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殷周之变：三千年前，中国的维度格局便已远超西方人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殷人对杀人祭神有着一种变态的狂热。他们重宗神而轻人文，排斥他群，缺少普世价值，加之流行族内通婚，所以文化虽高，但无法凝聚他族。

考古也发现，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少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特别是到殷商末年，帝乙和帝辛确立了“新派”宗教，即不再祭祀山川河岳等自然神，也不再动不动就占卜祭祀，只按时祭祀历代先王（董作宾《殷历谱》）。结果，殷商的万神殿崩塌了，很多归附的异族首领都被排斥出了殷商统治集团（如召方首领召公奭，苏国国君苏忿生、有莘氏国君兼商朝太史辛甲等），转而与周人结盟。毕竟，原先的自然神可以包含一些非商族起源的神灵，为异族参与殷商朝政提供了少许空间。而且祭祀被规范了下来，神职人员就少了很多宗教权力，他们的地位也因此遭到了削弱，因而日益不满。可商纣王（帝辛）还变本加厉，热衷于用殷商贵族来献祭，导致人人自危，甚至有些商朝高层亡命出逃。《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所以即便商纣的武力、智慧乃至魅力都超群（注1），但周人一击，殷王朝立刻众叛亲离，瓦解灭亡。

而这，其实也与二族的宗教观念有关。殷人的“帝”虽然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帝令其雨，帝其降祸），但他们本质是殷人的宗神，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属性，其庇佑殷人，只因为那是他们的后裔，而殷人取得他们欢心的办法只有杀祭献牲，供其歌舞，诚惶诚恐，顶礼膜拜。

究其根源，殷商是东亚上古蛮荒时代唯一的成熟青铜文明与商业民族，他们还有战象和双轮马车，和依旧处于石器时代的落后部族相比，商朝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他们内心充满了民族优越感与不安全感。他们鄙视周边的异族，常常镇压他们，杀祭他们，更加不会信任他们，甚至有时也不信任自己的族人（中商时期商人曾有多次内乱）。所以商人并不认为鬼神会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善恶观念。其甲骨文中的“德”字，也只是用来表示得失，引申为无原则的恩惠，并无道德之意。《尚书·盘庚》中虽提到德治与天命观念，但此文恐怕经过周人的篡改（注2）

事实上，德的道德之意，正是周人发明，他们在甲骨文的“德”字下面加了一个“心”（见何尊金文），意思是“心中所得”，即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注3）。

基于此，周人吸收了殷人的上帝宗教并对其进行了改造（注4），并从西戎那里借来了一位新神祇“天”，并逐渐用“天”来代替殷人“上帝”的概念。这位被杂糅而成的新神，是一个有理性、有判断力的普世性神明，而非族群专有的守护者，且较之美食歌舞，它似乎更喜欢下民的优良品德，故只庇佑有德之人与有德之族。换句话说，武王翦商之后，“大邑商”就变成了“天下周”，这专制的上帝也变成了立宪的天神，并超越部族与国家的界限，成为了一个人间道德的守护者与人类行为的裁判者。这是中国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突破，可说是开辟鸿蒙，将史前的文明带入轴心时代（注5），甚至已有了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雏形。

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向来强调统一、融合、平等。而与之相对的某些国族则强调独立、纯正、高贵，讲究自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而不易接受我们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总之，周人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虽不如殷人，但在精神文明上非常先进，所谓“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周人采用的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所以殷周之变，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亦由此奠定。

注1：《荀子·非相篇》：“（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注2：比如文中有“殷降大虐”之语，可商人是迁到殷地后才被称为殷的。李济认为其很难视为与盘庚同时代的，屈万里等人也倾向认为此篇的原文写于殷商后期或晚至西周早期。

注3：详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侯外庐《中国社会史论》，李济《安阳》，及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注4：周人本是文化比较弱后的部族，所以不仅宗教，另外也吸收并改造了殷人的青铜技术与文字书写。在殷商晚期周人建国前夕都还没有文字，且尚处石器时代，并无青铜铸造技术（偶有铜器也是质量很差的红铜）；周人最初的宗教可能是巨人神，故古书有姜嫄践巨人足迹而生其祖先后稷的传说。

注5：如两河与古埃及文化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普世道德神，最终只停留在前文明阶段而没能发展出轴心时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