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婚礼我被安排跟小孩一桌，司仪突然让最大领导上台，他径直走

司仪拔高嗓门喊出那句“有请男方这边职务最高的大领导上台讲两句”的时候，全场的筷子都停了。

我正低头给旁边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倒橙汁。那孩子大概七八岁，袖子口油亮油亮的，从我坐下来开始他已经打翻了两回杯子。我扶正第三杯，听见司仪又喊了一遍，声音里带着讨好的拖腔：“有请男方最大领导——”

靠门口这桌一共坐了六个人。五个小孩，加一个我。

桌上那玻璃转盘缺了个角，碎碴还在，旁边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伸手要去抠，我轻轻把她的手按下来。她瞪我一眼，我冲她笑笑。

这道门每回有服务员端着菜进来，门板都要擦着我后腰过去。已经是第四次了，我干脆把椅子往前拖了拖，膝盖顶着桌沿，整个背弓起来，像只卡在墙角里的虾。龙虾上桌的时候，坐我对面的胖小子第一筷子就把两只大钳全夹走了，我面前转过来只剩一滩姜葱汁。

司仪喊到第三遍，声音有点慌了。

主桌上我弟弟建华已经站起来了，西装的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开的，露出里头那条新皮带，logo铜扣被婚礼灯光打得晃眼。他一边拿湿巾擦嘴角，一边扭头往周围看，眼神里带着那种“怎么还没走过来”的焦躁。弟媳坐在他旁边，脸上的粉底在脖子根那儿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她侧过身拽了拽建华的袖子，嘴型我隔老远都读得出来：“谁啊？”

谁啊。

我低下头，把面前那张缺了角的餐巾纸展开，叠了一下，又叠了一下。

没人会往小孩这桌看。

这挺好。

三天前，弟媳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座次表。

表做得挺花哨，红底金字，每个人的名字后头还缀着称谓。主桌正中间是“新郎父母”，左右两边是“新娘父母”“证婚人”“媒人”，再往外辐射出去，跟单位发奖金评优的公示栏似的，坐的越靠中心越有分量。

我往下划拉半天，没找着自己名字。

群里有亲戚已经开始接龙了：“收到”“辛苦弟妹了”“安排得真好”。

我往上翻，翻到最底下，看见靠门口那张小圆桌，标着“备桌2”。六个座位，后头清一色标注“儿童”，就我一个名字孤零零挂在里头，像个打错了的标点符号。

我截了个图。

然后打了三个字发出去：“收到了。”

弟媳秒回，发了个玫瑰花表情：“大哥坐哪都行，反正大哥最随和，肯定不会挑理。”

我手机还没放下，二婶的语音就弹出来了。我点开听，背景音里有麻将牌哗啦啦的响声，二婶扯着嗓子说：“哎呀你大哥那人你还不知道？挣那仨瓜俩枣的，还挑座？给他张椅子就不错了。”

二婶说完自己笑了。

弟媳发了个捂嘴笑的表情。

麻将声。

捂嘴笑。

我老婆从我身后走过，瞥了一眼我手机屏幕，什么都没说。她进了厨房，过一会儿端杯水出来，搁在我面前，杯底磕在茶几上那声响比平时重。

“去不去随你。”她说。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沙发上，拿起杯子喝水。水温刚好，不烫舌头。

我没说去，也没说不去。

婚礼当天我到的早。倒不是因为多积极，是我老婆值夜班，早上七点才下班回来，倒头就睡，卧室门关着，里头一点动静没有。我出门的时候看了眼鞋柜，上头压着她给我准备的红包。

两张。

一张是我随侄子的礼钱，一张是她让我中午自己买点吃的。

红包皮上她贴了张便签：晚上回来给我带碗馄饨。

我把两张红包装进兜里，那张便签叠好塞进手机壳后头。

到了酒店，大堂里已经站了不少人。弟弟建华穿着一身新西装站在签到台边上，胸前别了朵红绢花，看见我进来，点了下头，又转头去招呼别人了。他旁边放着一块一人高的迎宾牌，上面印着侄子和新娘的婚纱照，侄子那张脸修得亲妈都快不认识了。

