫张汤都被举报“泄漏消息给商人分利润”，虽然查抄时发现他家只有皇帝赏赐的五百金，但也能看出官商勾结的乱象。

还有些商人用“非暴力不合作”对抗，武帝想树立卜式这个“爱国商人”典型——卜式主动捐一半家产助边，武帝封他做官、赏田地，号召大家学习。

但富商们根本不买账，“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逼得武帝只能靠告缗硬来。

不过也有聪明的商人转型求生，卖豆豉起家的王孙大卿发财后“以财养士，与雄桀交”，靠结交豪杰提升地位，后来还被王莽任命为“京司市师”，成了管理市场的官员，从“被管控者”变成“管控者”。

这大概是汉代商人在权力游戏中最成功的“逆袭”了。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独掌财政大权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成为西汉的“定制”，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博弈终于落下帷幕。

武帝靠这些政策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漕运粮食从每年四百万石增至六百万石，支撑了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伟业。

从结果看，国家无疑是这场“权力的游戏”的赢家：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地方富商再也无力挑战朝廷权威。

但这场博弈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官营盐铁虽然充实了国库，却滋生了腐败，官造的铁器“多苦恶，价贵”，逼得百姓偷偷买私盐私铁；告缗令虽然收了钱财，却也打击了商业活力，让民间经济变得萧条。

更深远的是，汉代这场博弈奠定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基本逻辑：国家始终把经济控制权抓在手里，商人阶层只能在权力的缝隙中生存。

后世的唐宋明清都延续了这一思路，盐税长期是朝廷的“第二财源”，清代两淮盐场一年收入就达700万两白银。

回望汉代这场国家与富商的博弈，没有谁是绝对的“正义方”：国家需要财富支撑大一统伟业，商人渴望自由追逐利润，两者的冲突本质是集权与资本的天然矛盾。

但正是这场激烈的“权力游戏”，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格局，也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命题：如何在国家管控与市场活力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