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木 | 几圈沦漪，一片落叶——我所交往的翻译家们

发布时间：2025-06-11 16:30 浏览量：2

蒙木

几圈沦漪，一片落叶——我所交往的翻译家们

中国现当代文学最美的收获，应该是那些翻译作品，我们要向那些经典名著的杰出译者致敬。王小波这个观点直击六〇后和七〇后两代文学爱好者的心坎，他在《我的师承》中说：“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想想也是，我们现当代声名卓著的作品，离《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变形记》有着明显的距离。现代文学巨擘鲁郭茅，均是作家兼翻译家。鲁迅翻译芥川龙之介、果戈理等；郭沫若翻译雪莱、歌德；茅盾翻译左拉、格罗斯曼。巴老曹都从事过翻译，巴金翻译屠格涅夫，老舍翻译萧伯纳《苹果车》，曹禺翻译莎士比亚《柔蜜欧与幽丽叶》；驰名的郁达夫翻译卢梭，冰心翻译泰戈尔，张爱玲翻译海明威《老人与海》。即使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冯至、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穆旦等人的创作，都未必比其翻译更经久。

绝大部分读者欣赏那些世界经典文学作品，都是通过翻译家们的神奇转化。说古希腊罗马戏剧，我们读的其实是周作人或者罗念生；说但丁，我们读的其实是王维克或者田德望；说歌德，我们读的其实是钱春绮或者董问樵；说安徒生，我们读的其实是叶君健；说契诃夫，我们读的其实是汝龙；说巴尔扎克，我们读的其实是傅雷；说福克纳，我们读的其实是李文俊……小时候，我们接受的大都是方言教育，听普通话都觉得特洋气，何况外语？所以大家对翻译家这个群体与徽号充满了好奇。

一、顾蕴璞先生的课堂

大学学习的欧洲文学、美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忘记了，仅仅有学分积累的毕业证作为留念。我近距离了解翻译家，是从认识顾蕴璞先生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喜欢叶赛宁和莱蒙托夫，我便选修了他们的译者顾蕴璞先生开讲的俄罗斯诗歌选读课。记得，顾先生讲莱蒙托夫《帆》，该诗译本众多，他认为翻译该一辈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但我和几个朋友私下比较几个译本，读来读去，却总觉得戈宝权先生的译本更有力量，也更有诗意。以此懵懂知道：一个作品，在不同翻译家手里是大不一样的。选课的人本来不多，一次逢雨，当顾先生到教室的时候，仅仅有冷霜兄和我等三四人，顾先生不以为意，说：“很好，如果人再少点，就直接到我家里上课好了。”他一如既往地讲课。因为人少，所以我们有机会围着他问东问西，看他书包里他任编委的《世界诗坛》《小白桦诗库》等书刊，我们都借来看，这样我喜欢上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喜欢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等诗人，也就注意到高莽、苏杭、智量、飞白、刘文飞等诗兴斐然的俄语翻译家们。后来买外国诗歌作品的时候，我开始特别注意译本的不同。

后来我在无锡谋生存，看到有关顾蕴璞先生回乡访问的报道，才知道他是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后代。再后来我跻身出版业，听朋友说南开大学谷羽先生翻译很多巴尔蒙特的诗，组织了一套“白银时代译丛”，因为喜欢这个选题，我联系他，他听说我因为顾蕴璞先生的课喜欢上白银时代的文学，非常高兴地说他是顾蕴璞先生的学生，谦逊地表示大家都是同学。

二、因为讨论梁宗岱，我结识法语翻译圈

2003年，我进入出版界，负责宣传工作，当时重点营销卢岚编的《梁宗岱文集》，在该书首发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一批法语翻译家。会上，许渊冲先生年齿最长，我和朋友曾反复朗读过他译的莫泊桑《水上》，所以格外注意他。会上他高亮的脑门，高朗地不停地说的话，充分展现他的文化自信。但他一定要把梁宗岱的“美善真”拧成所谓的“真善美”，我开始对他文学境界的感悟力有些迟疑。柳鸣九先生率先打断许渊冲的话。因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柳鸣九的名字也是我很仰止的。不过讨论会上他主要讲梁宗岱做中药的事，与翻译不大相关，关于翻译的是他盛赞罗新璋的《红与黑》，施康强的《都兰趣话》将传诸永久。这次讨论会，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会下一次聊天。很多人围着恭维李玉民老师，说阿波利奈尔《烧酒与爱情》译得如何好。我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不知道该插嘴说什么，罗新璋先生脱口而出：“我觉得并不好。”我特别歆慕这样直面的批评。罗译《红与黑》大名鼎鼎，但我读《红与黑》是罗玉君的译本。罗新璋这个名字，是我读《列那狐的故事》那本小册子注意到的，其清新幽默令我折服，所以我向他讨教汉语表达问题，也谈了自己对汉语字词选择的困惑。他一句涉嫌尖刻的话让我一直忘不了：“语委一天不倒，汉语一天不会好。”

