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地工组联络（网）点旧址丨胡同深处的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为加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北平建立了多处秘密情报联络站和交通站。黄浩地工组联络（网）点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为根据地采购医药物品，输送各种物资和收集情报，上演了一幕幕隐蔽战线斗争的传奇。

建立工作网点

漫步在繁华喧嚣的北京新街口大街，走近丁字路口东南侧的庆丰包子铺，人们总会对包子铺屋顶上那个小天使雕塑产生兴趣。原来，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福音堂，长老名叫黄浩。他的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中共黄浩地工组负责人。

“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沿丁字路口往南不远，路东的小胡同名字很浪漫，叫百花深处。1939年初，胡同西口新开了一家名叫“明华斋”的古玩铺，掌柜叶少青是个年轻人。铺子开张后，生意不好也不坏，但是从掌柜到伙计，每天精神头十足，忙个不停。实际上，明华斋古玩铺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叶少青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他的上级就是黄浩。

黄浩原名黄宠锡，早年在广州光华医学院读书，后来到北平行医。1927年，先后租住在西城德胜门内簸箩仓4号、6号，与夫人王佩芝创办“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成为京城有影响的工商业者。黄浩还有另外一层身份，是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长老，人称“黄长老”。七七事变前夕，黄浩目睹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毅然同燕大、清华等学校的一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根据黄浩的社会条件，组织上安排他返回北平，从事统战联络和情报工作，并建立黄浩地工组。

西城区簸箩仓胡同4号

黄浩回到北平后，立即开展统战联络，广交朋友，发展情报关系，建立地工组织，把上层联络与内线工作配合起来。他奔走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以抗日救亡为纽带，发展了数十名爱国华侨、工商界人士为地工组人员。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北平法国医院院长贝熙叶、工商界人士刘仁术及夫人费璐璐等，为地工组做了大量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黄浩先后在北平建立了簸箩仓、明华斋古玩铺等10多处秘密联络点，构建起一张严密的单线情报网络。

冀中军区交给黄浩地工组的任务，通常由平西交通情报站派交通员，以联络商务的名义，送到明华斋古玩铺交给叶少青，或以保定公理会教友名义，送到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交给黄浩。每次接到任务后，黄浩都将清单拆分，分头交给地工组成员落实。

为根据地筹集输送物资

敌后抗日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每天都有许多伤病员等待医治。根据地缺医少药，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成为当务之急。

黄浩地工组使命在肩，责任重大。为筹措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资金，黄浩带领叶少青前往上海、广州、潮汕和香港等地，向广大爱国志士和海外侨胞讲述八路军抗战的英勇事迹，发动大家捐款。此外，黄浩夫妇还节衣缩食，把自己开办的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的收入捐献出来。

黄浩地工组想尽一切办法，为根据地筹集医药物品。成员李庆丰的公开身份，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协和医院由美国人创办，日本宪兵不能随便进入。他利用工作之便，采买药品及医疗器械，并以搞赈灾为名，利用医院的先进设备，组织爱国职工在医院礼堂秘密为八路军做消毒急救包、裁剪绷带等。李苦禅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医院，李苦禅生病住在这里，病好了也不出院，目的就是借此机会多开药品，积攒后再转给黄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进一步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并对药品、医疗器械实行严格“管制”，市场上批量采购越发困难。黄浩与地工组成员研究后决定调整战术，收买汉奸，通过这些人来筹集。刘仁术的公开身份是平津硝皮厂的老板，他发现日军驻北平指挥部的两个翻译，与日本人合伙在王府井大街开设“陆军御用达”药店，专为日军采办医药物品。黄浩和刘仁术商定，以和他们做生意为名，多给他们一些“油水”，解决了批量采购医药物品难的问题。

除重点采购医药物品外，黄浩地工组还向根据地输送许多其他急需的短缺物资，如摄影机、小型纺纱机和机器润滑油等。他们曾经通过林迈可搞到一批器械，组装了5部发报机运送到根据地。

开辟突破日伪封锁的通道

为了把秘密购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输送到根据地，黄浩地工组开辟了多条安全通道。地工组成员大多是工商界人士，其住所遍布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以做大宗生意为掩护，不少人本身就是经营药品和其他物资的老板，因此日、伪军很难察觉。

明华斋古玩铺入货、出货是正常现象，不会引起日、伪军的注意。黄浩地工组成员就把购入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陆续汇集到铺子里，以各种“古董”为遮掩，将药品、医疗器械混入其中，通过妙峰山线、潭柘寺线、良乡线和涿州线等几条秘密交通线运入根据地，其中妙峰山线的一个交通点就设在贝家花园附近。

贝家花园是一座西式的小别墅，它的主人贝熙叶是北平法国医院院长兼领事馆医生，享有外交特权。他居住在东城大甜水井胡同，并在西山脚下的山坡上建了这座小别墅。由于教会的关系，贝熙叶与黄浩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他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将贝家花园变成一处秘密联络点。

贝熙叶经常帮助黄浩地工组，利用私家汽车把药品和医疗器械设法带出城，先存放在贝家花园，再由情报联络站的同志取走，通过层层转运，最终将医药物资安全送往冀中抗日根据地。贝熙叶的加入，使北平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药品生命线更加畅通。

天津等地也是地工组向抗日根据地运送医药物品的重要通道。一次，有批药品需要通过天津，转送到根据地，费璐璐跟随前往。她刚到天津，就连人带药被日本宪兵扣押。危急关头，她沉着冷静，按照事先的安排，说出了一个名叫李惠南的朋友。此人曾留学日本，当时在天津以开工厂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和日本人多有交往。李惠南急忙赶来，用日语和宪兵进行沟通，说费璐璐是受他之托，帮他做点小生意，还请“皇军”予以通融关照。日本宪兵信以为真，释放了费璐璐并归还了药品。

在黄浩的领导下，经过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这些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终于摆在八路军战地医院的药架上。当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得知，这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克服艰难险阻从北平等地运来的时，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1943年8月，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黄浩因而暴露。经地工组同志们掩护，他顺利出城，取道贝家花园奔赴抗日根据地。他的住所——地工组联络点簸箩仓胡同6号被伪警察监控，王佩芝沉着冷静地与他们周旋，利用各种机会巧妙联系地工组人员，继续斗争。之后，在李庆丰等人精心安排下，王佩芝及家人逃离北平，前往上海。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没有出现在硝烟滚滚的抗日前线的隐蔽战线的勇士们，同样是可钦可敬的抗战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