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金伯铭：我祖母失踪的中国同学

爱德华·米尔斯 (Edward Mears)，美国人，朋友们一般叫他“埃迪”（Eddie），是詹青云的同事。“他在亚洲教了几年英语，在他的家乡密歇根念了法学院，就又回到日本、新加坡工作了好些年，成了我的同事。”

去年，埃迪请詹青云帮忙在中国的互联网求助，帮他寻找他祖母失踪的中国同学，金伯铭。

埃迪的祖母已经去世了，金伯铭是她在密歇根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他花了两三年寻找金伯铭的生平，他学习中文，和律所申请到上海借调，把金伯铭在中国生活过的地方都去了一遍。詹青云在微博里写，“我听到这，觉得这人是疯魔了......多么奇怪的人生寄托啊。”

埃迪写下了这段寻找的旅程。为什么他这么执着地寻找金伯铭？金伯铭是谁？他找到了什么？

寻找金伯铭：

我祖母失踪的中国同学

1、照片

2022年疫情之后，我第一次从日本回到美国，我和父亲、妹妹决定清点储物间里的物品。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一箱箱零碎物品中翻找，它们来自密歇根州的老家，我们很快意识到大部分东西都应该被扔掉或捐赠出去。然而，随后我们发现了一盒照片、剪贴簿和剪报，它们属于我已经去世的祖母，埃斯特尔·维罗妮卡·米尔斯。我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的特别，可能包含解开我对祖母过去疑问的线索。

由于不确定下一次何时能再去储物间，我扫描了将近1000张家庭照片，包括一小批祖母在密歇根大学读书时期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祖母和三位朋友在草坪上的合影，他们正在举行春季聚会，这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本杰明和祖母的合影

照片中有一位戴着眼镜的亚洲绅士，他身着最正式的装扮，三件套西装、白色乐福鞋和条纹领带，左胸前的口袋插着一块小方巾。他的头发在中间整齐地分开，双手搭在另外两位女性的背后。他左边是我的祖母埃斯特尔。

这位亚洲绅士叫本杰明，祖母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说明这是为“Benjamin King”在“Alpha Lambda”举行的告别派对，后来我得知，照片背景中的房子是当时密歇根大学一个中国兄弟会Alpha Lambda的所在地。照片中的另外两位女性是她的同学。在照片正面，本杰明用蓝色墨水潦草地写着：“致Veronica，带着爱，Ben”，“Veronica”是我的祖母，她在密歇根大学时似乎以中间名维罗妮卡与朋友相称，表明这张照片是本杰明离开安阿伯前送给我祖母的礼物。

在20世纪30年代，像祖母这样的人和亚洲学生交朋友相当罕见。根据倪婷教授在《20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文化体验》一书中的描述，当时“美国学生不愿与外国学生交往”。祖母从未向我们提起过这位亚洲人，祖母和本杰明似乎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应该对两人都很重要。

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等待的线索，就是这个亚洲人本杰明。他将使我能更深入地挖掘祖母的历史，重塑她生前对我隐藏的那部分个性。随着祖母和她那一代人的离去，我对本杰明的了解变得有限，对本杰明，我有许多迫切的问题，他是谁？他来自哪里？本杰明和祖母只是朋友还是更多？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本杰明在这次告别派对后，去了哪里？

为了找到答案，我踏上了一段近两年的旅程，从深入密歇根大学的档案馆开始，到去年夏天对上海和杭州的访问，至今这段找寻之旅仍未结束。

2、祖母

我的祖母，埃斯特尔·维罗妮卡·米尔斯，于190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她的父母是波兰移民，来到美国后，父母离婚，随后遭遇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埃斯特尔还是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于1931年考入密歇根大学。

在安阿伯，她如鱼得水。那里学生群体相对多元，学校资源世界一流，这些都培养了她的全球视野和同理心。根据密歇根大学学生运营的校报《密歇根日报》上的文章，埃斯特尔在学生社交圈中非常活跃，她是密歇根波兰尼亚俱乐部——一个波兰裔学生的文化组织的成员。我们在储物柜中找到的照片显示，她和各式各样的朋友在一起，包括法学生和交换生。

