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黄土下的大邑商

风在吟诵，山在倾听。几千年前的夯土台也在地下听。候鸟见证过殷人的迁徙，从黄河下游的蒲泽到济水之南的嚣，从隞都的黄沙到相都的断壁，直到盘庚的战马踏过洹水两岸的荒草，青铜鼎中的火焰，终于在安阳这片土地上，冒出了一股安静的炊烟……

甲骨上的文字在裂变，“大邑商”，三个字如巨石印章一样压来，那是武丁王的战车，杀伐声此起彼伏，让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飞出火星。那是曾有的帝国，人丁兴旺，百业发达。而在时间的面具下，殷墟到底藏着一张大邑商怎样的脸？

发现殷墟

“殷墟”一词原为殷虚，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据载，项羽曾与秦朝大将章邯结盟于“洹水南殷虚上”，这里，司马迁直接指出了殷墟的位置为“洹水南”，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去考证，直到晚清一场疟疾的爆发。

1899年秋，北京疟疾流行，有个喜欢金石研究的官员叫王懿荣不幸染病，他去北京达仁堂抓药时，发现一种药引子叫龙骨，上面竟然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功底，他辨识出“日”“月”“山”“水”等文字，这些文字早于西周金文，他初步断定其为商代遗物。王懿荣立马斥巨资，购买了药店里所有甲骨，共计1500多片，成为了首位系统性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王懿荣将这种文字命名为“甲骨文”，并通过卜辞中的“王”“侯”称谓及干支纪日法，确认这些甲骨出自商代晚期都城。他曾几次叮嘱家人：“吾家藏甲骨，当世世守之，勿令散佚。”

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懿荣作为京都团练大臣，见京都已破，便选择了投井殉国，其甲骨收藏后由好友刘鹗购得。

这个刘鹗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熟知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王懿荣研究的基础上，于1903年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书中他明确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乃商代遗物，并试释了50多个甲骨文。他为了推广此书，在《时报》上刊登公告，前后共121次，向世人宣告中国甲骨文的发现。

以公告的形式，宣布甲骨文的发现，在当时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于是，同为王懿荣好友的罗振玉被吸引了过来。他也是著名的金石家。他通过刘鹗看到了龟甲，惊叹不已，遂决心进一步探究。

早期古董商为垄断利益，谎称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等地。1908年，罗振玉通过多方探访，终于从药铺伙计口中得知真相——甲骨均出自安阳小屯村。1915年，他亲赴殷墟考察，确认此处为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彻底探明了甲骨文的出处。

随着甲骨文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行列。其中王国维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王国维为罗振玉的儿女亲家，他是学贯中西的大家。王国维首创“二重证据法”，通过甲骨文重构商王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这也让中国的有信史，直接提升到了商代。

殷墟现形

殷墟的发掘，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波折。

1928年，国民政府还在进一步北伐，试图消灭所有的北洋军阀，也就在战争停息的档口，殷墟的发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了，戴季陶的质疑，以及河南政府何日章阻挠，并没有阻止住主持人董作宾的决心，真可谓一铲下去，三千多年前堙灭于黄土下的大邑商，就露出了它不朽的一角，后经近代多次挖掘，整体面目才得以展现。

殷墟位于洹河的南北两岸，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由商王盘庚迁都至此，并延续273年。其范围约36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及贵族聚落等，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有文献记载且被考古证实的都城。

殷墟出土文物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其中，后母戊鼎重八百多公斤，高一米多，周身饰有饕餮纹、盘龙纹，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还有猫头鹰造型的妇好鸮尊，双足与尾部构成巧妙的三点支撑，纹饰繁复，展现出了祭祀时的庄严。而大量甲骨文、玉器、陶器、骨器的出土，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高度发达且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王朝。

煌煌大邑商

商朝的“九世之乱”让殷人苦不堪言，盘庚迁都后，虽有所好转，但一场无情的大火，几乎毁了整个城邦。殷人重建王都后，已到了武丁时期。武丁是一个有建树的君王，他体察民间疾苦，决心让王室重振商汤之风。于是，他避开殷人贵族，启用了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通过军事联盟与分封制度控制周边方国，形成“中央—方国”同心圆结构，均衡各方势力，达成了自己稳定的统治。在稳定的前提下，他鼓励农业的发展，扩大耕田的面积，整个大邑商在洹水的浇灌下，真可谓是穰穰岁稔，人民丰衣足食。

