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吴石儿子向中央申诉，周恩来批示：应将他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正所谓“我站在故事的开头,望向他们必死的结局”，《沉默的荣耀》毫无疑问应算是个悲剧。

之前我们其实没少写过吴石的事情，只是随着近来《沉默的荣耀》热播，使得吴石的名字再一次被大众所熟知。听说因为电视剧的热播，不少人自发的前往烈士墓前鲜花凭吊。

有关吴石的生平，我们过去聊得多了，所以我们这次聊点大家不太知道的事儿。

图吴石

与吴石一同牺牲的朱枫牺牲后不久，因为他本身就是受华东局指派赴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所以牺牲次年即被华东局评为烈士，陈宝仓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在1951年被追认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1952年经毛主席批示，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唯独吴石的情况不一样，他是一直到1973年才被追认为烈士的（网上资料2006年11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并向吴石烈士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聂曦就更晚，他是2006年才被追认为烈士（网络来源非官方）。

这还要从吴石何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说起。

有关吴石什么时候入党，网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根据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红色文化》中称，吴石是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不过，根据吴石革命经历来看，这个时间很明显存疑，根据吴石家人以及多数当时人回忆的情况来看，吴石入党应该在1947年（2010年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退休干部黄楫（他称吴石为舅爷）在接受采访时说是1948年夏秋）。

提起吴石从事中共地下党情报工作，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此人就是何遂。

有意思的是，何遂自己并不是一名中共党员，但是他的五个子女中，有四个是中共党员。

何遂比吴石大6岁，两人都是福建闽侯人，也因为年龄的关系，何遂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吴石则是在武昌起义后，在福州参加革命党人起义，并在之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时和吴石一起入校的还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时在陆军大学任教的何遂受聘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官，在福建参与到李厚基（时任福建督军）活动。

巧的是，当时吴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往福建，李厚基基于限制福建地方军队发展，加之不放心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到福建，吴石不得已下，参加了闽南地方人士组织的民军，参加驱李运动。

也是在这个时候，何遂与吴石结识，尽管两人无论年龄和资历上都有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结为莫逆。

在征闽军与闽南民军相继失败后，吴石后来北上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十四师军械处长，并指挥炮兵。

1926年，闽南民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四师，出征北伐，吴石又被邀请回第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后调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

当时，大革命虽然如火如荼进行，但背后政治形势十分复杂。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继而导致了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尽管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但随后就因失去各方支持倒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宣告结束，吴石也被解职回上海闲居。

期间吴石受邀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任职，但考虑到当时形势复杂，吴石萌生退意，在友人劝说下，东渡日本求学，以谋求军事上进一步的提升。

1929年冬，吴石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吴石在日本求学期间，因严谨认真的作风，博得各方赞誉，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求学期间，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甚至在当时还引其国内关注，中国参谋本部评价他为“留日学生中最有心得之一人“。

1934年，吴石回国后不久，即出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吴石因其杂牌出身，在当时并不受重用，蒋介石那时忙于剿共，对日只是停留在情报分析上。

一直到抗战爆发，吴石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吴石被调回南京，出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当时何遂恰好也被调回南京，出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人此后往来逐渐密切。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何遂已经同中共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中共党员，但他的子女却几乎全是，何遂本人坚信，未来拯救中国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

吴石呢，他通过整个抗战时期的观察，已经发觉了国民党当局腐败透顶的本质，他在“爱国、抗日、反蒋”一事上，同何遂的见解一致。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何遂之所以敢于同吴石交心，主要源于吴石本人对中共的好感。

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

根据吴石的同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回忆：

“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吴仲禧后来回忆起这位老友，言语间还有许多感慨：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同在南京政府国防部任职，他由一位爱国军人逐步靠拢我党，直至决心与旧营垒决裂，陆续主动向我方提供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壮烈牺牲。这当中我虽然也从旁做过他一些思想工作，但主要还是他自已的革命胆识和疾恶如仇的决心。”

从客观上看，吴石常年居于国民党当局中枢，却时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吴石和蒋介石的关系，还是在北伐时期建立起来的（在蒋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这重关系本身并不牢固。

随着蒋介石后来逐渐发迹，因为重视“黄陆浙一”出身的人，对吴石这类杂牌出身的将领，多数时候都是不信任、不重用，吴石少有在一线带兵的机会，多数都是从事参谋工作。

吴石后来能身居高位，多多少少还是受当年同在保定军校的同学白崇禧提拔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吴石身上多少带了一些桂系派系的气息。