最值得一提的是，她担任了国际学生世界事务会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该会议于1933年春天在密歇根联盟举行，形式模仿了国际联盟。这次会议得到了《密歇根日报》的大量报道，在会议上，学生就“欧洲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等议题进行演讲和辩论。

祖母年轻时候的照片

后来，埃斯特尔成为了弗林特市的小学教师，但她从未放弃拓宽视野，她利用暑假时间独自前往葡萄牙、摩洛哥、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旅行，这些旅行的费用都是她在大萧条期间用教师微薄的薪水积攒下来的。后来，埃斯特尔还创作了一本广受好评的儿童读物，讲述弗林特市的历史。40多岁时，她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家里还保留着她的研究生学习材料。

这些发现和我对祖母的记忆形成了鲜明对比。1992年，祖母因阿尔茨海默病并发症去世，她在接受髋部骨折手术时，因麻醉而未能恢复意识。祖母住在弗林特，离大急流城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但我们更倾向于去母亲在纽约市附近的亲戚家玩，我们的许多假期是在东部度过的，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年龄相仿。

在圣诞节或感恩节假期，我们会见到祖母。我对她的记忆温暖，充满爱意，她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关心，会花几个小时给我们读书，希望我们把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终身学习的热情传承下去。但我从未把她看作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一生都生活在密歇根州，和母亲那边的亲戚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住在纽约，一个国际大都市。我母亲的哥哥在瑞士生活了许多年，我们去那里看望过他。祖母的乡土背景让我产生了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从未想过询问她的全球经历和抱负。

祖母年老时的照片

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和家人。我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这里曾是密歇根州的第二大城市。大急流城的夏季凉爽，有秀丽的里兹湖供人乘船游览，是一个处于美国中西部的世外桃源，几乎与世隔绝。

尽管我的家庭属于主流白人群体，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却是局外人。大急流城以荷兰裔为主，而我的父母是爱尔兰和波兰混血，我的母亲来自纽约，是纽约警察局一位功勋侦探的女儿，我的父亲则来自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弗林特是一个大型工业城市，是别克汽车工厂的所在地。

这种局外人的身份让我们更容易将目光投向大急流城之外的世界。从小，我的父母就非常努力地开阔我和妹妹的视野，夏天，送我们去明尼苏达州的夏令营，学年期间，则在家接待来自西班牙、法国和阿根廷的国际交换生。这些经历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体验了许多新的文化和语言，对世界的好奇心伴随了我整个青春期。在初中时，我和一个日本学生建立了我最重要的友谊，这段友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激发了我对亚洲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我应这位朋友的邀请，第一次前往日本，深深爱上了那里的人民、文化和历史。回到美国，我报名参加了日语课程，大学选择了日语专业。毕业后，我做了律师，帮助外国公司在日本进行投资。

我在日本时候的照片

这个职业让我掌握了独特的研究技能，在对日本公司进行调查时，我需要经常运用这些技能，包括梳理成百上千份文件，找出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信息，帮助客户了解交易中的风险，并减轻这些风险。因此，我变得擅长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并且培养出一种直觉，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信息。我有不屈不挠的精神，直到所有途径都被穷尽，才肯罢休。

法律实践的过程枯燥乏味，但没有什么比提出一个特定理论，坚持不懈地搜索，并最终找到验证该理论的证据更令人兴奋和满足的了。找到“确凿证据”，将一切信息联系起来时所带来的肾上腺素激增，令人兴奋，是我在工作中最喜欢的体验之一。

