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中央急电将一“反革命”接进北京，后享受行政18级待遇

1950年4月的一天，山东无棣县城关的晨雾尚未散去，县委办公室的电话却已响到发烫。省城传来指令：立即寻找一位代号为“OX”的本县人员，一旦找到，连夜护送进京。文件下得干脆，却没人说清此人究竟是何来历。

县里干部张学德领命。他对“OX”一无所知，只知中央口气急迫，容不得耽搁。城关大小巷子被自行车车铃声串成一张网，村干部拿着手写“寻人条”挨户询问。午后一条模糊线索跳了出来：“东关口，有个正在受公安管制的牛姓老兵，或许是他。”

档案一翻，情况让人犯难：牛宝正，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任看守，因旧职务成分复杂，被列入“历史反革命分子”。乍一看，与中央急电里的“贵客”完全挂不上钩。出于谨慎，张学德决定当晚面谈。

煤油灯下，牛宝正显得拘谨，神情里不乏戒备。张学德先一句客气：“中央有人惦记您，希望您进北京。”老兵愣住，好半天才低声问：“真的是找我？”这一问，把在座几人带回了十九年前的北平。

1931年夏，北平宪兵司令部大规模搜捕地下党员，廖划平的叛变让北方党组织遭受重创。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骨干被押进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临时看守所。四壁潮湿，脚步声回响，敌人本料定红色星火就此熄灭。谁也没料到，狱中很快出现了秘密党支部与“党校”。

狱方看守里，牛宝正算是个异类。他出身寒门，吃过土，也摸过马背上的刀，把“看人下菜碟”的作风烦透了。党支部观察多日，认定此人可争取，遂给他取了一个英文代号“OX”。代号虽玩笑味浓，却暗含信任。

一次执勤间隙，牛宝正提到母亲重病无钱医治，话音未落，杨献珍已把几枚银元塞进他掌心。情面与恩义在瞬间扎根。自那以后，《华北日报》、言情武侠乃至外文版《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在牢房，被牛班长偷偷带了进来。

有意思的是，书报并未单纯打发寂寞。借助这些文字，狱中党校悄然运转：翻译、讲解、抄写，一环紧扣一环。牛宝正开始听得懂“剩余价值”这种陌生词，也亲眼见过刘澜涛遭刑讯仍坚持“共产党员可以被打死，但不会被吓倒”的硬气。正邪对比，震动极大，他的立场逐渐倾向于那些“犯人”。

1936年，北方局奉党中央指示营救草岚子同志。联络突破口仍是“OX”。他多次暗递情报，甚至为大批同志办理出狱手续放哨放风。年底，事情败露，牛宝正被捕。拷问、毒打、威逼利诱轮番上阵，他却咬牙不语，只一句：“我要说早说了，你们也省事。”敌人恼羞成怒，拟将其处决。北平地下党紧急行动，几经周折，把人从鬼门关抢了出来。

此后形势风云突变。抗战爆发，山东陷落，牛宝正拖家带口回乡务农。解放后，新政权全面甄别人员身份，却因资料缺失与时间隔膜，一纸“历史反革命”标签落在他头上。直到中央那通急电把尘封往事重新翻起。

灯光下的谈话持续到深夜。张学德带着疑问抛出试探：“当年草岚子里的同志，如今都在北京，他们想见您。”牛宝正沉默良久，声音哑却坚定：“我只干了点顺手的事，没想过要报答。”短短一句，让在场人心头发热。

三天后，一辆吉普车驶离无棣县机关大院。牛宝正与老伴坐在后排，手里攥着县里临时开具的证明。四月的公路尘土飞扬，他们带着复杂心情北上。列车进北京站那刻，站台边早有熟面孔等候：刘澜涛、杨献珍——昔日囚友，今日共和国高层。几十年前的“牛班长”，被他们紧紧握住双手。

不久，组织给牛宝正安排了公安监所管理工作，行政18级，薪金按干部标准核发；他的儿子也在首都某建筑公司落了户口。有人感叹，这待遇来得突然，其实并不意外——对曾雪中送炭的人，党从不忘记。

值得一提的是，牛宝正获任职后仍保持早起巡查习惯，经常对年轻看守说：“当年要不是那几位教我认字，我现在还写不出名字。”言语平实，却道尽风雨倥偬。

1965年退休那天，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冒险。老人摆摆手：“认准的道理，总要有人去做。”短短一句，再次显现那个质朴却硬朗的“OX”。

历史卷帙浩繁，草岚子胡同早已改建，然而档案里那串代号仍闪着微光。中央急电的故事告诉外人：在国家记忆里，每一次默默的助力都算数，每一位无名的功臣都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