签到台后头坐着记账的是建华的连襟，姓周，我跟他不熟，一年也就见这一回。他面前摊着本红皮礼金簿，旁边搁着个点钞机，崭新的，连包装膜都没撕干净。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正低头玩手机，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下巴往里收了收，手机揣进兜里，顺手把那沓还没拆封的湿巾往边上挪了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顺他东西。

我没说话，把红包掏出来放在桌上。

两张红票，不新不旧，叠得整整齐齐。

记账的老周两根指头捻了一下，翻开看了看，眼皮垂下去，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他还没落笔，旁边窜过来一个人。

弟弟建华。

他手里攥着一沓红票子，刚从红包里抽出来的，钞票新得跟刀片似的，边缘能割手。红色浓得发黑，在酒店大堂的射灯底下一晃，我下意识眯了下眼。

他把钱往老周面前一推，动作利索得跟他当年追弟媳时候拍出彩礼钱一个架势。

“建华——六千六！”老周那嗓子拔得又高又长，尾音带着颤，跟宣读圣旨似的，周围三桌早到的亲戚全扭头看过来。

二婶坐在不远处嗑瓜子，瓜子皮从嘴角吐出来，大声接了句：“还得是建华！六六大顺！这场面，讲究！”

我站在那儿，老周的笔尖还悬在我的名字后头。他犹豫了大概一秒钟——就一秒钟——低下头，往礼金簿上写了两个字。

我看见了。

“二百。”

字写得不大不小，跟后头建华那个龙飞凤舞的“六千六百元整”比起来，连笔画都透着一股活该你穷的敷衍。

我把手收回来。右手自然而然往兜里一插。

兜里有个东西硌了一下手背。

一张叠成方块的硬纸，对折了两道，撑在衣服内兜的里侧。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是一张普通的A4纸，上面盖着个红戳。

我摸了一下，没掏出来。

那张纸上头的字不多，最扎眼的就是中间那个公章，圆形的，红印泥压得极实，纸背都能透出凹凸来。落款那个单位的全称，整个婚礼现场所有人——包括此刻正站在主桌边上，挺着肚子跟人碰杯的弟弟建华——都在那个单位底下的各级子公司里讨饭吃。

不过是一张纸。

纸上面写的是我侄子，他儿子，入职转正定岗的批复。

这件事，建华还不知道。

老周把礼金簿合上的时候，我正往小孩那桌走。

路过主桌，二婶嗑瓜子的手停了一下，上下打量我一眼，眼神从我领口扫到裤脚。我那天穿的是件藏蓝色的夹克，洗过很多水，袖口磨得有点发白了。她看完没说话，转头跟旁边的大姑继续嗑瓜子，嘴角还挂着刚才那声“六六大顺”的余味。

大姑倒是开了口，嗓门不大不小，刚好够我听见：“建华这孩子就是争气，不像有的人，白活了半辈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面前那盘凉拌木耳，夹了一筷子，嚼得咯吱响。

我脚步没停。

没停不是因为不气，是因为我兜里那张硬纸硌着手背，硌得生疼。

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是把面前那套餐具翻过来看了看。塑料膜封着的，别人桌上的膜都干干净净，我这套裂了条口子，筷子从缝里戳出来半截。旁边那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把他那套拆开了，撕下来的塑料膜揉成团，随手扔在我这边的转盘上。

我把那团塑料膜捡起来，搁在桌子底下的骨碟边上。

小男孩又打翻了橙汁。

这回倒得彻底，杯子横着滚了半圈，橙汁顺着桌沿往下淌，滴在我裤腿上，深一块浅一块。他看了一眼，咧嘴笑了，门牙豁着，漏风。

我抽了张餐巾纸，弯下腰去擦裤腿。

擦了两下，手停住了。

跟鞋底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不一样。皮鞋底是“嗒嗒”的，鞋跟先落地，再是前掌，每一步都匀称、沉稳，带着一种长期在机关单位走动出来的节奏感。

