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和彭越被杀，证明晚年的刘邦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

文 / 子玉

众所周知，在刘邦驾崩之后，大汉的真正话事人是吕后，吕后控制帝国政治长达十五年（前194—前180）。实际上，在刘邦去世之前，吕后就已经强势崛起，甚至刘邦的大部分权力都已经转移到了吕后手里，这从刘邦不能更立太子的事件中就能看出来。而吕后之所以能控制大汉政治不仅是因为她是皇后，同时，吕氏的军事力量和军功也是她权力的基础，在刘邦长时间不在长安的情况下吕后就逐渐掌控了长安政治，与功臣深度绑定。最终，刘邦只能将吕后作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汉二年（前205）四月，刘邦率领诸侯联军东出并一举攻占了项羽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正在用兵齐国的项羽率领三万楚军精锐紧急返回，然后在彭城、灵璧之东的睢水上一举打败了联军。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刘邦撤到下邑，在吕泽的帮助下才暂时稳住了阵脚。随后，刘邦西撤到荥阳，通过收拢败军、加上萧何从关中紧急发来的老弱士卒才勉强恢复了元气，开始与项羽长期对峙。

紧接着，在六月份刘邦就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立吕雉的儿子刘盈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

说实话，刘邦心目中的太子可能真的不是刘盈，而是只比刘盈小三岁的刘如意（刘盈出生于前210年，刘如意出生于前207年），这从刘邦给他取名“如意”就能看出来。另外，刘邦在遭遇彭城之败逃命期间敢将刘盈踹下车也能说明刘盈在刘邦心目中根本就不重要，属于可以被抛弃的那种。

而刘邦之所以此时否定他和戚夫人之前的约定又是因为，兵败对刘邦实力的影响。刘邦率军东出，吕泽也先一步占据了下邑和砀，当刘邦兵败退到下邑之后，吕泽就成为了他的依靠。

本来，刘邦集团属于刘氏和吕氏两大家族共同创业的模式，吕氏属于独立的军团，《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也明确记载了有四个人属于周吕侯吕泽的部下。当刘邦遭遇彭城之败后，就不得不依靠吕氏的力量。而此时呢，吕雉又被项羽抓去作为了人质，不能作为链接刘氏和吕氏的纽带。

在失去吕雉这个纽带之后，刘邦和吕泽之间的粘性肯定会弱化，另外，吕氏也失去了支持的目标，很可能会脱离刘邦。

所以，为了维持刘、吕联合作战的既有模式，为了强化双方之间的粘性，刘邦就立吕雉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很可能，当时身在楚营的吕雉也被立为了王后。如此，吕氏就有了支持的对象，可以继续和刘邦深度合作，刘邦也才有资本和项羽长期作战。

由此可见，刘邦立刘盈为太子是在遭遇兵败、实力大损之后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行为。另外，即使刘邦没有遭遇彭城之败估计之后也要立刘盈为太子，因为，吕氏属于刘邦集团的大股东，刘邦必须考虑到吕氏的力量，只不过，刘邦很可能会将这件事一直拖下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立刘如意为太子。

大家也不要拿刘盈嫡长子的身份说事，因为，刘邦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立嫡这个概念，汉朝的继承秩序还没有正式确立下来。

汉五年（前202）二月，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灭掉西楚国之后，刘邦建立了大汉帝国。很自然，吕后也由王后进阶为皇后，刘盈也由王太子进阶为皇太子。

吕氏以及他们属下的核心人员也以军功被封侯，吕泽居于功臣中的第十一位，吕释之为第十二位，都享受了汉帝国建立的红利。此后，吕氏继续深度影响着汉朝政治。

这里说明一下，吕释之的功劳主要为在战争期间守护刘氏和吕氏的亲属，属于间接立功。

汉九年（前198），刘邦立刘如意为赵王，紧接着就准备废掉太子刘盈而立赵王为太子。刘邦之所以此时作出这个决策是因为吕氏的领军人物吕泽于上一年（前199）去世，刘邦在失去吕泽的制衡之后就可以大胆行使自己的意志。

据史书记载：“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

不过呢，改立太子也只不过是刘邦在落实之前立刘如意为太子的既定意志，刘盈更多只是作为战时的过渡，是为了拉拢吕氏而不得已的行为。

除了执行自己的既定意志，刘邦更立太子更多还是想稀释吕氏对于帝国政治的影响，突出刘氏对于帝国政治的主体地位。

只是，吕泽虽然去世，吕氏的实力受损，但此时吕后却已经能够承担起吕氏领军人物的角色，这从刘邦在更立太子之中所遇到的阻力就能看出来。

首先就是周昌，此人本来就口吃，在盛怒之下更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于是就有了史书中那句著名的话：“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一个大臣拒绝承认皇帝的诏令，这性质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不过呢，还有更狠的，叔孙通直接是以死威胁：“陛下必欲废适（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这态度比周昌更恶劣。

然后就是吕后通过二哥吕释之强行将张良请了出来为自己出主意，张良就建议吕家去请商山四皓。这就说明，吕家和张良也走的比较近，这从吕后后来劝辟谷的张良吃饭这样的细节也能看出两家的关系。

张良和吕家的交情并不浅 图源/剧照

当然，夏侯婴也和吕家的关系不错，吕后在掌权之后还将宫殿附近的一座宅邸赏赐给了他，意思是，“近我”。

从大臣们在这场更立太子的风波中的立场和表现来看，吕后已经成为吕氏在汉帝国的新的代言人，且和功臣的利益深度绑定，得到了功臣的大力支持。

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汉，刘邦是刘氏的代言人，吕后是吕氏的代言人，而吕后初期的权力基础是来自吕家的实力和军功，后期则更多是基于她对长安政治的掌控。

