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视角看杨振宁：也会埋怨数学家写作风格，却有那代人的为国担忧

费曼和杨振宁

1954年，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共同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

2月的时候，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每周研讨会上发表了这一理论，台下坐着已经拿到诺贝尔奖的沃尔夫冈·泡利。

泡利这个人呢，爱批评人，带傲慢，但是个讲理的人，参考他评价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不傻”，你就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了。

杨振宁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成果时，台下的泡利就打断了他的发言：

“这些矢量粒子的质量是多少？”

杨振宁回答他说“我们不知道”，然后继续演讲。

不久后，泡利又打断了他，问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杨振宁跟他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研究过，但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泡利怼了一句“那不是借口”，杨振宁听到后很讶异，停了一会后他退了下去，不讲了。

在场的有奥本海默，他是那一场的研讨会负责人，他站出来说：“我们应该让弗兰克继续讲下去”。

（弗兰克是杨振宁的英文名字）

因而，杨振宁才得以继续说下去，泡利则是没有再提问。

泡利和杨振宁

其实，杨振宁说的也没有错。

这的确很复杂。

直到离这场研讨会过去10年后，另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才研究出来，

在“希格斯场”的存在下，这些矢量粒子可以拥有质量，后来希格斯玻色子被证实存在。

所以在希格斯机制下，基本粒子和希格斯场发生耦合因而获得质量。

杨·米尔斯理论构成了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理论框架，合作者罗伯特·米尔斯认为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关键思想是杨振宁的”。

而泡利，也有后续。

他在研讨会第二天给杨振宁写了信，“亲爱的杨，我很遗憾在研讨会过后咱俩没有再交流。祝一切顺利，W.泡利”。

杨振宁随后去找了泡利谈谈，泡利当时推荐他去看薛定谔的一篇论文，里面有提到相关理论。

杨振宁和罗伯特·米尔斯合影

他跟物理学界的许多成就显著的大物理学家，很不一样。

那些人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但杨振宁在晚年的时候，接触了许多学生，对物理学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告诉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导师的学生，说导师分2种，一种是给你很多指导和建议，另一种是给你探索的自由。

而学生也分2种，一种需要严格监督，另一种则是自由放任下成长。

如何选导师，取决于你对你自己个性的判断。

他给后辈的建议，从来不是给捷径，而是把对方当做一个拥有成熟人格的人来看待。

不过，作为数学高手，他自己也体验过数学之难，他在表达这个难度方面，冷吐槽很到位。

“现代数学书籍只有2种，一种是读完第一句话就读不下去的，

另一种是读完第一页就读不下去的。”

这是杨振宁在1969年对数学家们的评价，很快学术圈里都知道了。

据说这个笑话得到了数学同行们的认可。

当时他遇到了物理学当中的一些数学问题，请教了石溪大学的数学系主任詹姆·西蒙斯，后者给了他一本普利斯顿大学著名数学家斯廷罗德的书。

他看了几个小时后，很沮丧，觉得数学家们的写作风格太僵硬难懂了。

詹姆·西蒙斯也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作为数学家的看法。

因为在数学最前沿的领域，一开始研究的人少，所以很多概念在数学家的书里，表达得并不明朗。

等后面研究多了，定义才会变得更清晰，阐释方面也比早期的书会更好理解。

西蒙斯坦言自己对一些数学同行的书，也看不懂。

所以，数学为难的不止是凡人。

但还是被杨老的学术魅力所折服。

杨振宁开始在世界舞台绽放光芒的时候，钱学森已经回国了。

不止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朱光亚就号召了许多留学生回国。老一辈科学家们冲破万难归国，在艰苦的环境里奋斗，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比杨振宁小2岁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

杨振宁跟他们的研究方向，不一样，偏理论。

大家认为，他留在国外的贡献，比当时回国强。

现在看来，也的确是这样。

大佬们完成了0到1的过程，杨振宁在相关领域接手了后面的事，并点亮了前方，那个光能指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做了很多的贡献，于中国，于这个世界，大家都认可他的地位。

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不是学术上那些领先时代的理论。

而是，“帮助了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这句话，常规理解就是提升民族自信。

然而，在杨振宁那一代人的眼里，有另一种深刻的感受。

他出生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他的父母、老师则是上上个世纪的人，那是中华民族沦陷苦难之时。

