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成都，长于雅安；但那夜，我竟不知故乡是何处

按语：劉嘉老师的《记雅一中初72级》系列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关注和欢迎。经与劉嘉老师沟通，商议由本号继续发表其以《雅安往事》为总题的系列作品，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认可和指正。

故乡·故土及其它

——本命年随想之一

人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看重乡情的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俗语耳熟能详！但是乡土观念又是一个笼统而又复杂的东西，它是物质的，同时它更是精神的，它包括了一个人的籍贯、宗族、父母、兄妹、出生、成长、同学、朋友、新知、故旧，呀呀学语、总角之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爱恨情仇……等等。

一个人很难没有对故乡故土的记忆，也很难没有对故乡故土的挂牵。然而于我而言，记忆倒是不少，挂牵与其说有，不如说无，个中原因恰恰是因为记忆给了我太多的，而我自己又不太情愿的某些负载！

我出生在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据老谱记载，我们祖籍是在湖北麻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影响了我们先祖，最终率众到了西康地区大凉山边缘的越嶲("越西"旧称)县廻隆乡纳耳坝场（1952年该地划归新置的石棉县），所以我们的川籍只能算是客籍。清末民初，我祖父只身前往成都求学，以后成为职业军人，遂在成都买地建房安顿家室，越嶲河道七场铜河劉氏一个分支就这样在川西平原繁衍起来。

我母亲家世与父亲家世也大致相似，外祖父也是独自一人从县城到省城求学，后成为大学教授亦在成都成家立业。不知什么原因，我父亲的籍贯一直是“四川越嶲”，但从我们兄妹开始，籍贯就全部改成了“四川成都”。不过从情感上讲，我还是倾向成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踏上过纳耳坝老家的一寸土地，更多的是因为我对市井味极浓的成都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眷恋和亲切。

在我懂事之后，曾多次被带到我家从前的公馆——商业街50号，一处从前被称作“健庐”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成为四川省组织部老干局的宿舍。其实，在我的记忆里，少儿时代的幸福和欢乐都滋生在成都另一处面积不大却十分宁静雅致的院落——长顺下街上半节巷4号。这个地方是我外祖父在成都的原宅失火被毁后，接受当时教会的资助而购置的。我幼儿时期生活在外公外婆身边，上半节巷4号小院的每一处景致：厚重的黑漆大门、精致的玻璃照壁、青砖铺设的甬道、齐整的万年青、竹丛、芭蕉、桑树、夹竹桃，还有一眼做工精细的红砂石水井和与之配套的排水沟，甚至还有不时传来的打破小巷宁静的叫卖声，构成了我儿时幸福宁静的写照。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太长。三岁时，伴随着大跃进的口号，我被送到我父母工作的地方，一座离成都150公里的川西清寒小城——雅安。虽然在我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一直填的是“四川成都”，但至今我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故乡到底应该是成都，还是应该在令我爱恨交加的雅安？毕竟，我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畔生活工作了三十余年，不仅我，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生于斯长于斯！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故乡在哪里并不重要；故乡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都是一段一段美好的回忆。

如果说我在成都短暂的幼年生活安宁是其主色调，那雅安的生活则像一幅充满了动荡因素的画图，陷我少小心灵于深深地不安。当然，这主要源于当时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还有由此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变故，比如父亲工作单位的频繁变动以及我们简陋住所的不断搬迁。据说我的两个兄姐出生落地前就已经请好了奶妈，“大小姐”“孙少爷”的待遇他们至少是享受到了政权更迭的1949年，而1955年出生的我则与这种“奢侈”完全无缘。不过，我却在成都度过了我少儿时代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