据统计，刘邦在汉五年（前202）五月定都长安至汉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的七年间，待在长安的时间才三年半。当时，刘邦不是在率军平叛就是呆在洛阳。而刘邦之所以长时间呆在洛阳又是为了经营关东，因为，关东和关中的粘性此时还并不太强。

而刘邦长期在关东又势必造成关中的权力真空，出于忌惮功臣的考虑，刘邦就让吕后主持长安政治，尤其是在韩信被杀刘邦对萧何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汉朝初年，帝国其实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经营关东的洛阳，一个是经营关中的长安，吕后在长期坐镇长安的过程中逐渐与张良、萧何、周昌、夏侯婴等许多功臣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再加上吕氏本来的力量，吕后事实上就已经控制了长安政治。

吕后对于长安政治的控制力从刘邦废立太子大臣们强烈的反对态度中就能看出来。可以说，吕后和长安功臣的粘性已经比刘邦与功臣的粘性更强。

另外，吕后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杀韩信和彭越两件事中看出来。首先，韩信造反准备袭击的对象是吕后和太子，这就说明，吕后才是长安政治的实际控制者，而不是萧何等功臣。

然后呢，韩信舍人的弟弟告发韩信谋反也是直接向吕后反映情况。吕后呢，最终联合萧何将韩信诛杀于长乐宫钟室。刘邦回来之后也只能“且喜且怜之”，心情相当复杂。

从吕后召韩信入宫并自己做主将韩信杀掉的行为中就能看出来：吕后在长安拥有召见大臣、诸侯的权力，且拥有自主决策一系列大事件的权力。

从萧何对吕后的配合和绝对服从的态度中也能看出吕后在长安政治中的地位。

当然，吕后之所以选择除掉韩信可能并不是因为韩信真的要谋反，而是因为，韩信和陈豨一样，是刘邦所安排的支持赵王刘如意的主要人物，吕后为了维护儿子的储位，有必要将韩信诛杀，让刘邦的易储计划无法落地。

韩信是刘邦易储计划中的关键人物 图源/剧照

除了韩信，彭越事件就更能将吕后对于长安政治的影响具象化。刘邦将彭越治罪后将其迁往蜀地，彭越呢，在路上遇见了由长安前往洛阳的吕后，然后对着吕后就是一番眼泪输出，表示自己不想去蜀地，想回老家昌邑做回老百姓，请求吕后为自己说话。

这就说明，在彭越的认知中，吕后是能够左右刘邦意志的关键人物，吕后的政治影响力足以改变刘邦的决策。

接下来，吕后的表演就更能看出她的政治力度——吕后在听了彭越的诉苦之后私自改变刘邦的决策将他带回了洛阳，然后又给了刘邦自己对于彭越的处理意见：“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此时，刘邦即使想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没办法，因为，吕后对他说，“妾谨与倶来”，人我都已经给你带来了。

刘邦呢，只能表示，好吧。

接下来，处理彭越案也是吕后一手操盘，令彭越的舍人告彭越谋反，然后廷尉顺理成章判了彭越死刑。刘邦呢，面对如此局面也只能认可了吕后的决策，“上乃可”，将彭越给灭族了。

传统的说法是，吕后除掉韩信和彭越是为刘邦解除了心腹之患，实际上，吕后更多是绑架了刘邦的意志。

这就可以进一步验证，吕后事实上已经控制了长安政治，而打下帝国江山的刘邦则好像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更立太子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能顺利落地，他只能无奈地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

促使刘邦放弃更立太子决策的并不是商山四皓，而是吕氏以及其背后的吕氏势力，所谓的“羽翼已成，难动矣”说的就是站在刘盈身后的吕后和吕氏家族。

面对戚夫人的哭泣，刘邦只能以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无奈：“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歌曲中全是对现实的无奈。戚夫人呢，也只能唏嘘流涕，将他们母子的命运交给了吕后。

刘邦易储失败，戚夫人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 图源/剧照

而刘邦对于吕后的忌惮也能从他对樊哙的态度中看出来。在听说樊哙准备在他去世之后杀掉戚夫人母子的消息之后，刘邦根本就没想甄别消息的真假，而是直接作出了斩杀樊哙的决策。只是，他派出去的陈平惮于吕后的权势根本就没敢执行这个命令。

接下来帝国的剧情发展一切都是围绕吕后所展开的，刘邦病重，吕后全权处理政务，刘邦去世前，向吕后交代了后事，刘邦驾崩后，吕后成为了帝国的主导。

功臣呢，也在刘邦驾崩之后集体站队了吕后，典型就是陈平，在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之后直接就跑回了长安向吕后表态。吕后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总结一下，吕后权力的基础首先来自她皇后的身份，而她能成为皇后又是凭借吕泽军事力量的支撑，在吕泽去世之后她又通过对长安政治的控制逼迫刘邦放弃了更立太子的决策。

通过打赢这一仗，吕后在帝国的地位更加稳固。

不过呢，功臣支持吕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吕后在打理长安政务期间所表现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这从叔孙通在反对刘邦更立太子时所说的“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的话中就能判断出来，说明吕后的权力更多是在治理帝国期间所积累起来的。

功臣彻底被吕后在处理帝国政务期间所塑造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人嘛，都是慕强的，大汉的功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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