从大急流城到东京，我经常在想，我已经走了多远，我也想起了我的亲人，尤其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没有机会看到我走过的这段旅程。我常常想，他们对我放弃美国生活，在日本从事律师职业的决定有何看法。我也好奇，我的父辈和祖父母在青春期时做出过哪些决定和冒险，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我的母亲在2006年去世，探索这些问题最自然的途径是通过父亲和他对祖母的回忆。我在基因测序网站Ancestry.com上寻找关于我祖母年轻时的线索，该网站包含一个庞大的公共记录数据库，任何人只要支付少量月费，就可以进行搜索。我在网站上发现了许多细节，包括祖母在安阿伯读大学时的住址、她和祖父的结婚证、移民记录，她曾去过欧洲。这些记录揭示了我祖母见多识广的一面，这是我之前所不了解的，也表明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可能部分遗传自我的祖母。

3. 安娜堡的线索

我在Ancestry.com搜索“Benjamin King”，然而，“Benjamin King”这个名字太过常见，没有额外信息的话很难进一步缩小范围。我记起，多年前我父亲曾联系过密歇根大学，以确认一些关于祖母在校期间的细节，学校提供了《密歇根日报》的剪报，《密歇根日报》可能也包含有关本杰明的信息。值得庆幸的是，《密歇根日报》的全部档案已经数字化，并可以进行搜索。

“Benjamin King”这个名字是一个化名，相当常见，我在《密歇根日报》的数字档案中搜索他时，得到了上百个结果。在进一步根据日期缩小范围后，出现了几篇关于“Benjamin King”的文章，大多是本杰明参加聚会、发表演讲的短报道，比如他对中国、中日冲突的演讲。他可能是华裔，但我无法找到他的中文名字。

在《密歇根日报》关于国际学生世界事务会议的文章中，我找到了本杰明的英文名字，本杰明和祖母列在同一段中，本杰明是会议世界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祖母是委员会的秘书。

两人显然都对世界政治感兴趣，并且都自信可以在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我猜测他们两人都是外向型性格，在告别派对的照片中，祖母和本杰明都流露出自信，使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我推断，照片中的人是和本杰明一起为会议工作的朋友，以及本杰明所在的华人兄弟会的成员。从时间上来看，这是合理的，会议在1933年5月初举行，祖母在照片背面写道，拍摄于1933年5月。另一张同一聚会的照片，人数更多，他们都是国际学生世界事务会议的参与者，并且在《密歇根日报》中被提及。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本杰明是谁？他来自哪里？是什么驱使他对世界政治产生兴趣？

1931年3月17日《密歇根日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家庭证明是优越的社会和道德组织》的文章中，引用了本杰明的几句话，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家庭生活。他说：“家庭是中国民主的基础，因为通过家庭的培养，孩子们会成为好公民”，家庭“也是个人社会化的最佳媒介，因为孩子们被教导要服从、服务、热爱和尊重长辈的权利。”这篇文章指出他的家乡是“中国杭州”，他确实是中国人。

下一个线索来自当地报纸《伯明翰怪报》。其中一篇文章描述了密歇根大学的四名中国学生作为扶轮社（Rotary Club，一个国际性的交流组织，此处可能是活动的名称）活动的一部分，访问了伯明翰当地家庭的情况。作者直接采访了本杰明，1932年3月，本杰明花了三天和伯明翰的一个家庭同住，这样他“就能看到这个国家的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以便当他回国时，能以更深的理解和友谊去思考和谈论美国人”，本杰明决定在美国学习是出于他“想获得一些西方世界的工业和经济智慧，以便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帮助它从长久的哲学沉睡中觉醒”。

本杰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非常善于表达且知识渊博。他说：“我们这些构成中国年轻一代的人已经坚定地认识到，中国4.75亿的人口长久以来一直满足于对世界采取被动的态度......我们的人民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流血的徒劳，喜欢和谐，寻求和平。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计划未能跟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增长的步伐，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能够采取行动、实施有效国防措施的政府, 当前与日本之间的困难就证明了这一点.......”