我弯着腰先看见一双黑皮鞋，鞋面擦得锃亮，裤线笔直。那人从小孩桌侧边经过，距离我不到两米，往主桌方向去了。空气里飘过来一股极淡的檀香味，不是香水，是那种长期放在办公室里的檀木书签的味道。

我没抬头。

司仪又开始喊了。他清了清嗓子，话筒凑到嘴边，发出一声刺耳的电流音，然后拔高八度：“有请男方这边职务最高的大领导上台！掌声有请！”

掌声稀稀拉拉的。

司仪又喊了一遍，声音更大了，脖子上的青筋都绷出来了：“有请男方最大领导——”

主桌上的弟弟建华已经把西装扣子扣好了。他站起来，两只手垂在身前，手指在裤缝上搓了两下，脸上的表情拧巴得很微妙——又想迎上去，又不敢主动迈步，就那么半站着，屁股离了椅子又没完全离开。

弟媳也站了起来。

她的动作比建华利索，椅子往后一蹬，站起来的同时已经把右手从身侧抬起来一个角度，准备等领导走近了迎上去握手。她脸上那个笑堆得足足的，从嘴角推到颧骨，连带着脖子根那条粉底分界线都绷紧了。

二婶瓜子不嗑了。她把手里那把瓜子壳往桌上一搁，拍了拍手，凑到大姑耳朵边上说了句什么，大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两个人齐刷刷伸长脖子往主桌那边看。

我也抬起了头。

那个穿黑皮鞋的人，确实是往主桌方向走的。

他大概五十出头，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鬓角有些花白，但面色红润，步伐很快。他走到距离主桌还有两米的地方，建华已经把手伸出来了，身子微微前倾，嘴里喊着：“哎呀，领导您怎么亲自——”

话没说完。

那人没停。

他甚至没往建华的方向看一眼。脚下像装了导航，皮鞋底“嗒嗒嗒”踩在大理石地面上，一拐，直直拐进了靠门口这条狭窄的走道。

我的桌前。

司仪举着话筒僵在台上，嘴巴还张着，那声“领导”的后半个音节卡在喉咙里没出来。

全场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水晶灯上那些小串珠在空调风里轻轻碰撞的声响。

那人在我面前站定。

他低头看着我，目光扫过我这身洗得发白的藏蓝夹克，扫过桌上那个缺角的转盘，扫过旁边鼻涕都没擦干净的小男孩，扫过我裤腿上那滩还没干透的橙汁渍。

他的眼神变了。

就那么一瞬间，刚才还红润舒展的脸上，所有的表情像被人从后脑勺抽走了。眉头拧起来，嘴角往下压，不是嫌弃，是一种比嫌弃让人难受一百倍的东西——他认出了我。

然后他弯下腰。

不是随便点个头那种弯腰，是腰脊在裤腰带以上的位置打了个对折，上半身整个躬下来，两只手一齐伸出来，手心朝上，标准的双手合拢式握手礼。在系统里待过的人都懂，这个手势一般只给两种人——一种是级别高出你一大截的上级，一种是当年提携过你、你欠着天大恩情的老领导。

我正好两样都占了。

“老领导，”他开口了，一口标准普通话，中气足得跟当年在培训班做经验汇报一个样，“您怎么坐这儿了？”

这句话砸进空气里，全场的水晶灯串珠好像都不响了。

主桌上，建华那半伸出去的手还没收回来，僵在半空中，像一截忘了拉回去的抽屉。他整个人钉在椅子前面，脸上的表情从殷勤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一种更难形容的东西——不是害怕，是突然发现某个自己一直以为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答案全错了。

弟媳的反应更快。

她那个堆到一半的笑还挂在脸上，但眼睛已经不对了。她不是看那人在跟我握手，她是在看建华。她的眼珠子往建华那边转了一下，又转回来，来回来去扫了两遍，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出声。她的假睫毛在发抖——那种细细的、不由自主的颤，比什么表情都实在。

二婶手里那把瓜子壳没搁住，从指缝里漏下来，碎渣撒了一桌布。她张了张嘴，扭头看大姑。

大姑的筷子头戳在那盘木耳里，不动了。

整个主桌上那半分钟的鸦雀无声，被旁边那桌一个不知道情况的年轻亲戚打破了。他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还站起来探头探脑地问我面前那人：“哟，这位是——？”

