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见老领导，也学着警卫员喊他：钱副总理

钱其琛退休了，卸了职务，整个人像被放回了生活的本色底色——家里小院便是他的主场。一把藤椅，一张木桌，堆着些识不全的旧报纸，几张老照片。谁会想到，手捏外交局势、在世界舞台上镇定指挥的“钱副总理”，现在能在院落里为花盆搬来一块小砖头，也得小心翼翼地咕哝半天？李肇星看到老领导像这样，心里有点发愣，这分明和他记忆里的“大山”模样截然不沾边。

想当年李肇星第一次进外交部，还带着没褪干净的非洲乡音，衬衫太新，惴惴不安。他盯着门牌上“新闻司办公室”几个字，下意识打理衣领。推门那一刹那，世界静止，办公桌后的钱其琛抬头，一派看淡波澜的平静眼神。气质，或者说那种深藏骨子里的镇静，不用多余装饰。此地无须多言，初来乍到的人反而瞬间手足无措了。

客套话说出口，李肇星那句标准得有些生硬的“钱司长好”，让屋里众人当场乐翻了。谁会想到，这么花里胡哨的正式称呼竟成了段子。连组长借机拍他肩膀，都忍不住咧嘴——在这儿就喊“老钱”，你这规矩端得太高了不是吗？可李肇星犟，刚来就认死理。他多想表现稳重，谁知外交部的行话和氛围，比一般想象的活泼，根本没讲究那一套区别上下的架子。

慢慢地，李肇星也吃透了这里的套路。不是谁都能被唤作“老”字头，习惯了，甚至觉得挺有意思。偶尔还是会被逗乐，也许有点自我怀疑，这到底是友好还是调侃？但总归人情热络，跟外头半点也不一样。换句话这点日常的小打小闹，是融到体制骨血里的默契，不太容易被局外人琢磨明白。

放下那段初到外交部的年轻懵懂，李肇星的成长，更像是一场不间断的试炼。钱其琛支撑起的那片天空——屋内静若古井，议题碰撞却暗流汹涌。李肇星先是翻译，紧接着被推到了前台。有的日子，他想让自己只做个“副发言人”，承担点轻松活儿，哪知钱其琛不由分说给出答案“中国只有一个声音。”一锤定音，没有后退空间。

他在旁边看过无数外交场合。钱其琛面不改色，对方咄咄逼人，他只是淡淡一笑，几笔写下卡片递出去，然后气氛逆转，对话变得柔和。这种手腕，其实也难模仿。李肇星意识到，那一刻的分寸感，别人学不来。明明台前演得松快，背后全靠经验压住场面。有人说这叫风度，也可以叫“望远镜式的思维”，说得虚，毕竟李肇星在实践中狠狠摔打过。

李肇星自己的升迁路径并非一帆风顺。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再到部长，压力和期待交织。有一次大使馆危机，他凌晨被叫起来，心里慌，但还是想起钱其琛的那句话，“有没有气度撑场，别人都能看出来。”反倒学会了，就算局部慌乱，台面上的话绝不能乱。后来遇到更棘手的场面，他习惯拿出钱其琛的低调办法不争功，也不争嘴。现场有问题，翻回去再推敲，必要时候哪怕承认自己策略保守了一点又怎样？有用就行。

退休后的钱其琛真不常露面。按本地坊间的话，他当了一辈子外交官，啥大风大浪没见过？现在倒喜欢回避那些外界的应酬，有事打个电话，无事陪老伴买菜，甚至在菜市场和普通市民蹭点小便宜也不怯。架子卸了，普通的生活有时比拉锯谈判还难协调。没什么刻意规划的时间线，上午弄下旧邮票，下午摆弄几棵耐阴花，偶尔和上门的老部下闲聊几句。对外界邀请，他一般婉拒。只是偶尔忍不住会讲点俏皮话，让人哭笑不得。

钱其琛的真本事，李肇星和同代外交官们难以复制。你能模仿他的谈判技巧，却没法完全学来他的幽默和松弛劲。那种幽默，有时是无心的调皮，有时是刀刃上的智慧。有次李肇星带着礼物拜访，正要按门铃，一个年轻警卫脱口问“来看钱副总理？”李肇星顺口就用了这称呼。见面之后，钱其琛一如既往地拒绝高帽“四个字错三个，只对了个姓。”一点火气都没有，倒逗得李肇星咧嘴，气氛立刻松快下来。

奇怪，曾经沉重又冷峻的职场气场，居然在退休后变得通透温暖。或许人本来就不能一面被定死？钱其琛年少到晚年，嘴硬但心软。别人戴高帽，他手一摆就撂下“没那回事。”外界说他是“外交教父”，什么“柔中带刚”，他自己倒觉得只是在岗位上做事。见多了这种淡定，但你要说完全没有傲气，那也不大可能。他确实挺骄傲的，只是不说。

曾有一次老部下聊起钱其琛的谈判逸事，有人觉得他太“阴”，手段太多——可是另一批人反倒觉得他正直坦白，连遇事守规矩都要打点商量。李肇星更看重他的那股韧劲，有做事的盘算，也有等待时机的耐心。你能拿他和谁比？大概每个时代都缺点这样的人。

小院里的钱其琛，不再提职务，只是带着点调皮和松弛，不忙不慢，愿意给年轻人指点一句，也敢在合适时候自嘲几句。人前人后不一样，表面低调，骨子里却精明得不行。你要说他已经远离大风大浪，其实也不尽然。家门外关于中国外交的讨论，从没真的和他断过瓜葛。他也会在电视前多坐一边看一边嗤笑年轻人不够稳重，一边又忍不住点头说“也有后浪”。

其实人生追到像钱其琛这样的人，也许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小院。不再用力，不再端着，把那些沉甸甸的大事留给后来人。就算外交场上风云再变，曾经的桥梁还在那里。谁说非得交代圆满才算好故事？有些人的一生，从不缺波澜，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