报纸的扫描件

他是一个自豪的人，对自己和中国都有很高的评价。在照片中，他穿着无可挑剔，注重外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昂贵且合身的西装，他花了钱定制服装，而不是随便买件成衣。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吐得体，主张中国在传统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决定直接联系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们帮我找到了本杰明的学生记录，包括课程注册表、成绩单信息。本杰明于193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得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在1931到1932学年，他注册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但没有获得法学学位。

他的学生档案中包含了本杰明寄出的信件（其中一封是他亲笔写的），要求学校将他的成绩单发送给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社会工作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哈佛法学院和西北大学法学院。这些信件写得礼貌、周到、专业。还有一份1932年的特殊请求，要求将他的成绩单发送给上海工部局的秘书长斯特林·费森登先生，费森登先生是一位美国律师，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政府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本杰明可能想在上海市工部局工作。

学生档案的照片

但本杰明没有进入他申请的那些学校深造，也没有去上海市工部局，1933年获得学位后不久，他回到中国，先在北京教法律，之后进入银行业。有两张明信片，是本杰明回到中国后寄回安阿伯的，这些明信片勾勒出了他在中国的职业轨迹。他先在北平国立大学教书，之后在上海的浙江地方银行分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工作。

我有些惊讶他的职业选择，他对从政充满热情，并渴望为现代中国发展做出贡献。尽管银行业很重要，但本杰明在报纸上的访谈、他申请法学院和上海工部局的举动都表明，他更倾向于从事政治。这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我调查了他在密歇根大学期间参与过的社交俱乐部。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保存着1933年的《密歇根人》年鉴，这是一本学生年鉴，有毕业生的名单和照片和他们参加学生活动和组织的记录。1933年，本杰明参加了阿尔法·兰姆达在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兄弟会，他还在中国学生俱乐部担任社交主席一职。1940年的《密歇根校友》杂志，提到本杰明当选为1939到1940年度密歇根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会长。这进一步巩固了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一个外向的校园领袖，善于社交。

班级注册记录中列出了本杰明中文名字的威妥玛拼音“Gin Beh-min”和他在杭州的家庭住址，还提到他于193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有了这些发现，我可以在中文互联网上对本杰明进行搜索了。

4、本杰明的中文名字

找到本杰明的威妥玛拼音是一个重大突破，但这种罗马拼音对于确定他的中文名字没有太大帮助。我在谷歌上搜索“Gin Beh-min”，一无所获，我失去了希望，怀疑我对本杰明和我祖母友谊的探寻之旅就此结束。然而，当我再次深入搜索本杰明的英文名时，我偶然在上海扶轮社俱乐部的网站上发现了俱乐部1949年的会员名册，包含了数十位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的简介，其中有本杰明。简介中写了他的英文和中文名称，附有照片，照片中的人显然就是本杰明。他年长了一些，但面部特征、相似的眼镜、标志性的发型都没有变。我兴奋不已。

上海扶轮社俱乐部的网站上的简介和照片

那张照片的像素相当差，中文名字模糊不清，我使用iPhone的文字识别功能，确定他的姓是“金”，我把这张照片输入到ChatGPT中，它也确认了这一点。剩下的两个汉字，我却难以辨认，于是我开始向中国的朋友们求助。

我一直会将我的研究成果发给居住在德国的父亲，他是一名退休律师，也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我和父亲一起从Ancestry.com等地方寻找祖母生活的细节。他提供祖母的背景信息，帮助我解读祖母在照片背面潦草的文字，父亲鼓励我寻找本杰明，是我宝贵的资源和智囊。他把我的邮件转发给了他的中国邻居周海鹏女士，周海鹏是一家欧洲生物学实验室的出版协调员，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三位前往中国工作、学习的美国白人女性，那个时期和本杰明在美国的时间大致相同。海鹏提供了一些关于中文名字的意见。

我的同事詹青云女士也提供了重要的反馈。2017年，詹青云加入我的律所，担任夏季实习生，那时，我大约来了东京一年，我不知道她在中国的另一个身份是职业辩手和网络kol。我很困惑，她为何加入我们的东京团队，那次实习是她第一次来日本，她也没有日语背景。然而，她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处理一笔中国在日本投资的复杂交易后，我们变得熟悉起来。我认可她的辩论才能，同时也发现她富有同情心和耐心，这些品质在法律行业中很罕见。