没人回答他。

那人也没理这个茬。他两只手还端着我的手，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和他听得见的音量说了句：“老领导，您交代的那件事，我亲自盯着办的。前天刚过完会，我给压了最后一道程序，今天早上批文已经走完了。”

批文。

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轻飘飘的，落在我耳朵里，却跟拿锤子砸钉似的，一下一下，往实里夯。

他说完松开手，直起腰来，目光又在我脸上停了半秒，然后往后退了一步，像是等人发话。

我把刚才擦裤腿的那张餐巾纸叠好，放在桌角，慢慢站起来。膝盖窝在桌子底下卡了半天，站起来的时候有点麻，我稳了一下，然后伸出右手。

握了一下。

不重也不轻。

“没事，”我声音放得很轻，差不多就够他一个人听清，“来吃饭，不讲那些。”

他的眼神动了一下。

我松了手，重新坐下来。

坐下去的时候椅子腿在地面上拖出一声低沉的“嘎吱”，在安静的大厅里，这声响被放大了十倍。我把那盘转到我面前的凉拌木耳转走，给旁边那个刚才打翻橙汁的小男孩夹了个红烧肉丸。

肉丸子太滑，筷子夹了两下没夹住，滚在转盘上，碰着了那个碎玻璃碴的缺口，打了一个圈，停了。

司仪还举着话筒。

他就那么站在舞台边上，嘴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手里的话筒不知道是不是开着，低低地收进了一段没人说话的白噪音。

背景音乐还在放。

那种婚礼上标配的喜庆旋律，锣鼓喧天，唢呐吹得格外卖力。

曲子正好播到高潮那段。

好日子。

主桌上，建华还站着。

准确地说，是僵着。他那只伸出去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回来了，垂在身侧，手指攥着西裤的侧缝，攥得指节发白。他脸上那个表情我没法形容——不是被打脸的那种疼，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你花了二十年搭起来的积木，被人用一根手指头轻轻碰了一下，然后你眼睁睁看着它一块一块往下掉。

弟媳先反应过来。

她反应过来的方式不是说话，是坐下了。但她坐下的时候没看椅子，一屁股坐偏了，椅面只兜住半边，身子歪了一下，赶紧用手撑住桌沿。她没顾上调整坐姿，就那么歪着，目光直直地穿过整条走道，钉在我身上。

不对。

不是钉在我身上。

是钉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夹克上，钉在我裤腿上那滩还没干透的橙汁渍上，钉在我背后那道被服务员上菜时撞了四回的门板上。她把这一切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她的脸色变了。

那种变化很慢，从额头开始，一层一层往下褪。先是在眼眶周围凝住，然后颧骨上那两团腮红突兀地浮起来，像是画在了一张白纸上。

她终于把刚才那句憋在喉咙里的话问出来了。

声音不大，但太安静了，半个厅都听得见：“建华，你哥……到底是谁？”

建华没应。

他答不上来。

因为他认识那人。整个主桌上的人都认识那人。当初建华为了把侄子塞进系统，托了不下十层关系，拐弯抹角找过一个中间人递话，想搭上那条线。人家回了一句话，中间人原封不动转述的：“这事得找正主，正主不点头，谁递话都白搭。”

建华那时候还以为“正主”是某个处长、某个主任。他打死也想不到，正主是他大哥——那个每年过年被他媳妇安排坐偏桌角、连敬酒都轮不到第二轮的穷亲戚。

二婶的反应最实在。

她手里那把瓜子壳从指缝间漏完之后，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嘴半张着，舌头抵着上颚忘了收回去。她看着站我面前那个毕恭毕敬的背影，又看了一眼桌上那盘还没撤下去的龙虾，喉咙里滚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出来。

大姑比她先开口。

大姑的声音发抖，不是害怕的那种抖，是突然发现某个自己骂了半辈子的人，手里攥着自己儿子单位一把手都不敢得罪的关系网，那种从根上被撬了底气的抖。她把手里的筷子慢慢放在筷子托上，放歪了，筷子滚下桌沿，掉在她皮鞋面上，她没捡。

