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次子回忆：“民生”轮驶过川江险滩恶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的父亲由成都回到合川那年是三十二岁。从此他结束了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教育工作者和民众教育运动倡导者的活动，开始了兴办实业和同时兴办科学文教事业的新的一生。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要赤手空拳地兴办实业，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才能，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同样，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实业的人来说，一旦要开始兴办实业，也毫无疑问会遇到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如果没有刻苦学习，勇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想使事业成功，也是不可能的。

理想是一回事，要把理想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

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开始走上他们的新的征途的。他们一没有钱，二没有社会地位，仅仅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白手起家兴办实业，真是谈何容易！他们过去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于实业和航运，完全不熟悉，等于是一张白纸，仅仅凭着对祖国未来的一片理想，从零开始兴办实业，又真是谈何容易！

然而我的父亲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勇敢地迎着困难前进。没有钱，就向故乡的人们募，没有兴办实业和航运的知识，就从头开始刻苦地学！一回到合川，他就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当他刚回到合川的时候，故乡的人们从心眼里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为了表示他们对他的亲切感情，家家都争着请我的父亲去吃饭。常常是甲家当早饭的主人，乙家当午饭的主人，丙家又当晚饭的主人。接连许多天，我的父亲都是在甲家吃过早饭便到乙家；在乙家吃了午饭又去丙家。于是他就利用作客吃饭的机会，一面同家乡的亲友和幼年时的老师、同学共叙别情，一面便向他们畅谈自己兴办实业和航运的理想，争取人们对他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迈出了前进路上的第一步。

接着，他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活动，为兴办实业进行准备。首先是对合川县城和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和自然状况进行调查。

地处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汇处的合川，是一个交通要道。从川北一带出口的农副产品都要通过这几条河道，集中到合川来，再从合川运往重庆。因此，合川当时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商贾集中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却与四川所有的城市一样，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没有矿山，没有一切现代企业；唯一有的只是极少一点简陋的手工作坊。人们只能晚上点油灯，只能在河里挑水吃，处于经济上十分落后的状况。嘉陵江三峡地区，是一个风景秀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是理想的工矿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地方。但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建设，也停留在千百年来一直不变的荒芜和落后的状态中。

我的父亲在调查所得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建设这两个地区的设想，于一九二五年写了一本名为《两市村之建设》的小册子，用石印刻印出来，分送各界人士。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有两个。一个内容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合川涪江对岸的南津街作为建设和改革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事业为基础，彻底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另一个内容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详细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提出开发煤矿、森林和进行交通、治安建设的计划，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然后他又立即同友人黄云龙一道去重庆，对重庆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及其船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长江上游航运几乎完全由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美商捷江等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好几十只，却属几十个轮船公司，处于被排挤的困窘地位，要兴办航业非常困难。正如他所说的，"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四川的门户﹣﹣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如今已进入了衰微时期。我的父亲曾这样写道：

"在这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接下去他继续写道：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致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这就是我的父亲开始创办民生实业公司时面临的严重状况。

然而我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动摇自己兴办航业的决心。他经过周密的思考，以创新的精神，制定了自己兴办航业的计划，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决定开辟嘉陵江上过去从未行驶过轮船的、从重庆到合川之间的短航。

当时，长江上游各个轮船公司都以货运为主，不重视客运。轮船也是不定期航行的。其原因是只有货运最赚钱，根本不为旅客的便利着想。我的父亲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他所创办的航业，应以客运为主，实行定期航行。其根本目的在于服务社会，便利人群。

确定了航运方针和建设故乡合川的方案后，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便立即着手进行兴办重庆至合川之间的定期客运航业和兴办合川县城的供电供水事业的准备工作了。这两桩事业都是与合川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是人们看得见、得得着的，是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只要使事业的成就表现在人们的面前，必能取得故乡人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支持。

于是，在一群热心人士的赞助下，我的父亲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约集一些友人，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内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准备立即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参加会议的共十余人，除了我的父亲外，还有他幼年读瑞山书院时的老师、当时任合川县视学的陈伯遵，以及他的同学黄云龙、彭瑞成等。会议决定筹集股金两万元，分为四十股，每股五百元，由各个发起人负责，分头进行劝募。

