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不夸，对不起大家

写在前面

最近《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开播了，我们看剧的同时，也想回头翻翻第一季的文，看看内容有没有相关性，结果发现居然没写。

已经记不清当时没写的原因了，只记得当时肯定看过，赞叹过，从剧本到表演都完全值得豆瓣9.4的高分。

所以干脆就趁这个机会，在写第二季之前补写一下它。

有意思的是，在第一季上映至今的这6年，我们都能发现，里面的表达就像预言一样，在当下冲突越来越频发的现实和网络环境里，一次又一次地应验了。

重新回顾这部剧，也就像直视里面的预言，我们需要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也需要好好想想，面向下一个6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

《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

正文

聊这部剧要从剧名聊起。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句话本身就进行了刻意留白，指向两个问题，「恶」具体指什么？「距离」是指什么距离？

从故事的表面看，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剧通过一桩无差别杀人事件，引出涉案的各方视角和立场，被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杀人犯辩护律师等，他们的悲剧命运因为命案勾连在一起，延伸出每个人由于先天条件、成长环境等差异，距离恶、距离堕入恶都没那么远，因此恶指的就是做错事，主动或被动触碰了规则之外的区域，而距离指的是心理距离。

但现在重看，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首先关于恶的定义，它一方面无疑指的是犯罪，比如剧里李晓明犯下无差别杀人的罪行，比如媒体、民众犯下的隐形之罪，宋乔安会为了新闻点击率，将镜头对准李晓明妹妹李大芝。

死者家属会把愤怒发泄到李晓明父母、妹妹身上，冲他们家和他们身上扔东西，网络舆论也会对这种连带关系进行攻击。

而另一方面，剧又呈现了更微小的恶，捕捉着恶的思辨性，没有把重点放在杀人犯以及其余违法案件里如何杀人、为何杀人，而放在每个被搅入其中的人物身上，呈现亦正亦恶的朦胧形象，让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不断轮换。

最明显是宋乔安，她本是受害者之一，在杀人案后失去了儿子，开始沉湎悲伤，借工作逃避面对，对女儿疏于照料，导致女儿也活在哥哥离开的阴影之下，没法继续正常的生活。

律师王赦也是，他的工作是帮助死刑犯辩护，想接近罪恶源头，找出犯罪的动因，但又同时对家庭有亏，没办法很好地兼顾对妻儿的保护，屡次让妻儿成为无端的受害者。

当然，前后两种恶的分量很难对等，我们很难经由后者较为普遍的小恶，去实然地理解前者的大恶，这就很自然地延伸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统一地理解恶的存在，如何定义善人与恶人？

这个问题的存在有意义，但「下定义」本身其实没有意义。我们会在意这样的问题，会渴望答案，是因为和王赦一样，我们想要通过简明的标准，规避恶，抑止恶，消除恶。

但从更现实的层面而言，善恶是人的一体两面，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杜绝恶的发生，只能依靠更完善的社会结构、个体智识来预防，因此我们更为需要的是对人性和现实更多的理解和分析。

这部剧集提供的正是这一点，编剧抹去了粗暴的善恶判断，而把犯罪这件事、犯罪的人本身，陈述为一种介质，一个病理切口，借此去反映我们（即人性）与社会的失范。

那剧具体是怎么做的？这就要聊到“距离”的含义了。

剧里描述了三重距离，一重是物理上的距离，每个人物都生活在罪犯、罪恶的边沿。

李大芝（杀人犯妹妹），意外应聘到了被害者母亲乔安所在的新闻媒体机构，她的房东应思悦有一个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哥哥，叫应思聪，在之后的一次发病中制造了挟持幼儿园小孩的案件，罪犯跟她的生活持续发生着交集。

