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从文40年、产出超1000万字，作家邱华栋谈文学创作：写作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郑梦莹 汪文羽 童健

有人说，文学创作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漫长的苦役。灵感像花火般转瞬即逝、想象力贫瘠得像滩涂戈壁、日复一日枯坐仍词穷句拙，都可能让创作者疲劳倦怠乃至陷人深深的自我怀疑。但这样一件艰辛的事，在著名作家邱华栋眼里却是令人感到兴奋的“高级的智力游戏”。

不久前，2025中国诗教大会在浙江衢州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华栋来到活动现场。邱华栋生于新疆昌吉，代表作有读书札记《现代小说佳作100部》、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非虚构作品《北京传》等。去年7月，《空城纪》出版后，两个月再版一次，到现在已重印七八次，还“霸榜”了“中国好书”推荐书目等20多种榜单。

“40余年来，自己从未有过一天停笔。”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在翻阅《空城纪》《北京传》等作品时，我们既感佩于作品内容的饱满、结构的精妙，更被作家旺盛的创作精力所打动。伴着书香，我们在当地一家南孔书屋坐下来，与邱华栋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谈，听他聊历史、想象与创作……

记者与邱华栋对话中。（左二为邱华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情

记者：《空城纪》《北京传》等，都以地域为主体，构建一个与之相关的文学世界。您如何进行地域和文学创作的链接？

邱华栋：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都通过写作跟一个城市建立关系，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写都柏林，查尔斯·狄更斯写伦敦，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写纽约。

回想自己的写作历程，50岁以前，我书写的题材主要是在北京，因为我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了，成了一个“新北京人”。我密切关注这座城市和它的变化。

记者：那您后来为何把目光聚焦到了新疆，创作了《空城纪》？

邱华栋：人到了一定年龄，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过了50岁以后，就不断地想，“哪儿是我写作的故乡”“我的根脉在哪里”。这种乡情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不太一样。后来我找到了自己“文学的故乡”，那就是新疆。

我父母是河南人，他们是上个世纪50年代支边到新疆去的。新疆是我的出生地，但其实我对新疆的记忆不是太多，因为后来我就去外地上学和生活了。原本来说，这里很难成为我书写的对象，直到有一年，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地望着天山东段的博格达峰。它是一座海拔5445米的雪山，雪峰在远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看着雪山，成年的我看着少年看着雪山的背影。

醒来以后，我潸然泪下。我突然觉得内心对新疆——我的出生地，产生了非常浓厚的情感，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难以言喻的乡情。我意识到，我写作的根脉，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地域，就是在新疆，于是开始着笔创作一部关于古代西域的作品，这就有了《空城纪》。

少年望着雪山。图片由媒立方AI生成

记者：您至今创作各类作品已超1000多万字，且基本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这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邱华栋：我有“要写很多文学作品”的梦想，最早受武侠小说家梁羽生、金庸等人的启发。十五六岁时，我读到一本书叫《云海玉弓缘》，看完以后看见书后面附有梁羽生写的35部长篇小说的标题目录。我想，“一个作家能写这么多作品，太伟大了！我要跟他写得一样多。”

此后，我在阅读其他作家作品的时候，就经常构思。我把想法写到一个本子里，计划写一部怎样的小说、怎么写作。这么多年来，大部分构思和计划我都完成了。因为我的写作是有计划性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哪怕再忙，我也会经常构思，然后利用假期高效地写作。

我的办法叫做“碎片连缀法”，把碎片时间化零为整。比如今年要完成一本书，一共分成几个部分，我再算一下，今年有五十几个双休日，大小假期一共有几天，这些时间我都会规划起来。

我从事写作40余年，对文学的热爱从没有消退。其他身份对我来说，只是写作的一个外在符号。我一直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心态去写作，内心始终是充足和丰富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命力。

找不到结构，小说就不成立

记者：您很多作品的结构别具巧思。您如何为不同故事找到适合的“骨架”？

邱华栋：每写一部小说，必须要找到一个结构，找不到结构，小说就不成立。20世纪以来的很多作家，在写小说的技术上玩得很花哨，创作了各种类型、各种结构的作品。但再花哨的技术，也离不开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