在公司的一次夏季郊游中，我们有了第一次深入的交流，那时我才知道到她是辩手。她向我和几位同事分享了她的辩论视频，视频是中文，我们听不懂辩论的内容，但我觉得青云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她自信，坚定，超越了语言，从她的一举一动、声音的音调、音色中能明显感受到。

后来，我想象本杰明也同样充满激情地讲述他关于中国发展、中日冲突的观点，我看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和本杰明一样，青云也曾去美国留学，获得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而本杰明则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过法律，申请过哈佛大学法学院。我将青云的留学生涯视为本杰明时代中国留学生道路的延续。

因此，我向青云寻求帮助是很自然的，她慷慨地抽出时间，提供了几个本杰明的中文名字。我将这些建议和海鹏给我的建议结合起来，在百度搜索，在输入“金伯铭”后，我得到了几个匹配的结果。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海鹏和青云，他们能用中文发现更多信息，我用iPhone的文本识别软件和ChatGPT进行翻译，能够独立浏览中文互联网，并阅读海鹏和青云发给我的资料。我很快了解到，金伯铭的父亲金述璋在杭州拥有一家名为豸华堂的古书店，他是金应麟的曾孙。金应麟是清朝朝廷的高级学者（登进士），也是作家和著名的法学家。金伯铭于1930年在沪江大学获得本科学位，曾为学校图书馆的扩建筹集资金和书籍捐赠，该图书馆于1928年落成。

1940年，金伯铭出了一本书，《银行实践》。在青云的帮助下，我从淘宝上买到了这本书的复印件，内容是关于金伯铭曾工作的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运作，是关于中国现代银行业务的首批中文书籍之一，也是少数揭开民国时中国银行的神秘面纱的书。

《银行实践》书的照片

即便有ChatGPT，我还是很难看懂，书的前言有名人和工业家的赞誉之词，比如朱博泉。朱博泉是一位改革者，创立了第一家中国外汇运营机构、第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第一个票据交换所，他还曾在浙江实业银行工作，我还看到有人猜测朱博泉是金伯铭的亲戚。

我大致全面掌握了金伯铭的生命轨迹，1908年，他在杭州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到沪江大学求学，再到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学习，之后返回中国，在北京短暂从事法律教学，不久，他成为上海国家商业银行的职员。至此，我脑海中构建的金伯铭形象，是一位倡导中国现代化，直言不讳，以贵族血统为傲，接纳西方礼仪和习俗的人。仍有一些未解的问题：1949年后，金伯铭是否继续留在中国？他是否结婚生子？我想知道，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世。

詹青云让我联系她在《奇葩说》中认识的朋友，段志强教授，他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能获取到公众不知道的学术信息，段教授慷慨地表示，愿意帮助。

几天后，段教授分享了一份1985年出版的沪江大学校友杂志的副本，其中有一篇金伯铭写的文章，回忆了他在沪江大学的学习时光，写到当时的校长刘湛恩，正是刘校长的鼓励，他才决定去密歇根大学深造，刘校长激励他学成后“报效祖国”。文章旁边有一张沪江大学校友聚会的照片，金伯铭坐在沙发上，他戴着眼镜，眉毛浓密，他挨着好友朱博泉。我第一次确认，至少到1985年，金伯铭仍然健在，我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寒意顺着脊背流下，这个发现带来的激动之情至今仍未消退。

1985年金伯铭的照片

这张照片证实了金伯铭在1949年后留在了中国，似乎和中国银行业的老同学、同事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他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我仍然不清楚，我必须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可能认识他的人。

5、来到上海

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是在2006年，我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做交换生，中国正紧锣密鼓地为2008年的奥运会做准备。即使在上海，我也能感受到那种期待。在浦东陆家嘴的天际线上裸露的高楼建筑和外滩遥相呼应，88层的金茂大厦以独特的姿态矗立。居民们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他们渴望向外国人展示中国发展得多么迅速。上海仍保留着原始而迷人的底层风貌，在曾经的英租界里，石库门挤满了香气四溢的小吃摊，摊贩叫卖着各种食物和商品。有一个摊贩，他走近我的出租车，手里拿着一个养着宠物小乌龟的玻璃缸，还卖纸灯笼和仿制的Zippo打火机。