新编辑手头轻省，不久领导就把柳鸣九先生主编的“盗火者文丛”的统筹和责编交给我，梁宗岱、冯至、卞之琳、李健吾、萧乾已逝，我和文洁若、许渊冲、绿原、高莽、叶廷芳、蓝英年诸先生联系多起来。柳鸣九先生并不自认是翻译家，他擅长的是组织。例如他最得意的萨特引进，他也把自己界定为编选者，那是沈志明、施康强等翻译的。他说，他翻译一点作品是被逼的。比如组织《莫泊桑小说选》，本来希望把所有译过莫泊桑的名家汇集起来做个纪念，结果有人不买账，所以他就自己翻译了。我问柳先生“盗火者文丛”的选目标准是什么，他说是翻译和汉语写作都好的人。我问他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他说，时语习语越少的散文，越上乘。柳先生私下自诩：“这些活着的作者中，我和蓝英年真算是盗火者。”我知道蓝英年先生，最早是因为阅读库普林小说和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先生确实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翻译家，他说：“你看英美作品翻译，基本上是文学家在翻译；而我们俄语，起先大多是政治家在翻译。”一次，我给他说我很喜欢戴骢翻译的蒲宁和巴别尔，他很高兴，说戴骢译的当然不错，不过他更推荐我一定读读陈馥的译本。他最推重的俄语翻译家是满涛。满涛译果戈理无疑是经典，他和许庆道最后合译《死魂灵》，比鲁迅译得好。职业翻译家满涛（1916—1978），原名张逸侯，是王元化的大舅哥，因为被错划为胡风骨干分子，冤枉了，去世太早。

三、艾·辛格所赐

一个朋友编了一本艾·辛格小说选，我非常喜欢，但为了把它出版，必须取得诸多译者的授权，我去上海、江西等地方，拜望了万紫、陈良廷、方平、汤真等先生，在北京我拜望了傅惟慈、屠珍、董衡巽、文美惠/林洪亮、戴侃/李野光、李文俊/张佩芬等先生。

万紫先生，原名万文德，1915年生，是我亲见最年长的翻译家，他自己说自己是“三无”翻译家——没工作、没职称、没工资，就靠翻译赚钱糊口。他住着上海弄堂一个独栋小破楼的二层，书斋空空荡荡，正墙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大幅画像。我问他为什么，他给我说几遍：“这是好人哪。”浓重的上海方言，我听不大懂。楼梯吱吱呀呀作响，下楼时我注意到，楼梯下三角形窄小空间堵起来就是厕所了。我很好奇，当时90多岁的老人如何上厕所。临别时我问他身体可好，他在楼梯口拿我的手捏捏他的大腿，说：“你看，硬实着呢！”出了万紫先生家，顺路我接着奔草婴先生家，他家阔阔绰绰，一个带小花园独院的二层。草婴先生说：“这是租的！”不过上海市政府照顾老专家，租金仅仅是区区象征性的几百元。他书房明亮，桌头显要位置没有列夫·托尔斯泰，而是放着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我给他说我请燕继荣老师正修订这个译本呢，过些时候会给他更好的版本。“您为什么看这本书呢？”他非常高兴，他说他的研究方向变了。他给我看他在香港出的纪念画册，还有巴金的题词。我们说起万紫先生，他说：“万紫，不得了，三十多岁就癌症了，自己练太极，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病，还成为太极高手了，现在他一打拳，后面一群人跟他学呢！”万紫先生翻译杰克·伦敦《一块牛排》《热爱生命》，都是比海明威更早的硬汉小说经典。后来我在网上注意到，2010年9月9日万紫先生逝世，享年95岁，被尊为中国陈式太极拳大师，他还用英文出版了《陈式太极拳实战技法》。

陈良廷先生和万紫先生一样，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留得很齐全，我注意到他过去翻译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五六十年代法国、阿尔巴尼亚等无产阶级文学，今天绝大部分都无人问津了。所幸，他还翻译了爱伦坡、海明威、阿瑟·米勒，当然还有那本流行甚广的《乱世佳人》。他爱人刘文澜，刘仁静的女儿，也是著名翻译家，翻译了《教父》《月亮宝石》《考德威尔中短篇小说选》《曼斯斐尔德短篇小说集》等。陈良廷先生说，他一天至多翻译千把字，也就赚60块钱，一个月连续工作，赚1800，不得了了，但远不如同样做翻译的女儿，人家真是快，还弄什么同声传译，几个小时就能挣我一个月的钱。