《空城纪》结构的灵感，源于新疆朋友给我寄的一些石榴。剥开石榴时，我突然有了灵感，想到把《空城纪》确立为石榴籽式的结构。这部小说分6个部分——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就像石榴的6个子房一样。我赋予每个部分一个主题，比如龟兹双阕部分，赋予它音乐的主题，用一把汉琵琶贯穿整个部分，也贯穿龟兹古国的历史。这把汉琵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细君公主出嫁时，嫁妆里就有一把琵琶。到了西域后，她边弹琵琶边想念着故乡扬州。

《空城纪》。译林出版社供图

记者：创作《北京传》时，您又是如何构思的？

邱华栋：最开始写《北京传》时，我觉得特别难。这座城市有3000多年历史，要怎么去叙述？后来我决定还是从当代切入。所以《北京传》的开篇，我从当时刚刚矗立起来的“北京第一高楼”——528米的“中国尊”（北京中信大厦）开始写。全书的主章是时间线，从当代开始回溯这座城市的历史；副章是空间线，同一个年代，我可以写十几个人物或十几个事件。找到结构，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就能扩展得很厚。

“逆着走”的人，可能走得更远

记者：看您的小说感觉信息量特别大，您如何把密集的信息有机编织进故事里？

邱华栋：就作家而言，阅读是很好的滋养。多阅读，就能找到把握的感觉。有些朋友问我：“你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其实我已经积累了几十年。我写《空城纪》用了6年，前期积累起码有30年以上。

我家关于西域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图书资料，起码有几个书架。在构思和写作时，读过的书、积累的史料，都会在突然之间跳出来。写《空城纪》时，细君公主跳出来跟我说话，解忧公主也出来了，班超和他的儿子都冒出来了，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想象。我经常去乐器馆，也收藏过一些西域的乐器，年轻时还弹过吉他。写作时，家里摆着包括手鼓等十几把乐器。我还听音乐，从伊朗的音乐，到陕西的“花儿调”，各种音乐也都能带给我灵感。

记者：在许多人被消费主义、碎片化裹挟的今天，坚持深度阅读为何必要？

邱华栋：我9月份在成都参加了一次活动，当时作家阿来说：“你看，《苏东坡全集》我全在手机上看。”他认为并不一定是手机带来了碎片化，而是人在不负责任地选择碎片化，人自己选择了自我消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获得整全性的知识，有一个扎实的打底。就像我们上大学时，老师说必须把《史记》《汉书》都读一遍，就是硬读也要读去下去。而现在很多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毅力，再加上被碎片化的环境包裹，很容易随波逐流。相反，那些“逆着走”的人，以后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

作家应该站在大地上去琢磨

记者：现在不少文学作品都比较缺乏想象力，您认为丰富的想象力来源于哪里？

邱华栋：想象是小说最重要的翅膀。作家不能像镜子一样，现实是什么就照见什么，而一定要进行审美化处理。怎样用另一个视角书写一部艺术化的作品，而不是一部一般的、解读性的作品，这需要耗费很多年的思考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融入一些个人的经验。

《空城纪》中提到班超与班勇的父子关系。班超的妻子是谁？《汉书》上只有一句话，表明他娶了喀什当地的一位疏勒女子。怎样去展开讲？

写作的那一刹那，我回想起好多年前的经历。有一年暑假，我跟着父亲跑到喀什。在当地的一个乡村，我看到了一片有几百年历史的杏树林。满山满谷全是杏花，特别漂亮。树丛里还站着几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她们穿着艾德莱斯裙在那跳舞。当时我是十几岁的初中生，看到这一场面，产生了青春的萌动。我觉得这一幕特别美好，于是，我就把它写成班超见到疏勒女子时的场景。

想象和虚构也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有时候灵感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想象经过阅读和训练，会越来越蓬勃。而如果只是待在屋子里，看看这个作家的作品，看看那个作家的作品，反而会产生焦虑感。作家就应该站在大地上去琢磨。

高昌故城。译林出版社供图

记者：您怎样从“行万里路”中找到灵感？

邱华栋：关于西域题材，我想再接着写一些。写这种题材，第一得有大量的知识的准备；第二需要有行万里路的积累。

今年8月我去新疆，去了刘亮程文学馆所在的菜籽沟那一带。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唐代时的北庭故城。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之后，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后来，武则天建立了北庭都护府。