距离救亡图存中的“救”，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痛苦。

那个时期，以及往前追溯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受到的歧视特别严重。

比建国后面临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美国人建铁路的华工，大家多少有点了解。

都知道他们待遇差，但是有多差呢？

基本的：

干活多且危险，工作时长久，工资少；

不提供住宿，其他国家的劳工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华工们就只能搭简易的帐篷。施工期间还遇到了两年冷得离谱的冬天，而且铁路选址是野外，无人区那种，条件极其恶劣。

就这，华工有时候甚至要自费买工具去修美国的铁路。

美国人给其他国家的工人提供吃的，却要求华工自己解决吃的事。

但这里，也有让人觉得是好事的一面。

华工因为喜欢吃煮过的食物而维持较好的身体健康，白人却因为在吃的方面病死不少人。

入门级：

分配的工种很危险。华工常需要去做爆破检查的工作，很多华工就是因为爆炸延迟而丧命。

有时候公司采用新型炸药，烈性和强度很大，却不够稳定，因此而受伤、被炸死的华工很可怜。

铁路公司没有准备死亡名单，因为压根就不把他们当人看，为了自保，华工们自创了从悬崖上吊下来引爆炸药的做法。这样至少能确保自己能快速离开爆破点。

没办法，那个年代，国不成国，在外又得看人脸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了，还是备受歧视。

华工们是最早体验到西方白人本质的中国人。

期间华工爆发了一次罢工，诉求很简单，就是为了跟白人同工同酬。

但铁路公司是怎么回击这次罢工的？

切断了食物来源，让华工忍受不了饥饿而放弃，抵抗了一周多后华工们只盼来了工资小幅上涨。

他们的能力远在白人工人之上，雇主自己也承认来自中国的工人在铁路建设方面很厉害，可以不用工具就能画出很规范的图，可以用肉眼判断出准确的距离。

华工们还用专业的知识帮助美国人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这条铁路提前完工。

其实也正因为是来自中国的每一个普通人个个身怀绝技，才让西方人感到害怕。

他们很难理解为何中国人的技术沉淀那么深，随便一个领域都能快速理解。

因而，他们把这种害怕，变成了恐吓。

在西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华人受到的歧视很严重，针对华人的暴力非常可怕。

华人甚至不能上法庭作证，意味着白人在法庭上可以随意污蔑华人。

甚至有美国人说，有证据表明，华人低人一等，是劣等民族。

杨振宁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这段历史。

也是在这一段采访中，杨振宁坚持了自己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看法，美国之所以能领先那么快，就是因为“有更多受教育的人，有更多掌握真才实学的人”。

他和钱老晚年最关注的就是人才的培养，因为他们早年的时候在美国发现了外国之所以会强大的秘密。

他们有那一代人的担忧和着急。

人才的尽头，其实就是“科技”！

回顾我们的历史，从清朝后期开始，到现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出现过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这样的局面。

表面上是外国坚船利炮导致的，本质上就是科技爆发的时候，一些国家赶上了，而中国没有赶上。

以日本为例：

19世纪60年代，锁国百年的日本打算发展海军，荷兰提供了技术支持，并送了一艘蒸汽动力船给他们，叫观光丸号，还留了一支海军小队专门教他们，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30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名字来自中国的《易经》：观国之光

不是中国没有人才适配科技爆发，参考上文提到的华工的优秀程度，

而是大体上意识到了却很难展开系统的初级工作。

科技出身的杨振宁和钱老，都了解过历史也亲历过民族的至暗时刻，很明白软肋就是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同时也非常清楚自己这个领域的杀伤力，如果他们自己作为专业人员出身都不站出来做点什么的话，指望别的领域的人出来牵头？

而西方对科技的追求早于我们，我们不仅要迎头赶上还要确保拉开足够安心的距离优势，才能短暂松一口气。

这过程，需要大量的人才。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先辈那种着急，是因为先辈把该做的事都提前做了。

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杨老拿诺贝尔奖的时候，很震撼。

那是50年代后期，正是西方中心化最鼎盛的时候，人才顶层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而且是近代史名气很响的大佬级人物，前有爱因斯坦，薛定谔，泡利，后有理查德·费曼、朱利安·施温格。

杨振宁身处其中，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物理学的影响非常大，大到根本无法忽略。

而那个时候，《排华法案》在美国才废除14年。

曾经，某个群体想借用法律来贬低、丑化中华民族，持续了百年，试图告诉世人中国人是劣等的。

但结果呢，费了那么多精力，就是没有成功。

反而我们很快就用了他们难度最大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无懈可击！

感谢那些凭一己之力改变世人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改变国家安全局势、改变国家未来的科技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