上海的交通模式令人费解，行人在南京路的霓虹灯和广告牌下成群结队，混乱中却存在着一种将所有一切维系在一起的逻辑，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那天，我漫步在陆家嘴，前一晚我在时髦的新天地喝了茅台酒，吃了小笼包，去了KTV，此时正宿醉未醒。我惊叹于黄浦江南岸玻璃与混凝土丛林建设的速度之快，思索起上海的未来。我想象不到，正在建设中的101层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朝一日会超越金茂大厦，让标志性的东方明珠黯然失色。

2024年7月，在中国举办了两届奥运会之后，我因工作借调到上海。隔壁128层的上海中心大厦已超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成为中国最大的摩天大楼，世界排名第三。城市的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上海是一座崭新而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很像《银翼杀手》中的场景，零售经济迅速且猛烈地转向了线上，所有商业活动都通过手机完成：购物、交通、支付、注册，现金不存在，快递和外卖员把不可能堆叠在一起的包裹固定在电动车上，悄无声息地穿梭，只有他们不停地按喇叭，发出吱吱声。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上，人脸识别就是车票，你可以用手机在高铁订购快餐，送到你的座位上。

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出现在楼顶、电动汽车和摩托车的保险杠、上海人穿的T恤上，我想起“9.11”事件刚发生后，美国随处可见的星条旗。很显然，市民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自豪感，政府标语悬挂在阳台上和显眼的位置，我记忆中2006年南京路上铺天盖地的西方广告则变得不再显眼。

南京路上的苹果和耐克店一直拥有熙攘的游客，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光顾华为和安踏。南京路依然繁华，但石库门却转向萧条，政府为租户提供郊区的豪华公寓，慢慢关闭了这些住宅区。法租界仍是上海的瑰宝，有梧桐树、艺术风格的建筑物和可与巴黎媲美的宽阔街道。但一些魅力也被商业开发所剥夺，历史悠久的提琴店和古籍书店让位给了Lululemon和香格里拉酒店。尽管如此，老上海仍然存在，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寻找那段历史，寻找金伯铭。

公司的借调项目时间很长，周末我开始对金伯铭的探寻之旅，上海旅游及搬迁顾问叶育霖（Genie Yip）女士为我提供了翻译和其他支持。为了了解金伯铭的童年，我先去了杭州，看看是否还有他的家人或朋友记得他。遗憾的是，马市街上的豸华堂书店和金家老宅已经被一栋公寓楼所取代，不过在旧址的对面，是小营巷历史街区，小营巷保持着20世纪初的风貌，让人得以一窥金伯铭童年时马市街可能的景象，小营巷保存着几位杭州名人的故居，其中就有钱学森的故居。

小营巷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比金伯铭小三岁，也曾在美国求学，他们住得很近，且有相似的求学经历，金伯铭和钱学森可能有过交往，甚至可能是好朋友。我想象着，1935年钱学森准备启程前往美国时，可能曾向金伯铭请教过留学经验。

金伯铭的宗教信仰是浸信会，我在杭州的一所教堂有幸与历史学家陈伟交谈，他撰写了一本关于杭州基督教堂历史的书，并向我回忆了该地区的浸信会教堂民众堂，金伯铭应该是在民众堂做礼拜。如今，这片地区是杭州第二中学所在地，这所学校久负盛名，由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甘惠德于1899年创立，最早叫惠兰书院，金伯铭曾就读于惠兰书院，在那里他遇见了老师E.H.克莱顿，可能帮助塑造了金伯铭外向开朗的性格。

杭州第二中学

我的杭州之旅以西湖作为结束，我想象金伯铭青少年时期在这片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度过了大量时光，这为他日后在密歇根州（美国五大湖州）的生活做好了准备。