募股的工作进行得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几个发起人本身大多数都没有钱。向老师、同学、朋友和城市民众劝募，也只有好几个人合起来凑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自然地落到了县里的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许多有钱的人，一心只想买田地，放高利贷，购置不动产，哪里放心把自己的钱财交给几个贫穷的青年去办那飘浮在水上的，很不保险的航运事业！因而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第一关就碰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我的父亲和所有的发起人并不气馁，继续不懈地努力，四处奔走，才好不容易募足了股额。

随即在合川设立了公司的筹备处。筹备主任是我的父亲，其余的筹备员都是公司的发起人。在整个筹备期中，不管是筹备主任和筹备员，都一无工资，二无舆马费，连食宿都由各人自己解决。但大家始终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地努力工作，对事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筹备处成立以后，除了收集股金外，下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订造轮船了。这项任务经发起人会议决定，推派我的父亲和黄云龙担任。

那时候，重庆没有造船的工厂，不能造船。要订造轮船只能到上海去；而到上海去，就必须要旅费。筹备处无钱支付这笔旅费。我的父亲只得向人告贷，借得三百元，又由发起人之一﹣﹣陈伯遵暂垫二百元。两人这才动身去上海。

到上海后，我的父亲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个造船厂研究了近两月，对轮船的船型、性能和造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一只载重七十吨、长七十五英尺、宽十四英尺、深五英尺、吃水较浅、马力较大、专作客运的小轮。

但是，新问题发生了：这只小轮的全部造价需要三万五千元，而公司的募股总额才只有两万元！问题还不止于此，正当我的父亲准备与合兴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的时候，从合川传来了消息：已经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股额虽已认足两万元，实际收到的股金却仅仅只有八千多元。这八千多元的金额，必须支付为合川电水厂购买发电设备所需的五千元，剩下来的就只有三千多元了。这个数字与轮船的造价相比，相差十分悬殊。严重的困难摆在我的父亲的面前。合同是签订还是不签订？要签订，钱远远不够；要不签订，自己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何以对合川的民众？面对这样的困境，我的父亲毫不犹豫，决定先付三千元给合兴造船厂作为定金，毅然把合同签订下来，使轮船能够开工建造。然后匆匆赶回合川，设法增加募股和筹集股金。

实际情况比想像困难得多。我的父亲回到合川后，才了解到，原来由于川江航业萧条，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有些华商轮船公司发生了关门倒闭，累及股东的事件。影响所及，许多曾经认了股的股东都心存疑惧，不愿缴纳股金。情况弄清楚以后，我的父亲立即与其他发起人研究，决定鼓起勇气和信心，分头再向股东们进行解释工作。努力的结果，收效很小。当此功败垂成之际，幸得陈伯遵的全力支持，使造船所差的金额，由他担保，全部通过借贷获得解决。至此，我的父亲兴办实业的理想，算是闯过了第一关。创业最困难的一个先决条件﹣﹣资金问题，解决了。

当我的父亲在上海订造轮船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冬，恽代英同志从广州来上海，找到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住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恽代英同志到川裕公司来，与我的父亲整整谈了三个晚上，每晚都一直谈到深夜。他们热烈地讨论了国民革命的前途问题，社会改革问题和救国途径问题。恽代英同志当时已在广州黄埔军校作教官，他力促我的父亲到广州去。我的父亲以自己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经济事业已经开始，不忍失信于合川人民而未去。然而却让他的弟弟，即我的四叔卢子英去了广州，到黄埔军校第四期作学生。在黄埔军校期间，恽代英同志对我的四叔给予了许多亲切的照顾。

我的父亲由上海回合川的时候，还将他在上海购买的柴油发电机带了回来，以最快的速度在合川建立了电厂，开始供应电灯照明，使合川成为四川各城市中最早用上电灯的城市之一，结束了千百年来燃点菜油灯的时代。这一创举，使合川民众大开眼界，异常欢欣。