成都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外祖父还算是受到新政权礼遇的高层民主人士，薪金不菲待遇很好，我得以在这棵大树下享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的优裕。成都又是一座市井气息很浓的城市，早晨的茶，中午的饭，下午的酒，晚上的戏……人们大多悠闲散漫，好像都没有什么压力，也无所谓工作紧迫，自秦汉以来长期相对安宁平静的生活氛围培养起来的散淡习气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在小院无忧无虑地玩耍和外公外婆带我到饭馆就餐的情景，当时成都外公家境的宽裕与平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但去雅安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沿，民国时期是西康省政经中心。西康省当时辖雅（雅安）、宁（凉山、西昌）、康（甘孜、昌都）三属，所以雅安又是一座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分界地域的城市，由于其扼川藏、川滇两大通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当时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川军界大腕劉文辉兵败成都后退守西康，雅安遂成为其大本营。然此地地处盆周深丘地带，境内丛峦叠嶂，河流纵横，交通极其不便，成雅两地仅隔150公里，行程竟需两天。

地理位置的制约和居民落后观念的掣肘使得雅安的经济长期处于贫瘠状态。民国时期，当地的支柱产业是种植和贩卖鸦片，几无现代工业可言。新中国建立后，虽说鸦片交易销声匿迹，但经济发展依然乏善可陈。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至少是个重要因素，1955年由四川省兼并了西康省，作为西康省省会的雅安就像一个被人抛弃的老妇人，从此地位一落千丈。

就在我被送到雅安后不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最惨烈的灾荒年成到来了。据后来披露的信息，当时雅安专署所属荥经县这一时期饿死饥民数万人，几现封建帝王时代“易子而食”的悲剧，据说当时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倒下就不能再起来，一家一家死到绝后已不是个别现象。万幸那时我父亲正在粮食局工作，别的营养谈不上，填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如果说物质问题还能够勉强克服的话，精神上的压力则是一道似乎永远不能解脱的紧箍咒。

当然不是我对雅安有什么不得了的成见，而是我在雅安青少年时代的一道道记忆大都昏暗而苦涩，最明显的记忆要数对灯光色彩的感受。五六十年代的雅安多雨而少电，这是因为经济落后，修一座小型水电站都显得十分困难。

记得当时许多居民家中都还用油灯，即使是用上了电灯的人家，大多数也仅是15W的灯泡，不知是不敢用还是不愿用。每当政治运动一来，万籁俱寂，一灯如豆，路断人稀，万物萧索，一个几万人的小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冷清：泥泞不堪的街道，衣衫褴褛的行人，更加之淅淅沥沥的淫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而使人记忆犹深的是当时年纪尚幼的我们不断受父母的警告：少出家门，小声说话！“少出家门”尚可理解为少惹是非，而“小声说话”的确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父母由于恐惧而过分谨小慎微，还是实在不愿再有什么意外。据说我哥哥因为说了“列宁是光头”一句话，而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还挨了一个耳光。以后的他十分沉默内向，是不是根源于此我无从了解，也不愿寻根究底，但当时父辈的思想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已经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我曾经戏说老爹当年是“惊弓之鸟”。其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成都迁到雅安后，我和哥哥晚上就长期住在父亲单位上，那时机关单位的空房还比较多，我们也无从什么挑选，只要有一间床和一张桌子就完全满足了。每天晚饭过后，我就和哥哥一起到我们更加简陋的住处，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一会儿书，然后睡觉，幸好那时还不知道“电视节目”为何物！

据资料记载，雅安是中国降雨量最为丰沛的地区，最高降雨量曾达到3000mm/年，是遐迩闻名的“雨城”。在阳光灿烂之时，小城其实也有自己山清水秀青翠欲滴的妩媚，青衣江和周公山也不乏可爱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能培养出对雅安牵肠挂肚的思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农历癸未年，生肖属羊，是为羊年。本人正月初九刚好四十有八，按民间说法今年乃本人本命年也。古人也曾有“近乡情更怯”的吟唱，然而，我对此却全无一点感受。

除夕之夜，我与女儿在北京临时寓所享受着我们不多的相聚之乐，当新年钟声敲响之时，一时间我竟不知故乡是何处！？有人说：肉身出生之地叫故土，你不能选择；而灵魂安放之处叫故乡，你可以选择。但是我想：不管在哪里，劉氏族人都不会把我归入“数典忘祖”的那一类吧！？

每个人都可以讲述自己雅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