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杨国夫回忆改编第五军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1938年初夏，一个闷热的午后，长山城北苑城镇的小学校里突然多了几张紧张又期待的面孔。马耀南带着五军的几位骨干，略显疲惫却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神采，进到学校的教室。阴影斑驳的教室窗台上还剩下孩童们上课时随手画的铅笔痕迹，此刻一切都显得格外安静？马耀南身形挺拔，脸带笑意，戴着沉甸甸的近视镜，却像是随时能打破宁静。他那股介于学者与军人之间的气度，一下子和初见的对方拉近了距离，没那些虚礼寒暄，话题直接落到眼前的事上：抗战的形势，党在其中的地位，还有那些未可知却注定艰难的未来。

气氛原本友好融洽。马耀南随口说，“差点把大事给忘了。”教室里的几个人被这句话惊了一下。他从包里抽出一张折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嘴里还打趣，“国夫同志，你看看这玩意儿。”那信来自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口就是许诺高官厚禄，要以“鲁北行署游击纵队司令”的头衔拉拢马耀南。这招数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偏他们隔三差五使，难道真有人信吗？

大家相视一笑都明白，国民党顽固派一贯如是，见有谁手握兵权就来封官许愿，背后算盘珠子响得比谁都清楚。可他们显然对马耀南并不了解。马耀南就那样毫不在意地把信撕了，脚下狠狠一踩，嘴角微微一翘，笑道：“沈鸿烈大概还等着我给他去报到呢！”当时正值困境，这种明知利益当前却硬是不为所动的选择，放在今天看来，真未必谁都能做得到？相互信任的眼神碰撞，那会儿为的是心底的认同。

随后的几句话更不像场合下的寒暄。他回忆黑铁山起义急速成军，打了几仗，枪声才落人心未平，沈鸿烈又想打他们五军的主意，一句“软硬不吃，一个心眼跟共产党走！”几乎喊出了大家积压胸口的闷气。会场短暂停顿，有人微微点头又迅速把眼神藏起来，好像多说一句就要打乱节奏。

夜色下饭馆的面条糊成一团，却没人抱怨。会议拖到凌晨，时不时有人皱眉沉思又忽然敞亮，大多都在琢磨五军的那点事儿。马耀南的弟弟马晓云，老友樊清乡，也都赶来了。他们互相问候，先后得知中共山东省委指令，五军要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亮旗，公开番号是条新路，有人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也有人在窝里打转。马耀南说五军就像庄稼，正需要这场“及时雨”，词未落，屋里已多了几分意义上的踏实。

其实，马耀南也不讳言难处。他把下属七支队的干部情况和军械状况摊在桌面上，要说一支队伍整编，总得顾虑人心思变。大部分指战员支持，尚有些人“别扭”，可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

这里的盘算从没轻松过，国民党方面或许会动手脚。整编既是正面角力，背后依旧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于是决定由共产党员领导几个中队组成特务营，先当成样板，再开支队长会议和中队长会议，层层传达整编命令，最后在全体大会上定案。深夜时分还在讨论，困意骤退，窗外偶有狗吠。

一年多的仗打下来，队伍有点儿家底了，也多了信任和警惕。会议集中在邹平城，马耀南一一介绍与会的将领。气氛变得复杂。前边几个支队长待人热络，到了三支队长高竹君、四支队长张景南，嘴上带笑却不走心，眼里有点冷淡。其实那天晚上，马耀南早就对这两人多有交代。张、高二人本地士绅出身，“七一七事变”投奔过国民党，拉了兵成了小头目。黑铁山起义后打了胜仗，军服一套套换，帽子上的花色都能说明心思变得有多快？说不定，待机之心早种下根了。

果然一宣布整编，张景南就跳出来质问：八路军是国民政府番号，为什么要在山东打这个旗号？八路军的地盘在陕西，咱们出去打仗，哪里来的给养和支援？孤军深入，谁来救？这话一点不新鲜，就是杀鸡前的那几声叫嚷。