“他……他怎么会……”大姑说了四个字，卡住了。

没人接话。

主桌上那盆不知道什么汤，还在咕嘟冒泡。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对面几个长辈的脸。

我面前的徒弟还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再说话的意思，点了下头，自己找台阶：“那您先吃，回头我找您汇报工作。”

他转身走了。

走的还是来时那条路，皮鞋底“嗒嗒嗒”，一步一步，沉稳均匀。路过主桌的时候，建华往后退了半步，给他让路。徒弟看了建华一眼，点了下头，很淡的那种点头，是上级对下级的标准礼仪。

就那么一下。

然后他回到自己那桌去了。

他一走，整个大厅那种紧绷到极致的安静开始出现裂缝。先是旁边那桌有人低声说话，声音不大，但隔壁桌上的大姑听了个正着：“那桌坐的不是建华他哥吗？怎么成了领导了？”

“什么领导？”

“你没看见？刚才张局那个弯腰，我当年入职培训的时候都没见张局弯过腰。”

“张局管什么的？”

“你说管什么的——咱们这一片，但凡在这系统里端饭碗的，升迁调配，全得从他桌上过。”

这句话透过来了。

主桌上没人说话，但他们全听见了。

二婶的喉结往下滚了两次，她端起面前的橙汁喝了一口，杯沿碰到牙齿的时候磕了一声响。她放下杯子，扭头看建华，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弟媳倒是把话说出来了。

她站起来，椅子这回没歪。她端着酒杯，绕过大半张主桌，踩着高跟鞋往我这边走。她的步子跟刚才往主位上迎人时的利索劲不一样了，每一步都踩得犹豫，走到一半还慢了半拍，好像在重新组织语言。

走到我桌前，她身子微微前倾，酒杯举到一半，停住了。

她低头看着那张缺了角的转盘，看着那个打翻橙汁的小男孩，看着桌角那团揉皱的塑料膜，看着我那套塑料封膜裂了个口子的餐具。

然后她看我。

“大哥，”她叫了一声，嗓子发紧，声音不像刚才在群里发语音时那么脆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把筷子搁在碗边。

碗里还剩半个肉丸。

我抬起头看着她，没站起来。

“早说什么？”我问。

她噎住了。

我拿起面前那杯已经凉透的茶，转了一下杯口，对着那个缺口——不是玻璃转盘上的缺口，是茶杯沿上一道很细的豁口，可能是洗太多年洗出来的。

“你是让我早说你别排座了，还是早说你别当着一屋子人唱那六千六了，还是早说二婶别嚼舌根了？”

我语气跟平时说话一样，不快不慢，不带刺。

弟媳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白。

她身后隔了两张桌子，建华猛地把椅子往后一蹬，“嘎吱”一声，站起来大步往这边走。他走得太急，大腿撞在桌角上，“砰”一声闷响，他龇了下牙，没顾上揉，直直冲过来，在弟媳旁边站定。

他嘴唇哆嗦了两下，喉结上下一滚，憋出一句话：“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哪个意思？”我抬头看他。

他站得很近，近到我能看见他领带上有一小块油渍，可能是刚才夹菜时溅上的。他脖子通红，从领口一直红到耳根。他看看我，又看看旁边那个徒弟坐的方向，手指在裤缝上搓了又搓，搓得西裤面料起了一层毛。

“哥，我真不知道……”他声音压低，压到只剩气声，像是怕旁边的亲戚听见，“我真不知道调令是你签的。”

我没接话。

他急了，弯下腰凑到我耳朵边，嘴里喷出来的热气带着酒味：“哥，那这事，不会因为我今天——不会影响那谁的定岗吧？”

那谁。

他儿子。

我侄子。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他担心的还是批文。

我不生气。

真的不生气。跟他较了半辈子劲，到了这一刻，看着他弯着腰凑过来的样子，我突然不气了。不是因为什么血缘亲情，什么兄弟如手足，纯粹是账算明白了——他急的是他儿子的饭碗，怕的是我手里那点权力。

