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官来华，要中国收回成命，中方拒见高市早苗

11月17日，距离G20峰会还有5天，外交部却罕见地提前明确拒绝与日本首相会晤。

中方称"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这种在外交史上几乎不提前表态的做法，意味着什么？

日本支持率在外交失误后不降反升，又说明了什么？

11月1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的表态让所有记者都愣住了。

"我可以告诉你，中方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

这种罕见措辞，相当于提前5天就关上了G20期间中日领导人会晤的大门。

外交部的表态，从来都不是随意的，每一个词都有深层含义。

"没有安排"而不是"暂不确定"，这种差异背后，是态度的根本转变。

从APEC时的40分钟会晤，到G20时的提前拒绝，中方态度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180度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突然的，而是善意被不断消耗的结果。

高市早苗曾当面承诺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立场，转头却暗示武力介入台海。

这不是外交失误，而是蓄意的挑衅。

中方采取的第一个反制动作，就是提醒中国公民不要赴日。

这个动作的背后，是对日本政客错误引导下大量针对中国外交官和普通民众极端言论的严重关切。

当外交官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当普通民众的尊严受到威胁，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外交部提前拒绝的，不是一次会晤，而是对一个失信政权的彻底失望。

高市早苗的种种行为，如果从个人角度分析，似乎很难理解。

但如果把她放在日本政治生态的大背景下，一切就清晰了。

她不是独立的决策者，而是极右翼的代理人，这个定位，决定了她的行为逻辑。

在安倍时期，她就是安倍的"传声筒"，干着安倍不方便说、不方便做的脏活。

现在，她服务的对象从安倍个人，上升到了整个自民党右翼派系。

麻生太郎作为她胜选的最大助力，同样是"台湾有事"谬论的拥趸。

这就是现实：高市早苗的首相之位，不是靠国家利益，而是靠派系支持。

她的首要任务，不是带领日本走出困境，而是满足右翼派系的利益需求。

当内部政治利益与外部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这不是背叛，而是她的政治生存逻辑。

派遣金井正彰访华，不是"低头"的信号，而是继续"干脏活"的开始。

一个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能在中日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给出什么有分量的表态？

无非是来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为高市早苗的挑衅行为辩护。

政治代理人的悲哀在于，她以为自己在掌控局面，实际上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

最令人震惊的不是高市早苗的行为，而是日本民众的反应。

共同社11月15、16两天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不降反升，已经来到了69.9%。

更可怕的是，48.8%的受访民众"赞成"高市早苗有关武力干涉台海的言论。

这个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日本正在走向民粹主义的深渊。

与欧美一样，日本同样是选票政治。

政客维持地位的首要选择，就是想尽办法拉票。

当对华强硬成为获得选票的工具，当制造外部冲突成为凝聚内部支持的筹码，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高市早苗没有理由改变立场，因为她的"错误"正在为她赢得更多的支持。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外部越强硬，内部支持率越高；内部支持率越高，外部政策就越强硬。

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的局面，已经不仅仅是高市早苗一个人的错误，更是大部分日本民众集体选择的结果。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支持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时，这个国家就已经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把这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个人的代理人本质、政府的投机策略、民意的民粹倾向，共同构成了一张制度性危机的大网。

这张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

外部冲突产生内部支持，内部支持推动更极端的外部冲突，如此循环往复，越来越难以逆转。

这不是高市早苗个人的悲剧，而是日本民主制度的悲哀。

当一个制度无法纠正错误的选择，当民意的短视压倒国家的长远利益，当政治人物的生存逻辑与国家利益发生根本冲突，这个制度就陷入了危机。

而且这种危机具有不可逆转性。

为什么不可逆转？因为纠错的机制已经失效。

传统的纠错机制——选举、媒体监督、理性讨论——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都已经失灵。

选举把极端分子推上权力宝座，媒体为了收视率推波助澜，理性讨论被情绪化的谩骂淹没。

这就是日本面临的现实。

中方提前拒绝会晤，不是不给高市早苗面子，而是看透了这种制度性危机的不可逆转性。

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纠错能力，与其进行无意义的沟通，不如保持距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这个现实面前，这是唯一理性的选择。

政治代理人的结构性困境，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必然性。

当外部冲突成为凝聚内部支持的筹码，理性外交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面对制度性危机，传统的沟通机制还有意义吗？答案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