乔安的妹妹是精神科医生，跟应思聪有直接接触。应思聪挟持的受害者里，又意外包含了律师王赦的孩子。

在这些交织的关系里，由于所有人都受不同的文化、成长环境影响，每个人都随时会不自知地伤害另一个人，比如李大芝跟应思悦随口开玩笑“神经病喔”，思悦还在努力接受哥哥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苦笑着纠正说，“现在不能乱讲神经病，很敏感。”

这指向了部分疾病所遭受的长期污名化，它无疑仍在普遍地对患病者及其家人，造成消极影响。类似由无意伤害引出的恶的可能性，在剧里还有很多。

更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人游离在恶的周围，编剧的这种写法追求的并不是戏剧性，因为各式冲突导向的不是关系的分裂，也不是人性的向暗，相反导向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直面，对他人的更多理解。

人们在与亲人的情感里濒临破碎，又在与新建立的关系中得到宽释，情感在人际的流动里被转化为了一种共通的能量。

李大芝失去了哥哥，又在和应思悦兄妹的相处里逐渐释怀，开始学着自己面对他人的目光和指责。

宋乔安也被李大芝对新闻的理解，被李大芝抗议披露自己家庭住址的态度所影响，开始思考新闻伦理。

可见它强调的是恶以及罪恶的相关者，无可避免地存在生活之中，跟你我发生交集，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清除，而是如何与之形成一种平衡关系。

第二重距离是时间上的距离，或者说是时间这一因果的介入之下，我们与罪案真相、与人性真貌的距离。

无差别杀人案发生后，民众对处决犯人的需求远远大于了解起因的需求，拒绝看见案件背后涉及的人性深渊、社会漏洞等可能性。

由于民愤滔天，政府提前处决了李晓明，草草终结案件，罪恶的动因停留在了过去时。

媒体也更多地把镜头对准已发生的事实，对准罪犯家人，围堵李晓明家人、强调少年犯母亲林瑟瑟对孩子疏于照顾等，以片面的主观情绪裁断事实的面貌，煽动情绪以获得流量和点击率。

这指向了法制和媒体伦理的失范，庇护加害者家人等相关措施的缺失，也指向网络浪潮里“情绪正义”对“事实正义”的掩盖，三者同构着如今的后真相时代。

政府需要稳定，媒体需要流量，民众需要情绪发泄，没有人关心真相，关心与罪恶相关的具体的人，所有相关机构、系统、个体都在主动或被动中互为因果。

最终的结果，就是现实如剧集里一般混沌，罪恶陷入屡屡回环的僵局，无辜的人也在循环受害和加害。

不过，虽然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但剧也没有趋于绝望，而是针对未来，针对幸存个体，呈现了一点希望的可能性。

这也关乎第三重距离，认知上的距离。每个人对恶的理解本身，是差异本身，也是伤害可能会无形中持续发生的根本原因。

剧集前面的部分，是在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和立场，持续揭露他们在对恶的理解上，有过的巨大参差，例如律师妻子处于精英阶层，自小家境优渥，备受宠爱，跟自小贫困，险些跟同伴一起犯下杀人罪的律师不同，对罪犯和罪恶的态度是远离和回避，只在意家人的安全；

精神科医师夫妇对精神病犯人的理解也相反，丈夫认为要面对现实，只做份内之事，妻子则关心经手的每一个病人，在得知病人出院后发病伤人，会为此感到懊悔。

而结局，则是每个人都以更多地理解他人为前提，带着未来可能有所改变的期待，构建更有人文关怀的共识和氛围。

律师妻子决定让律师坚持自己的理想，尊重他的价值实现和完整人格，宋乔安接受了所在媒体机构对自己的职位调动，决心在全新的新媒体领域带大家做出改变，也开始接受儿子的离去，把重心转移到家庭上。

精神病科医师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学着理解妻子的选择，从行为上提供支持。

这些人物在这时既是平凡鲜活的个体，呈现共同前进、互通温度的姿态，又是法制、媒体、医疗系统的道德化象征，借此强调着自下至上的愿景启蒙。

6年过去了，愿景没有实现，但愿景好像依然还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