我和刘亮程来到一片废墟上。我们脚下所踩的，是大约近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耿恭将军带领几百人与匈奴作战过的地方。我手里抓着瓦片，瞬间想到汉代士兵也曾在这片相同的土地上抓着瓦片，他们可能也在思考，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时的我立马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当地朋友还和我说：“你看，公元754年，著名诗人岑参就站在这儿写了这首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此前，我一直在构思北庭的故事怎么写。当我站到这里时，包括乾隆平定准噶尔、左宗棠收复新疆等的故事都在我脑子里涌现。我感觉到2000年的时空里，很多人物向我走来。他们成了激活我写作的灵感和小说里的素材。

记者：创作历史小说时，您是怎样把生活中的实景、历史中的场景和想象中的场景，融合起来？

邱华栋：文学最重要的就是人学。比如在创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各种事件、各种人物，但人性都是相通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所理解的人性和我笔下的人物是通着的。这是我把握的标准，把这个框框住了，创作者就往里面填自己的感受。

人性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写作时不能只看到人性的一面。有的作品为什么让读者读来觉得不够好？就在于作者对人本身的理解还不够深。创作者对人性的理解有多广阔、多深入，他对人物的刻画就会有多广阔、多深入。在书写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把人性的丰富性表现出来，把作家本人对人的理解带进去，历史中的人物就有了温情。

新疆天山山脉景观。视觉中国供图

唤醒每个人可能的文学世界

记者：很多人总是喜欢怀念经典、致敬经典，甚至有人会把“一代不如一代”挂在口头？您怎样看待这种“挑剔”？

邱华栋：作家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同时需要他有足够的个性，以及对生活足够的深入。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娟，实际上在20多年前她就已经在成长，她的作品在15年前被《人民文学》杂志发掘出来，随后逐渐进入出版市场，此后又被更广泛的影视媒介去介入。

有句老话叫“远香近臭”，离我们越近的人，我们往往会感觉他越没那么伟大。文学是一个随着时间积累的过程，经典需要时间的淘洗，一切经典都是在实践中慢慢产生的。或许，这个时代的很多经典已经产生了，但我们需要在未来不断地检验它。

不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即使成为不了经典也没有那么大关系，因为文学的特点是“文无第一”。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植物园，里面有的是小草，有的是大树，有的是灌木，但是从美的感觉上来看，它们都有价值。不能老是盯着一棵大树，难道其他的小草没有审美价值吗？不是的。文学审美是非常主观的，只要你喜欢就好。

记者：优秀的作家，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邱华栋：我认为作家可以被唤醒。我在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时，看过他们的很多作品。有的作家刚好处在瓶颈期，被点拨一下，就可能上一个台阶。

比如，有的作家有一些写作资源，但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我们就跟他们说哪些作家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他们一下子就被唤醒了；有的作家技术上不够成熟，不会结构，就得给他们介绍一些特别善于结构的作家和方法，甚至读一些建筑学家写的书，请建筑学家来讲讲怎么盖楼，如何架构不同楼层。

还有的作家不会做减法，写了一大堆却不知道要讲什么，那就可以让他们读海明威，读雷蒙德·卡佛，读汪曾祺，读多了就懂了怎么做减法。齐白石画虾，最开始要从少往多画，他画了一张纸，上面全是虾，然后慢慢往下减，这儿减几只，那儿减几只，减到最后剩6到8只，这个数量的虾就是齐白石画得最好的，这就是多和少的关系。小说家也是这样，最开始要多说多写，先倾诉，表达充分后再做减法。

还有的作家列出大纲后，不知该怎么往下写，就启发他要找到第一句话。加西亚·马尔克斯为《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找了好几个月，每天琢磨。有一天他开车带着老婆梅赛德斯回老家，走到一半，那句话的灵感突然来了——“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句话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第一句话，大纲就全活了。

文学的创意写作要发现每个一人，每个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唤醒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潜能，关键在于真正“看见”他们，并为之提供“私人订制”式的引导——唤醒每个人独特的表达，也唤醒每个人可能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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