一九二六年，当新造的轮船完工出厂，驶离上海，返回四川途中时，我的父亲于6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公司的创立会。

在创立会上，确定了公司的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公司的资本定额为五万元；并且一致推举我的父亲担任总经理，黄云龙担任协理。

"民生"这个名字，来自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生主义；"实业"两个字的含义，表明民生公司绝不单纯是一个经营航运的事业，而是一个以发展祖国实业为目的的综合性事业。这正体现了我的父亲在成都时就早已怀有的理想，即：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建立包括航运、工矿企业和科学、文教事业在内的一系列现代事业；用事业的成功去影响社会，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现在，这一理想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了。

我的父亲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以后，继续以他一贯具有的艰苦朴素作风和苦干实干精神，带领全体职工迎着困难前进，从微贱中开始了创业活动。

民生公司成立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为了节省，将公司的事务所设在合川县城内一座小小的庙宇﹣-药王庙内。前殿用作电灯厂，后殿用作事务所办公室。这座庙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烂，仅勉强能避风雨，房屋极为简陋狭窄。给庙宇派上这样的用途，对于我的父亲来说，算是生平第一次。民生公司的人员，除轮船上的船员外，事务所本身只有六、七个人，都是一人兼办许多事，十分辛苦和劳累。但是人人都一心一意地努力于使事业获得成功，不顾个人的报酬多少。当时的月薪定得很低：总经理每月三十元，协理每月十五元，其余人员每月十元。工资较高的，不是总经理和协理，而是轮船上的船长和领航人员。这个重视技术人才的制度从此一直保持下去，形成了民生公司的传统。而就在这同一个时候，四川的军阀却正纷纷以高薪和名位为诱饵，极力向各方罗致人才。民生公司的几个负责人，更是他们一心想要争取的对象。但是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丝毫不为名利所动，宁愿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也不愿离开事业他去。

立会开过不久，我的父亲便离开合川，亲自前往宜昌去迎接民生公司的第一只轮船的到来。

这只轮船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上海造成，取名"民生"。过试航以后，于六月初离开上海驶回四川。船开到湖北境内时，遇到长江上游洪水暴发，几经艰险，直到六月下旬才抵达宜昌。其时，我的父亲已在宜昌等候了足足半月之久。

在"民生"轮抵达宜昌之前，我的父亲趁等船的时机，不顾炎热的天气，从黎明直至深夜，为民生公司制定管理办法和发展规划，并亲自构思了民生公司的一张宣传画。画的背景是峨嵋山的金顶，面前是长江三峡，一艘注有"民生"标志的巨轮在峡中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画面上写着八个字："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以后回到重庆，他即请曾经在成都通俗教育馆工作过的画家刘啸松将它绘成了水彩画。这是民生公司唯一的一张宣传画。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张宣传画，后来从重庆贴到了上海，从广州贴到了大连，甚至贴遍了东南亚各国，直到日本。

"民生"轮抵达宜昌时，正遇长江上游水势十分汹涌，轮船无法上驶，只得停在宜昌扎水。到了七月中旬，水势稍稳，我的父亲即聘大领江向银寿担任领航，断然决定不待水退，即随船冒洪水之险驶回重庆。

轮船一进入三峡，便开始与险滩恶水搏斗，历尽了艰险。当驶过三峡著名的险滩﹣﹣泄滩时，船沿着北岸行驶。突然一股泡漩水袭来，将船身猛力推向南岸。船向左侧急倾，眼看即将碰上江中忽隐忽现的暗礁。站在船头上的我的父亲和两名水手都被浪花溅湿了全身。正在这千钓一发之际，忽然另一股泡漩水又从左侧涌来，将船推向北岸，才免除了覆没之灾。当船行至水流稍缓的地方，一名水手才带着纤藤泅水登岸，找来拉纤的人帮助，使"民生"轮慢慢脱险。据有经验的老领航人员说，在洪水季节里，象这样一只小船，驶过川江的险滩恶水，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此可见创业是何等不易。