有人想辩解。现场气氛有点僵。我摆明了讲八路军虽属国府序列，却完全由共产党自主领导。国共和作对内对外，这根本不是什么“孤军”，我们所在就是阵地。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难道“国军”就只困在南京才算安稳不成？话音落下，他竟有点语塞。高竹君紧跟上场，说五军是地方起义，不想离乡，不想无保障，队伍怕受不了八路军的“调遣”。提着所谓的军饷问题，一句“你杨副司令带来了多少军晌”，满屋子都静了。

这类问题在基层会议上三岁小孩都想过，说是顾大局，实则多半是自保。没人怪他嘴快。笑着答：“一粒粮没带，一文钱也未曾揣，但带来的是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这比国民党的军粮强多少？国民党再有钱粮也不能打日本，他们忙着跑路。”高竹君只得硬撑，倒也知趣，不再多嘴。

觉察场合不对，张景南还待掀风浪。马耀南见状，猛地起身把话头截了，眼神扫视全场。他劝告得很直接——五军是为抗日而生，不为个人名利。不能把兵权当买卖，更不能让私心坏了队伍。他表明立场支持整编，场内气压一下子低到极点。随后举手表决，张高二人犹豫片刻终也只能举手同意。

会后有一小拨人来汇报，说张景南和高竹君对整编阳奉阴违。他俩掌控本地兵权，表面合作，暗地挖坑。热血青年却一夜之间涌到司令部请求剿除异己，泪水也是有的。能看到人心的复杂。这几十人编成了“少年先锋队”，轮流担任警卫和传令。两方的反差，被拉得很大。张、高二人盘算着拉拢中队长，不配合整编，还试图搞暗杀。这会儿他们变得有点滑稽，真碰到共产党硬骨头也就“没法子”了。

印象最深的一场，是张、高二人约我单独见面，席上神神秘秘地称还有事相商。那时国民党顽固派那一套暗杀手段，邹平地方士绅的人情世故，一起杂糅在空气里。我没答应，假装还有事，留心身边有人做帮手，正遇见马容标，人称神枪手，爽快答应陪同。两人一前一后进到张高据点，张高见有帮手在，变得安稳许多，满脸笑意讲“众人意愿未定”，央求再缓。推十天、不行，推一天、不行。众人齐心，这决心不是能轻易动摇的。

几天后，在呼声、鞭炮声、枪声、掌声夹杂中，三支队成立。马耀南司令员，霍士廉政委，我副司令，郑兴参谋长，鲍辉政工主任。队伍建制分明，下辖七、八、九团和一个特务营。上任之后，司令部设在东关“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空落落的院子装下了新的旗帜。

整编大会没消停多久。张高二人的中队陆续闹分裂，副支队长徐次昌、张兴源等人带一半人马投身新九团，另一半被拐走叛逃。十四中队长李景陶是张景南的外甥，却偏不走亲情，硬是带着全队加入新营。有人随着时势，有人随风而动。队伍终归还是要靠人心。

真正的抗日队伍，盘根错节，不会因为几张白纸黑字的“任命”就歪了方向。国民党的拉拢、地方士绅的游说，还是有人抵挡得住。也有人早觉察风声会变，临时转舵。哪边人多，哪边就是“主流”。热血的青年顶住了旧的习气，张高二人终归浮出了水面。整编也不是完美无瑕，但大方向算是走对了路。

人心是变幻无常，做事没必要非要讲个对错分明。不倒的队伍或许就藏在这些明争暗斗中。有人说党内始终主张团结，其实分崩离析才是新生。能否在混乱中抓住队伍的主心骨才是本事。混乱过后，真相就隐约能看清一点，不过也说不准下一次，谁还会变，谁又沉得住气。

所以，有的人选择咬牙站稳，有的人还是选择了撤退。不完美的历史里，偶尔就得留下点破棉絮，风吹过，还能看作细节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