1940年末，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对吴石任战区参谋长这段时期也很不满意，还在后来访谈中特意提过：

“我感到吴石当参谋长并不称职，（据1944年10月8日日记）因为他的私生活不够检点。他不能以身作则，志大才疏，能不称官。……意志坚定对他说来是很重要的，但他消极、被动。虽然以前他提过许多建议，但他很少暴露思想。事实上，我真不该为此指责他，因为他大多数时间在中枢任职，从来没有带过兵。”

张发奎自然不能理解吴石处境的艰难，尽管吴石地位并不低，但是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吴石紧急向蒋介石求援，但蒋介石急于桂系始终与他的中央军派系不对付，故意坐观成败，致使吴石所在的军团大败。

当时正值严冬时节，天寒地冻，因为前线吃了败仗，百姓举家逃难，沿途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吴石就曾亲眼目睹老百姓扶老携幼，被身后日寇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场景。

见此一幕，吴石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于是狠下决心，辞去了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吴石随军接受上海，亲眼见到了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劫收”的场景，内心的苦闷更是无处发泄。

吴石后来调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后，对蒋介石只重视嫡系的做法就更加不满，以至于他后来感慨：

“国民党不亡没天理！”

蒋介石后来听说此事后，还专门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根据吴石儿子吴韶成回忆，从抗战胜利后，吴石就在家里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甚至于他们家（国防部在南京分配给吴石的住所）隔壁就是毛人凤家，吴石也并没有专门为此避讳。

那段时间，吴石与何遂的交往更加频繁，两人是老乡，说的一口福建闽侯方言，令何家子女都感到无所适从。

经何遂再三劝说后，吴石才同意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接触。

有意思的是，后来国民党当局痛批何遂是“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

1947年4月，在何遂与何康（何遂儿子，中共党员）的引荐下，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见了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

不久之后，何康接到了上级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

抗战时，何家五个孩子都曾在广西工作或读书（当时何遂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桂林行营（后改为桂林办公厅）中将总顾问）。

那时，吴石也在广西，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对吴家子女有过很多帮助。

何康1940年就曾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蒙吴石照顾，两人算是熟悉。

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吴石下令军列临时加挂车厢疏散难民，何康和农学院的同学们得以辗转撤回重庆。吴石还派副官聂曦将缪希霞、何达等一家老小送上撤往贵州的火车。

从此以后，吴石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期间经常往返沪宁之间，有时也派自己的副官聂曦送情报。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

在临走之前，吴仲禧特意去见了吴石一面，为了方便吴仲禧活动，吴石特意写了封信给他的学生、时任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他关照吴仲禧。

图|吴仲禧

吴仲禧到了徐州以后，因为有了吴石这封信，活动基本上不受限，李树正对他很是客气，还邀请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借此机会他把国民党军作战部署全部记下来以后。

之后吴仲禧借口生病，要回南京治疗，李树正也不敢阻拦，还安排车送他回南京。

回到南京后，吴仲禧悄悄去了趟上海，把关键的情报送到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还不止这些。

1949年3月，吴石悄悄来到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寓所，把包括《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在内的一组绝密核心情报交给了他。

根据何康的回忆，吴石送来的这些情报十分详细，其中有关国民党军江防兵力部署，其上标注的部队番号细致到了团。

这些情报令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印象极为深刻，直至后来解放后，他还对何康说：

“这组情报对部队渡江作战帮助很大。”

因为吴石本身就是军事战略家，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什么情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冷月无声——吴石传》后来评价吴石送出的情报：

“其提供情报的价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贡献难以用语言、数字表述。”

1949年4月下旬，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根据资料记载，吴石在得知自己即将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在关键的时候起义，为此吴石还截留了国民党当局国防部的一批机密的档案在福州，打算在起义后，将这批文件也一同带过去。

不过，也就是在这时，吴石突然接到调令，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吴石后来经福州、广州前往香港，与当时在香港的吴仲禧碰面（根据党组织纪律以及地下工作原则两人当时应该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谈到了这次调任，并且明确表示要去台湾去，吴仲禧则表示反对，他认为不如留在大陆等待解放，可吴石却坚定的表示：