"民生"轮终于平安地驶抵重庆，结束了艰难的处女航。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对于民生公司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民生"轮的船顶上挂满了彩旗，在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满载着乘客，迎着嘉陵江的急流，迅速地向合川驶去，当天下午就顺利地到达了合川。这时，合川沿江两岸已重重叠叠地站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我们一家，包括我的祖母，也夹在人群中，欢迎"民生"轮和我的父亲的到来。

从此以后，"民生"轮即每天航行于合川到重庆的航线上，开始了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

事实摆在合川民众的面前。当"民生"这只崭新的客轮出现在合川江边时，现代的影子进一步闯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仅用上了电灯，如今又有了现代的交通工具，无不惊奇和兴奋。

当时的四川，正是军阀割据，盗匪横行的时候。重庆、合川之间的水陆交通，必经嘉陵江三峡。这里是四县交界的山区，附近几县的土匪啸聚峡中，抢劫行旅，为害居民。三峡被人视为畏途。有一句民谣说："得活不得活，且看磨儿沱"，由此可见土匪为害之烈。自从"民生"轮开航以后，往来于合川、重庆之间的旅客，减少了土匪劫掠之苦，也无不高兴和欢迎。

对于民生公司的经营，我的父亲除了采取以客运为主的定期航行这一川江首创的方针外，还进行了几项影响深远的大胆变革，那就是断然地将当时川江各个轮船公司都实行的那一套腐朽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彻底加以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一整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和全新的管理办法。他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先进的现代的民族航业，便不能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进行斗争，也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目的不仅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去，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我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的国家，跑到它们的前面去。

因此，从"民生"轮开航的第一天起，他就做了三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废除了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了经理负责制。所谓"买办制"，就是轮船上的一切事务，全部由轮船公司包给大买办，再由大买办分包给二买办、三买办。大大小小的买办象一群吸血虫一样，层层剥削船工，特别是童工。这些买办们为了拼命赚钱，还不惜带私货，卖黄鱼，封扣乘客，哪里想到去改进轮船上的管理？

"民生"轮就不同了，它实行的是经理负责制。轮船上的经理，代表公司，担当起全船的事务责任，亲自招待旅客，安排座位；开船前，亲自到岸上去出售船票，上船后去查验船票等，一切事务工作，全部管起来。那时候，军阀部队的官兵和地痞流氓横不讲理，坐船不买票，常借故滋扰，动不动阻碍轮船开航。船上的经理还得亲自排解，防止肇事。由于取消了买办制，轮船上的气象为之一新，一切贪污腐化的现象一扫而光。

第二件大事是彻底改进了旅客服务工作。那时候川江各轮船公司都极不重视客运，只重视货运。对旅客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态度恶劣。尤其是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普通旅客更是歧视。

"民生"轮却截然相反。船上的船员从经理开始，直到每一个船员，对旅客的态度都和霭可亲，服务周到，招待热情，伙食丰美。我的父亲非常重视旅客服务工作，常常亲自搭乘"民生"轮往返于重庆、合川间，实地了解旅客服务情况。当时船上还没有设"茶房"（即服务员），他便向船上的水手和厨工讲解旅客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为旅客服务就是为社会服务，鼓励大家都来做好旅客服务工作。于是"民生"轮就由没有服务员变成人人都是服务员了。

第三件事是取消了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旧习。这是当时所有中外轮船都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使旅客们在付出轮船票费之外，还要额外地忍受一笔不小的勒索；常常由于小费付得少而遭到船工的冷落。

"民生"轮就不是这样了。凡是乘船的旅客，不但受到热情的招待和照顾，而且不再受勒索小费之苦。

民生公司的声誉迅速地传扬开来，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

一桩崭新的事业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惨淡地诞生了。从此，航业界升起了一颗灿烂的新星，川江航运史开始揭开了新的一页。

【卢国纪（1923年8月—2022年12月31日），重庆合川人，卢作孚先生次子，1948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名誉院长。建国后，曾任重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总商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22年12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