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生死局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削藩先后有四次。明朝建文帝削藩之前，有汉景帝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晋惠帝削藩引发“八王之乱”，之后是清康熙帝削藩引发“三藩之乱”。上古无削藩之说，乃因其时天下部落或诸侯国众多（以商代为例，诸侯国至少超过八百），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无法与中央抗衡，自然无削藩的必要。秦皇独夫，天下无诸侯藩王。

汉高祖刘邦大封子弟为王，建立屏藩以拱卫京师，本非其初心，只为消除异姓王，不想后来直接导致藩王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且有谋逆之举，削藩实属不得已。四次削藩，两成两败，胜算百分之五十。即使成功，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极大，国家动荡，政权飘摇，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如果不幸失败，更是糟糕透顶，像建文帝朱允炆，落了个悲剧性收场，甚至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接过权杖之后，第一件事是与民休息，薄赋轻徭，更定《大明律》中的畸重条文，放单独男丁的军人还乡为民；第二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削藩。朱元璋后期统治严酷，朱允炆济之以宽。明初四方多事，亲王镇守要冲，手握兵权，多行不法，尾大不掉，中央号令不行，必须制裁。第一件事自然赢得天下一片赞颂，“天下莫不颂德焉”。第二件事却捋了虎须，惹了弥天大祸。

朱允炆削藩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削藩时机不成熟，更要命的是用人失误，主次失序。

其时，诸王扼守战略要地，在其领地经营多年，各拥强大势力，并且大多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多年，能征善战，是大明基业的开创者。太子朱标早夭，诸王自然觊觎皇位，未料朱元璋绕过他们将皇位传给了孙子，他们自然不服。如此，种下了动乱之因。朱允炆登极后，皇位未稳，政治、军事和人才储备未充分，就下手削藩，操之过急的结果是削了自己。

再说用人失误。时为燕王的朱棣起兵造侄子的反，由头是清君侧、诛奸臣，也就是铲除建议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其实削藩并非齐、黄二人的首倡，他们只是迎合了朱允炆内心的想法。还是皇太孙时，朱允炆就曾暗示黄子澄，“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当上皇帝后，他重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这三位当时最有声望的大儒，这也没错，只是削藩大事，事关国家安危，岂能委之于书生？《明史》就此评论道：“始帝信任子澄与泰，骤事削藩。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

最终，朱允炆只坐了四年江山，而且没有当过一天太平天子，就被叔父生生夺去了皇位，自己落个国破家亡自焚而死（一说从地道出逃，隐于云贵为僧）的悲惨下场。

擒贼先擒王，诸王中，数燕王实力最强，智勇超群，最善于用兵，又据幽燕形胜之地，并且早有叛逆迹象，削藩自然先削燕。朱允炆却既顾忌燕王英武，又怕天下人议论寡恩，试图敲山震虎，于是先废了周、代、湘、齐、岷五王，才对燕王动手。先是禁锢，接着调兵遣将包围防范，就像下毒不用砒霜而用宝塔糖，如此优柔寡断小儿科，岂是老谋深算的朱棣的对手？

论者多说朱允炆太过仁慈，固然有道理，但我以为不尽然。清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追谥朱允炆为恭闵惠皇帝，谥为“惠”而不是“仁”，自有其道理。按照谥法，“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贵贤亲亲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朱允炆果真非常仁慈善良，就不会起削藩之心，毕竟那些藩王非叔伯即弟兄，手足相残之事，大仁大善者绝不愿为。何况，削藩之念，在其为皇太孙时就已根深蒂固了。

不过朱允炆也的确心太软。燕王朱棣从北京起兵杀向南京，一路绝非一帆风顺，中途多次遭受重挫，数次差点丧师甚至丧命。最危险的两次，一次是大败于徐辉祖，“燕兵惧，谋北归”，造反濒临彻底失败；一次是只带十几名随从探视敌情，在盛庸军营中被团团包围，取其性命易如反掌。前次，朱允炆听信燕兵已经返回北方的讹言，将徐辉祖召回；后次，与叛军作战之前，朱允炆就有明诏：“毋使负杀叔父名。”因而朱棣得以“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仓促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

今人常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正如此言，朱允炆削藩之败，并非败于朱棣，而是败于他自身。雄武大志的朱棣，也正是深知自己侄子的孱弱，才敢“犯顺称兵、阴谋夺国”（乾隆皇帝语）。

说到底，朱允炆是一个书生。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10月下

稿件来源 | 《雪夜闲书》

本文作者 | 储劲松

责任编辑 | 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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