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王族是何人？祭祀、占卜、人殉商朝贵族从何处来

河南安阳殷墟的黄土之下，考古学家轻轻刷去一层浮土，露出成排的头骨。这些头骨眼眶空洞，颈骨断裂处刀痕清晰可辨，有的还被精心打磨成盛器的模样。当阳光穿透三千年的黑暗，照在这些牺牲者的遗骸上，一个被史书刻意遗忘的商朝缓缓苏醒——那是一个青铜与鲜血交织的时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族的世界里，祭祀与战争如同呼吸般不可或缺。他们自称玄鸟后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始祖契由其母简狄吞食燕卵感孕而生，子姓血脉从此流淌神秘色彩。商族从北方南迁，辗转于黄河两岸，最终定都于殷。但无论迁往何处，他们始终携带着一套令人战栗的信仰体系——以人血沟通天地。

商王宫的建造过程，本身就是一部血腥的祭祀史诗。当工匠们挖好基坑，未打夯之前，要在坑底埋入狗或孩童，此为“奠基”；当基址筑到一定高度，便在柱础下埋入狗、牛、羊三牲，此为“置础”；宫门落成之际，大门内外需埋葬人兽，祈求神灵庇护，称为“安门”；而建筑最终落成时，更要在殿前埋下车马人兽，完成“落成”之礼。

殷墟一座宫殿的落成仪式中，考古学家清理出127个祭祀坑，残骸中辨认出五辆车、十匹马、五只羊、十二只狗和五百八十五具人骨。若将所有坑复原，殉葬人数竟达八百三十三具。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曾在阳光下呼吸的生命。

商王武丁被后世誉为“殷之大仁”，他的时代被称作武丁中兴。然而在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的人祭记载触目惊心——一千多条占卜记录中，明确记载的牺牲者达九千零二十一人，另有五百三十一条未记人数。最多一次，五百人被同时献祭。为何盛世与血腥并行不悖？答案藏在商人的宇宙观中。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相信万物有灵，鬼神主宰着人间祸福。唯有以最珍贵的祭品——人的生命与鲜血，才能取悦神灵。战俘成为最佳牺牲品，尤其是来自西部的羌人。据殷墟祭祀坑遗骸的锶同位素分析，这些人牲主要是羌人俘虏。当武丁的军队在三年征伐鬼方的战争中获胜，当妇好率军击败二十多个方国带回成批俘虏，祭祀坑中的鲜血便流淌得更加汹涌。

商王族的贵妇墓葬同样渗透着血腥。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精美的青铜器与玉器旁，十六具儿童骸骨静静躺卧。在整个墓区，殉葬者超过两百人。这些孩童或许从未理解自己短暂生命的终结，竟是为了陪伴一位尊贵的王后走向幽冥。

商朝开国之君成汤，也曾险些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商朝建立后连续七年大旱，河流干涸，土地龟裂。汤举行无数次人祭祈雨无果后，最终决定将自己献祭。当祭祀的火焰即将吞噬这位君王时，天降甘霖，汤才幸免于难。这则记载揭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在商人的信仰体系中，即便是君王之尊，在神灵面前也不过是一件祭品。

商朝末年，纣王（帝辛）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点。尽管史书记载他的暴虐，但人牲数量却急剧下降——甲骨记载中最多一次仅用三十人。有证据表明，纣王曾试图改革人祭制度，却遭到守旧奴隶主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随着周人在西方崛起，商王朝获得羌人俘虏的渠道被阻断，人牲“原材料”日渐枯竭。

当周武王的大军攻入朝歌，一场静默的文化革命悄然开启。周公旦以惊人的政治智慧，将商朝的血腥祭祀转化为道德礼乐。他抹去史书中的人祭记载，宣称商亡于失德而非祭祀不足，提出“以德配天”的新理念。从此，“敬鬼神而远之”成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世俗伦理取代了血腥崇拜。

孔子作为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他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在被问及商礼时却语焉不详。或许这位圣人深知，有些真相应当永远封存在历史的黑暗中，因为华夏文明需要告别饮血的时代，迎接以礼立人的黎明。

当殷墟博物馆的灯光照在那些被打磨光滑的头骨碗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人对死亡的执念，更是一个文明在混沌中的艰难摸索。商王族用青铜铸造礼器，用鲜血祭祀神灵，最终却为周人铺就了一条通往人文主义的道路。那些深埋地下的牺牲者，用生命完成了一场残酷的文明献祭——让华夏文明在血腥祭祀的废墟上，生长出“仁者爱人”的参天大树。历史的尘埃之下，埋葬的不仅是骸骨，还有一个民族从神权走向人本的千年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