在方平先生家，最为醒目的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书，而是特别多瓶瓶罐罐，我问他是否收藏，他说：“都是假的，我哪有钱买真货。”我问他为什么做起了翻译。他盛赞张谷若先生了不起，他说他自己做翻译深受张谷若影响，是对着张谷若先生的译笔自己摸着上道的。后来我去江西看望汤真先生，汤先生一直在修订他的肖洛姆·阿莱汉姆。他特别客气，一定留饭。席间我给他说不久前在上海拜望谁谁，他说：“方平是我老同学啊，再见他一定替我问好。我们那时都是分配工作，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扎根。毕业后，他去了上海，我来了江西。”这让我想起，为什么过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那么多一流翻译家的作品，这背后猫着汤真先生这样可敬的编辑兼翻译家；也让我想起著名的《诗苑译林》背后是唐荫孙等人。没有好的编辑，很多作品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后来还有朋友告诉我，杨武能《少年维特的烦恼》为什么译得这么好？背后有绿原做责编。老一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所以强大，因为他们一批老编辑、老领导都是很优秀的翻译家。

四、无名的痕迹

我试着学习写专访，也是从翻译家开始的。在周小苹老师帮助下，拜望叶渭渠先生时，顺便写了一篇专访，整理出来给《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核心意思是：“让学术回归学术。”因为提及三岛由纪夫研讨会被迫中途取消的旧事，惹得文洁若先生勃然大怒，来电汹汹指责我年轻不懂事。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纠纷，问几个老人，他们淡然告诉我：“文洁若可不好惹，别当回事。”我知道他们各自写了辩驳文章，影响一时，对历史旧账，我不可置一言。还好，后来我再见文洁若先生时，她已经忘记我的文章了，给我大讲冰心和萧乾比着给领导送书的一些逸事，她也不忘送我几本，题上“小友留念”，还特地盖上萧乾的章。从此，我知道，翻译这水不好乱趟；推开一扇窗就见一条河。我也知道我和这些老人的交往性质，过些时候他们大多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喜欢狄金森所谓：I'm nobody.—Who are you? Are you nobody，too?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 don’t tell! （我是无名小辈，你是谁？你也是无名小辈？于是我们凑一对——嘘，别声张！）

2009年9月19日绿原先生去世。我突然想到，我一直盘算给他做篇专访呢，竟然一直没做，总觉得我所崇敬的先生在那里，随时可以去看他。他的诗歌研讨会，我也恰好有事没参加，他走了，我连他的一个签名都没有，更别说合照了，我和诸位先生的交往没有任何痕迹留存。人生如是，留点痕迹不容易；我们不经意间，什么也不会留下。2010年12月11日叶渭渠先生去世，此前他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坐坐，我也终究没有去。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我喜欢他翻译的《爱因斯坦》，他晚年一直在写民主思想史，我想写他的文章一定不会多，我就先给《文汇读书周报》徐坚忠老师打个招呼，可以给我留块地儿吗？得到徐坚忠老师鼓励，我写了一篇《记忆许良英》。

五、牌戏人生

我所交往的翻译圈子，拨打座机不需号码簿的有两位：傅惟慈和张玲。我想，他们也一定能记住我。傅惟慈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从绿原〈我怎么学的德语〉一文谈起》，文章直接称呼我为“好友”，让我亲切，让我意外。

第一次去傅家小院，是屠珍阿姨带我去的。屠姨，这是应她本人要求我这么叫的。她讲了很多故事，尤其是赵萝蕤精神失常后，总是对陈梦家大喊大闹，陈梦家先生没有办法，平时都是屠姨做桥梁，给赵萝蕤转送东西带话什么的。我问她燕大初并北大的一些旧事。她说她没有好好学习过。不过自己的老师是真有学问，可惜都错过了。例如吴兴华老师。吴老师和陆志韦他们天天打牌，我就是小丫鬟走来走去端茶倒水。屠姨说，她一辈子习惯一直做丫鬟和小媳妇了。读不少侦探和推理小说，那时因为除四旧，她负责把老师私藏的大量英文小说撕了续火，自己无聊，就一边撕一边读一些，都无头无尾的。我问她，大学一届的女生往往会崇拜一个老师，她们当时最崇拜谁？屠姨不假思索：“朱光潜！我们女生都特别崇拜他！朱先生讲课，只要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美的文章。”她住在西便门，我去几次都摸不清方向，她就会电话里热情地指导我该怎么拐，还不忘提醒说：是屠公馆哟，不是梅公馆。她说过去她在梅公馆，几十年负责开门，所以她不喜欢四合院。她故事太多了，我很想给她做专访，但她说她可不祸祸年轻人。一次，我听到她给梅葆玖打电话：“葆玖啊，我看报纸呢，你都大师了——？”梅葆玖赶紧回：“嘿嘿，嫂子，都是媒体瞎说，瞎说。你别当真啊。”

