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被撸成普通工人，事后反倒安慰妻子：我心里有数

“副总理”和“工人”两个词，怎么看都很难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但还真有这样一位副总理，被撸成了普通工人。

事后甚至还能安慰妻子，他说：“不要担心了，我心里有数呢。”

那么这位传奇人物究竟是谁，他身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就是孙健。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不用急，咱们一起看看他的故事吧。

1978年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孙健正在河南考察农机厂，突然就接到了中央的电话，让他立即回到北京。刚一走进中组部办公室，负责人就递给他一份文件说：

“组织决定，你停职检查，先回天津吧。”

孙健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能不能让我还回到工厂当工人？我熟悉那个活儿。”

回到天津的时候，妻子在火车站忍不住哭出声来，他却拍拍妻子的背安慰道：“有啥哭的？咱本来就是工人嘛，现在也只不过是回到老本行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天津机械厂报到，被分到金工车间铣工组。工友们看他的眼神很复杂，有人躲着他，还有人在背后嘀咕：“这就是以前的副总理？”

对于各种猜测，他始终不加解释，只是埋头干活。有台进口铣床出了故障，技术员折腾半天没修好，他凑过去看了看，拿起扳手调了调离合器，又敲了敲齿轮箱，机器居然“嗡嗡”转起来了。老组长愣了：“老孙，你咋还会修这玩意儿？”他只是笑了笑：“以前在厂里学过点皮毛。”

下班回家，他跟妻子说：“还是当工人踏实，不用操心那么多事。”过去在中南海失眠的毛病，现在也好了：每天累得沾枕头就着。周末他也会带着孩子去工厂旁边的小河钓鱼，妻子就在院子里种点青菜，日子比起以前，反而还清闲、安稳不少。

1936年，孙健出生在河北定兴县一个贫苦农家。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才刚刚能记事，家里的土坯房被日军炮弹震裂了墙，一家人躲在地窖里听着外面的枪响。

“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多年后他跟工友闲聊时说，“有次我爹从地里挖回半袋野菜，全家煮了锅糊糊，我觉得比啥都香。”

1951年，15岁的孙健揣着介绍信走进天津内燃机厂。翻砂车间里，滚烫的铁水浇进砂模时腾起热浪，粉尘呛得人喘不过气。老师傅看他个子小，让他先学筛砂：“这活儿脏，你受得了吗？”

他不吭声，抄起铁筛子就干，一天下来，头发、眉毛上全是砂粒，脖子也被汗水腌得生疼。晚上回到集体宿舍，其他人倒头就睡，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机械制图入门》。

同屋的工友笑他：“小孙，咱就是个卖力气的，看这玩意儿有啥用？” 他嘿嘿一笑：“多学点总没坏处。”

几年后，厂里搞技术比武，这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学徒工，愣是画出了标准的齿轮剖面图，拿了第一名。

1958年，孙健入党，那天支部书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干，党员就得有一股子闯劲。”此后，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为了攻克铸铁件沙眼难题，孙健在车间蹲了半个月，饿了就啃口窝头，困了就在砂堆上眯一会儿。在这样废寝忘食的坚持下，他终于琢磨出“分层造型法”，废品率大大降低。工人们都叫他“孙铁人”。

1973年冬天，孙健正在车间调试机床，厂办主任匆匆跑来：“老孙，市里来电话，让你去一趟。”他擦着手上的油污走进市委办公室，才知道自己被推荐为市委副书记候选人。

“我当时脑袋‘嗡’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后来跟妻子说，“我一个翻砂工，咋能当领导？”

上任第一天，他把办公室里的皮沙发换成了木头椅子，墙上的挂画摘下来，换上了天津市工业分布图。秘书给他泡了杯浓茶，他摆摆手：“以后不用搞这个，我喝白开水就行。”

为了摸清全市企业情况，他骑着二八自行车跑遍了六百家工厂，笔记本上记满了工人的家长里短。谁家孩子没学上，哪家工厂厕所漏雨，他都清清楚楚。

1975年，一个更让他意外的消息传来：中央提名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到的时候，他紧张得手心冒汗。周总理在休息室见到他，笑着说：“孙健同志，听说你在天津跑工厂跑得很勤啊，基层经验丰富，这很好啊。”他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总理，我一定好好学。”

在国务院分管工业期间，他仍旧保持着工人本色。办公室窗台上晒着干辣椒，后院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茄子豆角。有次外交部请客，他看着满桌菜直皱眉头：“太浪费了，炒俩家常菜就行。”

下基层调研的时候，他坚持住招待所的普通房间，吃饭也都按标准交粮票，谁要是多上一个菜，他就立刻板起脸：“这是搞特殊化，可不行！”

从工人到副总理，再回到工人的身份，孙健也还是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吹进了工厂。孙健发现，过去靠计划调拨的零件没人要了，厂里积压了不少齿轮箱。厂长愁得直抽烟，他就主动找到厂长申请自己试试销售。

当时没人看好这个“前副总理”，但还是让他试试。于是，他背着样品坐绿皮火车跑遍了六省农机站，在河南某县农机局，负责人看着他递来的名片直摇头：“我们只跟正规厂家合作。”

他也不气馁，蹲在人家办公室门口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个机会，当场就在地上画出齿轮箱的剖面图，讲起技术参数来更是头头是道。见他这样，对方惊呆了：“你这水平，咋跑销售？”他嘿嘿一笑：“为了厂子活下去呗。”

那年冬天，他硬是签下了两百台齿轮箱的订单。厂里开表彰会，要给他发奖金，他却摆摆手说：“我是七级钳工，拿工人工资就行。”

后来，他被聘为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经理，带着团队接下不少涉外项目。有次跟香港客商谈判，对方看他穿着工装，故意刁难：“你们能做精密铸造？”

他当场就拿出样品，用英语讲起了工艺流程，见他有真本事，客商也竖起了大拇指：“孙先生，佩服！”

晚年的孙健住在机械厂家属区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小屋摆着旧家具，墙上挂着张他当学徒时的照片。邻居们常看见他拎着菜篮子去买菜，跟卖菜的大爷讨价还价。

有人问他“孙师傅，您以前当副总理，现在住这儿习惯吗？”他就放下菜篮子，认真地说：“这有啥不习惯的？我本来就是个工人，能过上现在的日子，挺好了。”

1997年，孙健因病去世，送别他的除了家人同事，还有不少当年被他帮助过的工人。有人说，他这辈子就像个钟摆，从工人到副总理，又回到工人，但不管摆到哪头，他的心里装着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