内部的稳定，激发了武丁的扩张野心，在其妻妇好的协助下，他征战四方，把自己的疆域几乎扩张到了渤海之滨。

国家的强盛，势必会带来贸易的兴隆。殷人本就脑子灵活，擅长商业，于是，新疆的和田玉来了，百越族带着南海的贝币来了，云南的锡铜矿石来了……

贸易增强活力，更增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商文化的主流脉搏，源源不断滋养着各方国的毛细血管，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几乎又让大邑商综合实力提升百倍。

大邑商的贸易，绝非简单的物资交换，而是以青铜为载体、文字为纽带、王权为框架的文明扩张。当殷墟工匠将云南铜矿熔铸为司母戊鼎时，当西域玉石在妇好墓中与中原青铜相遇时，一条横跨欧亚的文明动脉已然形成。这条动脉上流淌的不仅是商品，更是技术、信仰与权力的流动——它让大邑商成为东亚最早的“世界体系”核心，也为后世丝绸之路埋下了伏笔。

甲骨上的春秋

仓颉造字，鬼神哭。而真正在祭坑里哭泣的却是周人。

周人就是周方的子民，他们生活在周原，一个位于商西边的地方，他们的先祖叫亶父，投靠了商王朝后，成为殷人在西部统治的戍边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商朝提供祭祀用的羌族人畜。说白了，周人就是殷人的爪牙，抓不到羌人时，只好拿自己的子民去当人畜。

所以，在殷人眼中，“周”字就是人畜。甲骨文中的“周”字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殷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殷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食物。

实际上，殷人对四周方国的统治都是很血腥，他们害怕方国的强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打压，包括军事打击、技术封锁以及文化压迫。从周人的遭遇，就可略窥一斑。周文王的父亲季历，随商征讨鬼方有功，却被商王无辜处死；周文王私下抱怨纣王，纣王就把他囚禁在羑里，并烹杀了他儿子伯邑考，这些都说明了商朝的统治的残酷性。

而周灭商时，也相当残酷，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军战后屠杀商民17万，他们的鲜血甚至让兵器浮了起来。已知的考古表明，朝歌遗址的灰坑中堆积着密集的颅骨，部分带有明显砍斫痕迹，印证了文献中“血流漂杵”的惨状。

而周公随后对商遗民的清洗，几乎是灭绝性的。从肉体到名声，从宗祠到城郭，幸亏甲骨文是埋在地下的明器，否则也在劫难逃。

周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周礼的存在，它让世界在世俗的层面有了秩序，另一方面就是孔子的推崇，以孔子儒学建立起了一套社会模式，即强调人伦，而忽视科技、商业，由此理念发展起来的王朝，注定了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十九世纪，当资产阶级的炮火，打开中国国门时，我们的刀枪剑戟终抵不过西方冰冷的子弹。

汉字的魂

甲骨是文字的肉身，殷人刻出了它的魂。

占卜关乎于鬼神，而卜辞却记录苍生。甲骨文中，4500多个单字，有1300多字沿用至今。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融合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例如“车”字以双轮辐条勾勒战车轮廓，“雨”字以垂线模拟天降甘霖，直观呈现先民对世界的观察。

甲骨不仅仅是占卜的工具，更是商王朝的“历史档案”。从王室世系到战争征伐，从祭祀仪轨到天文历法，十六万枚甲骨碎片拼凑出来的，是完整的殷商社会图景。

甲骨文刻痕瘦劲方折，起笔如刀锋凌厉，收笔似蚕头燕尾。如“子”字以弧线勾勒婴孩蜷缩之态，“马”字以鬃毛飞动展现奔跑之势。这种“以刀代笔”的书写，奠定了中国书法“方圆兼备”的美学基因。

甲骨文已形成方块字雏形，讲究对称平衡。如“宫”字以双“口”象征建筑群，“森”字以三“木”叠加表意。这种空间布局意识，成为后世汉字结体的黄金法则。

而这一切，都成了汉字美学之滥觞。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无论东部夷人还是西部羌人，皆以甲骨文为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秦汉“书同文”奠定基础，使中华文明在分裂中保持着内核统一，而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更是华夏文明的一种向心凝聚力。

甲骨文是汉字的童年，而大邑商就是它的襁褓。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癸卯卜，今日雨”的刻痕时，触摸的不仅是三千年前的龟甲裂纹，更是文明基因的脉动。这些刻痕里，藏着殷人的灵、汉字的魂，藏着一种古老的智慧，启迪着我们每一个东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