傅惟慈先生用自家制作的馅饼招待我们做午餐，一切都很简单。屠姨带我离开傅宅时，还不忘指着我告诉老傅：“他可以帮你出书。”

果不其然，过两个月，傅先生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说稿子编完了，这就是后来的《牌戏人生》。他非常干净利落地几句话就交代完了，然后大家在小院里喝茶、抽烟。他自己偶尔才抽一支，但他总是在桌子上备着烟，老北京人的礼数很周到但让人很放松。其实，我去傅宅最多，因为我当时单身，上下班老是骑车经过他所住的四根柏胡同，他常常留饭，但也不会因为我就刻意做很多菜，这种随意让我没有生分感。他天南海北跑，给我看他的摄影，给我讲他的钱币，给我分享他读的文章，也讲些旧事。记得他给我讲：有个翻译家得了彩虹奖，他竟然激动得哭了。傅惟慈先生不以翻译为职业，号称辍笔了。这也是我给他书稿命名“牌戏人生”的原因。老天给你发牌，我们不能决定牌好牌坏，打法总可自己来定，这辈子总要打下去。我们谈翻译只是偶尔的，例如他给我说，他问叶廷芳：“卡夫卡笔下的甲虫，究竟是什么虫？”老叶答不出来，那还怎么翻译啊！叶廷芳先生是我最早结识的翻译家之一，因为我在读研究生期间，特朗斯特罗默来华，他陪特朗斯特罗默、译者李笠到北大演讲。我此前读过北岛翻译的北欧诗歌，特别入心，所以赶去参加，叶廷芳先生恰好坐在我前排，对于一个喜欢卡夫卡的人无疑特别激动，我人生第一次找名人签字，因为手头只有《特朗斯特罗默诗全集》，我央叶先生在书后空白页签了名。

《牌戏人生》出书后，八十四五岁的傅先生很高兴，给我说，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出去庆祝一下，于是带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好吃的，在马路上，我注意到他对红绿灯都不太在意。我和他一起吃很多次饭，但在外面吃的确并不多。后来出去几次，多是因为他怀念俄罗斯风味，他待我像家人。为了宣传书，我给他做两篇专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黑马老师有一篇专访傅惟慈的文章，写得神采飞扬。其实，也是在《梁宗岱文集》研讨会上，我和黑马老师，以及《文汇读书周报》的徐坚忠老师等成为好朋友。几乎每次徐坚忠老师来北京约稿，我们都会聚一聚的，黑马总是嘻嘻哈哈，我们相知多年，但我从不知道他的研究和专业，我是一个很少问三问四的人。因为惊异于这篇专访所表现的才情，我才想到大学时代所读的《劳伦斯随笔集》正是黑马翻译的。我开始反省自己，自己的性格和为人往往忽略了身边的金子。我于是开始和黑马老师聊起翻译和劳伦斯来。我首先把他对于众多翻译家的采访录拟名《文学第一线》结集出版了，这策划的初衷是让更多文学爱好者记住那些翻译家的名字。黑马老师把自己的才情主要献给了劳伦斯，记得徐坚忠老师开过玩笑：“黑马，将来天上遇到劳伦斯，你要把稿费分一半给人家的。”我问黑马老师手里还有什么新作品，他说他恰好翻译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林不敢出呢。我开始查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史，琢磨改革开放这么久，也该更百花齐放了，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齐名的《北回归线》《洛丽塔》都先后在大社名社出版。我把书稿读几遍，特别诗意，所谓性描写，主要聚焦在心理描写上，干干净净的一本书。不久我注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个译本。我还是不敢单做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以我策划了黑马译的劳伦斯三部曲《虹》《恋爱中的妇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虹》大气磅礴，《恋爱中的妇女》温婉细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激情四射。三大本一起形成防风墙，受到不少读者欢迎。我写了一篇策划记：“性美的诗意已成绝响：该是为劳伦斯正名的时候了。”

《牌戏人生》很受一些朋友喜欢。在书商手下做事的同行吴晓红女士也很喜欢，她包销了其中的3000册。这样这本书到年底被算作合作书，合作和本版对于一个编辑年底提成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年底我提成不是一块多，就是三块左右。赚不赚钱没关系，终究没有亏。我不能保证让图书盈利，我只是努力让每一本确有价值，不亏。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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