急和怕是真金白银。

比那六千六的礼金沉多了。

我没正面回他。我把茶喝干净，站起来，从兜里掏了张纸巾放在桌上，叠都没叠。那个动作很随意，但是右手掏纸巾的时候，顺便把那张硬纸从兜里带出来了一个角。

对折的A4纸。

红色的公章边缘。

就露出来那么一点点。

建华看见了。弟媳看见了。她站得近，眼尖，看见了纸上头印着的那排黑体字：“关于XXX同志岗位分配……”

她的瞳孔缩了一下。

我重新把纸揣回兜里，动作不快不慢，跟揣一包烟似的，轻描淡写。

然后我对着那桌小屁孩说了句：“慢慢吃。”

流鼻涕那个男孩抬起头，嘴角挂着酱油渍，冲我咧嘴乐了一下。从始至终，他是全场唯一一个没受影响的。

我转身往外走。

路过签到台的时候，老周还在那儿坐着。他面前那本红皮礼金簿摊开着，正好翻到记我名字的那一页。“二百”两个字端端正正，后面是建华那串龙飞凤舞的数字。老周看见我走过来，手里的笔“啪”掉在桌面上，整个人往后靠了一下，椅脚磨着地砖发出一声尖响。

我没看他，也没看那本簿子。

脚步迈出酒店大堂的时候，外面的天色有点暗了，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我藏蓝夹克的下摆翻了个角。我站在台阶上头，深深吸了口气。空气里有烧烤摊飘过来的孜然味，还有汽车尾气，算不上好闻，但比刚才大厅里那种混合着烟酒和客套话的空气，实在得多。

刚掏出手机想给老婆发条微信，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

高跟鞋。

咔咔咔咔，都快跑起来了。

二婶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大哥——等一下——大哥——”

我回过头，看见二婶一手捂着头发怕被风吹散，一手揪着外套领口，胸口的扣子崩开了一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崩的。她身后几步远还跟着大姑，大姑手里居然还端着个打包盒，盖子没盖严，汤洒了一路。

二婶喘着粗气站到我面前，嘴唇翕动了老半天，眼睛里转着一种我从没在她脸上见过的光——不是巴结，是一种被巨大信息差砸蒙了之后的慌乱。

“大哥，”她声音抖得厉害，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那批文……”

她说到这三个字，说不下去了。

她不敢往下问。

因为她怕问了，答案就是她猜的那样。她也怕不问，回头建华一家子追问起来，她交代不了。

我看着她，又看了一眼她身后的大姑。

大姑站在三步远的地方，没敢走近，手里的打包盒往下滴油，滴在她新买的皮鞋尖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擦。

台阶下头，风大起来，把二婶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吹散了一绺，灰白的发丝糊在嘴角，她没拨开。

我把夹克的拉链往上拉了拉，右手自然而然地拍了拍左胸口那个内兜——那张硬纸还在。

拍了两下。

没说话。

笑了笑。

转身走了。

走了大概十来步远，身后再没有高跟鞋追来的声音了。二婶站在台阶上头，大姑站在她旁边，两个人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不动。

酒店门口那排婚车顶上的彩带被风吹起来，飘了一地，有一截红的缠在了二婶的鞋跟上，她没低头看。

我拐过街角，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馄饨要荠菜馅的还是鲜虾馅的？”

她秒回：“荠菜。你吃完没？”

我打了几个字：“没吃饱。回家再吃一顿。”

发完这条，我把手机揣回去，低头看了一眼裤腿上那滩已经干透了的橙汁印子，用手指弹了弹，弹不掉。算了，回去洗。

街角对面是家打印店，玻璃门上贴着红字：复印五毛，打印一块。

我站在店门口，看了那行字大概十秒钟，然后伸手摸进内兜，把那张叠了两道的批文掏出来。打开看了看，上面的公章还是那么红，红戳压得实实的，纸背摸上去有凹凸。

我又折好。

放回兜里。

打印店的老板娘推门出来倒水，看见我站在门口，招呼了一声：“复印啊？”

我摇了摇头：“不用，就是看看。”

我转身往家走。

身后远处，不知道是谁按了一声车喇叭，长长的，在傍晚的街上响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