返回上海后，我用两天时间参观了金伯铭的“常去之地”。金伯铭曾在沪江大学读本科，这原本是一所由美国传教士联合会于1906年创办的浸会神学院。通过段教授，我联系上了上海理工大学的翟墨教授，1952年，沪江大学关闭后，校园由上海理工大学继承。翟教授带我参观保存完好的旧校园，走进金伯铭曾募捐的图书馆入口时，我扫描了二维码链接的网站，惊喜地发现有一篇文章提到金伯铭在图书馆扩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上海理工大学以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为蓝本建造，位于杨浦，相对安静，游客仿佛置身于20世纪初一个古朴的美国中大西洋地区的学院。我仿佛看到金伯铭也曾沿着这些小路漫步，走进我参观的大厅，我猜测这座校园独特的“美国风”激发了他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上海理工大学

如前所述，金伯铭曾就职于浙江兴业银行。银行总部的旧址在南京路230号，是一座六层楼的建筑，位于外滩附近，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一家租户。自从这里不再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总部后，它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工作日，正门也是关闭的，楼可能是空的。

我在上海的最后一站寻访了金伯铭的住址。段教授从上海市档案馆获取的一份官方记录显示，金伯铭曾住在法租界的岳阳路79弄26号。这座四层联排住宅保持了1940年代的样貌，墙壁被漆成白色，配以鲜明的绿色装饰。

金伯铭住址

建筑现在的布局是将每层楼分为四个独立公寓，由不同的租户居住，对于金伯铭的背景来说有些奇怪。我无法想象他挤在狭小的一室或两室公寓里，我怀疑他住在这里时，建筑的结构和现在不同，金伯铭至少应该独占一层楼，或者整栋楼都是他的。我和隔壁楼里的一位老租户交谈，他的家人从1940年代起就住在这里。他年纪太小，不记得金伯铭，但他说，那时的布局和现在大不相同，每栋联排住宅由一家人居住，几代人分散在多层楼上。孩子们住在最高层，管家住在一楼，这种布局和我心中金伯铭的形象更为吻合，让我好奇的是，还有哪些人和他同住。

就这样，我在上海追寻金伯铭足迹的旅程结束了，疑问比答案更多。我没有联系到金伯铭的家人或朋友，但探访金伯铭生活过的两座城市，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他。

6、向中国网民寻求众包帮助

回到日本后，我向詹青云讲述了我的旅行经历，她对我追寻金伯铭的故事印象深刻。我向她哀叹，我没能见到金伯铭的朋友或家人，线索大多已中断。出于同情，或者因为我送了她一瓶茅台酒，她同意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分享金伯铭的故事，看看我们能否将工作外包给她的粉丝和中国网民。

2020年初，我想确认祖母1930年代末去东欧旅行时拍摄的几张照片的地点，以追溯她的祖先，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座位于乡村十字路口角落的大型砖房，我怀疑这座房子可能属于她的祖父母，据我父亲说，他们曾住在小村庄霍罗德尼察，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为了找到这座房子的拍摄地点，我首先根据照片中可见的十字路口和附近建筑，绘制了一幅简单的地图，然后将其与谷歌地图上霍罗德尼察的卫星图像进行比较，找到匹配之处。

经过快六个小时在十字路口和农田间的搜寻后，我几乎要放弃了。我决定尝试最后一个办法：我转向了Reddit。我把照片和对其背景的详细解释，发到了专注于乌克兰、波兰和照片地理定位的子版块上。几天之内，某个地理定位版块的网友就确定了十字路口，在谷歌地图上也能看到那座相同的砖房。一位来自霍罗德尼察的热心Reddit网友看到了我的帖子，亲自前往那个十字路口，从我祖母拍摄的视角拍了一张照片。网友在解答疑问时，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祖母1930年代末去加利西亚旅行时拍摄的照片

Reddit网友提供的对照图

因为这段经历，我希望我能借助青云的粉丝力量，再次取得类似的众包帮助。她在小红书和抖音录制了一段引人入胜的关于金伯铭的故事的视频，还发了一条微博。我知道她在中国是一名kol，但不清楚她到底有多受欢迎，她在中国网民中的影响力有多大。我还以为能有一两个粉丝表现出兴趣并回复，就已经很幸运了。但青云的帖子迅速获得了近两百万的独立浏览量，并被转发了数百次，我对这样的反响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