“我为人民做的工作还太少，现在还有机会，个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到蒋介石严令赴台，在最后关头，他叫来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话里话外暗示他要保护好他藏在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的那批档案。

王强后来遵照吴石的指示，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应该指出的是，吴石当时决意赴台，但组织关系并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好在一点是，当时何遂就在台湾，他比吴石早两个月到。

那时，何遂之子何世平（中共党员）已在台中、台南盐务机构潜伏三年多。

按照这一情况，何遂一家人本来可以作为吴石与组织上的联络人，可不巧的是，当时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打乱了这一安排部署。

原来就在上海解放后，何康被列入到了上海军管会名单，这个名单被刊登在香港的报纸上，这无疑是告诉世人，何康就是中共党员、

作为兄弟，何世平受到了国民党当局怀疑，甚至当时有传言说，何世平兄弟都是中国共产党。

何遂本人的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鉴于风声太紧，吴石建议何遂一家赶快离台，何遂当时还担心吴石的处境，但吴石认为，自己尚有“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头衔，不至于有危险。

1949年9月1日，在吴石的安排下，何遂一家兵分两路离开台湾，何遂本人则是单独搭乘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返回。

何遂一家是安全了许多，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仅隔了半年，吴石遇害的消息就传来。

吴石遇害对何遂打击非常大，何遂认为吴石是替自己牺牲在台湾的，因而多次向华东局反映此事，要求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吴石之子吴韶成当年遵照父亲指示去找时任华东局农林部副部长何康，而何康除了给出吴石确已经牺牲的消息外，没有提供任何消息，只是叮嘱他：不要多说这些事，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万一遇到组织审查，就告诉对方找华东局。

不少人在文章中指出，华中局之所以对吴石态度冷淡，主要是出于保密的关系。可也不合情理，因为与吴石一同牺牲的朱枫、陈宝仓已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单就把吴石排除在外，说不过去。

就我本人分析来看，吴石之所以当时未被追认为烈士，主要源于两点：

一、吴石尽管是为中共地下党从事情报工作，但其本身并非中共党员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描述并不明确，因为吴石是1947年开始为党组织工作，但他并没有履行入党的手续。

严格意义上讲，吴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的情报员，而非中共党员。

二、吴石决定赴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整个过程中是没有党组织安排的。也就是说，吴石最初赴台后，他既没有渠道同当时台湾地下党联系，也没有同大陆党组织联系的关系。

吴石与党组织的联络，是华东局后来派朱枫赴台以后才有的。

朱枫后来赴台以后，先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才又和吴石接上关系，后来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导致朱枫暴露，后来敌特在蔡孝乾笔记本上发现了“吴次长”字样，由此导致了吴石被暴露。

吴石最初被捕后，敌人对他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是谷正文通过诱骗吴石夫人王碧奎，加上蔡孝乾交代吴石与朱枫有过多次联系，国民党当局确实这一条线索后，搜查了吴石家，发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才坐实了吴石是中共情报员。

也正因为上述两点，组织上要对对吴石的定性，就不太容易。

要知道追认朱枫为烈士，是因为她是受党组织委派去的台湾，后来牺牲在那里，陈宝仓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因为有资料表明他是受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李济深是民革主席）的委派（也有说法是受华东局委派）。

不过，吴石所做的贡献，党中央领导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五十年代初，吴石的情报通过朱枫传递回来，有几份还摆在毛主席桌案上。

毛主席后来得知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还曾叮嘱有关部门：

“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1973年，吴石的儿子吴韶成给中央写信反映父亲的情况，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还力排众议，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过问下，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操办，中央有关机关以密件形式向兄妹俩所在单位出具了公函。公函明确说明，当年为了保密起见未给吴石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

“今后对吴韶成（吴兰成）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

吴石就义后，他的夫人王碧奎一度受牵连被关押，据《湖北档案》刊文记载，吴石夫妇被捕后一周，16岁的次女吴学成、7岁的幼子吴健成被赶出家门，流浪街头。 是吴石的部下、同族侄孙吴荫先收留了这对无依无靠的姐弟。

后来在吴石老部下营救下，王碧奎才获释出狱，之后含辛茹苦的抚养一子一女长大。

1977年，吴健成从台湾大学毕业，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把母亲也接到美国。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吴学成照看。

1981年12月，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一起乘机飞赴美国洛杉矶，与在那里的小弟吴健成和母亲团聚，小妹吴学成也从台北赶来。一家人得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