我授权青云发布我的微信号，以便任何有金伯铭信息的人都能联系我，我哪知道，会收到数百个好友请求，账号还因接收过多好友请求被暂停使用。大多是青云的粉丝，发来鼓励的话语，也有几个人提供了金伯铭1949年前在中国的新信息。我得知金伯铭可能有两个姐姐，金启静和金耐先。一位网友给我发来了一张金伯铭和两位姐姐的合照，照片登载在报纸上。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两位女性确实是金伯铭的姐姐或者近亲属。

本杰明和两位姐姐的合照

金启静，金伯铭的大姐，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日本尼洪大学（注：此处“尼洪大学”可能为特定语境下的称呼，应为日本某大学，但原文未给出具体名称，故保留原表述）。1928年，她和其他擅长西洋画的中国艺术家共同创立了“艺术园”社团，1934年，她和潘玉良创立了“中国女子画会”，潘玉良是著名的艺术家，是第一位采用西洋画风的中国画家。金启静也是少数几位在中西绘画方面都颇有天赋的画家。她于1982年在中国逝世。至今仍有拍卖行在拍卖她的画。

金耐先，字南萱，金伯铭的二姐，也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日本深造。和她姐姐一样，她是一位受过中西绘画训练的画家，但她的摄影更为出色。她的风景照、文化活动照和中国女性照片经常出现在摄影出版物上，1931年，她移居北京，成为摄影团体“光社”的唯一女性成员。

很多中国记者在青云的帖子走红后联系我，他们帮助我获得了一些新线索，包括金伯铭在韦兰德学校求学的关键信息，他在国民商业银行工作的经历。

寻找仍在继续，我当前主要想和金伯铭的家人取得联系。我希望他们能分享关于金伯铭的故事，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可能知道金伯铭在密歇根大学的一些情况，分享金伯铭在那里的照片和日记。我也想和他们分享金伯铭和我祖母的合照，金伯铭对我祖母来说是重要的朋友，他在祖母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我想分享，祖母和金伯铭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7、如果没有ChatGPT

现在，我能够大致回答对于祖母和金伯铭合影的疑问了，为什么祖母和金伯铭会建立友谊？至少我清楚的是，他们有着相似的外向的性格，都对自己国家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金伯铭和祖母分别来自中国和波兰，都受到了好战的领国的威胁，两人的祖国面临共同的困境，对中国来说是日本，对波兰来说是德国。

更有趣的是，这段友谊跨越了阶级的障碍，金伯铭出身富贵，受过良好教育，来自贵族家庭，而我祖母则是贫穷移民的女儿，然而，他们视彼此为平等之人，尽管背景迥异，却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作为密歇根大学的外来者，金伯铭是少数几位中国交换生，我的祖母是破碎移民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这种身份中找到了共鸣。

我的研究之所以可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力量。ChatGPT让我能够高效地访问中国互联网，而在以前，这会非常耗时，甚至不可能实现。ChatGPT的“大语言模型”能实时将中文资料翻译成流畅的英文。通过这个模型，我可以用中文写搜索提示，从中文搜索引擎中获得结果，在人工智能之前的翻译工具缺乏这种灵活性。如果没有ChatGPT，我早就放弃了寻找金伯铭。

同样，微博让我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帮助，获得我无法接触到的材料和知识。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这项工作，关于金伯铭的故事会从密歇根大学开始，也会在那里结束。这些搜索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中国的许多人交流，其中一些人和我成了朋友。

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祖母的理解，也让我和家人更加亲近，我们一起重温了珍贵的记忆，它是将我们紧密相连的纽带，尽管生活将我们拉向不同的方向。现在，我父亲、妹妹和我分布在三大洲，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逐渐产生距离，但和他们分享这段发现之旅，十分治愈，我和家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连接在一起。对此，我深感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