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黄土下的大邑商
发布时间:2025-06-03 08:51 浏览量:1
风在吟诵,山在倾听。几千年前的夯土台也在地下听。候鸟见证过殷人的迁徙,从黄河下游的蒲泽到济水之南的嚣,从隞都的黄沙到相都的断壁,直到盘庚的战马踏过洹水两岸的荒草,青铜鼎中的火焰,终于在安阳这片土地上,冒出了一股安静的炊烟……
甲骨上的文字在裂变,“大邑商”,三个字如巨石印章一样压来,那是武丁王的战车,杀伐声此起彼伏,让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飞出火星。那是曾有的帝国,人丁兴旺,百业发达。而在时间的面具下,殷墟到底藏着一张大邑商怎样的脸?
发现殷墟
“殷墟”一词原为殷虚,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据载,项羽曾与秦朝大将章邯结盟于“洹水南殷虚上”,这里,司马迁直接指出了殷墟的位置为“洹水南”,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去考证,直到晚清一场疟疾的爆发。
1899年秋,北京疟疾流行,有个喜欢金石研究的官员叫王懿荣不幸染病,他去北京达仁堂抓药时,发现一种药引子叫龙骨,上面竟然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功底,他辨识出“日”“月”“山”“水”等文字,这些文字早于西周金文,他初步断定其为商代遗物。王懿荣立马斥巨资,购买了药店里所有甲骨,共计1500多片,成为了首位系统性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王懿荣将这种文字命名为“甲骨文”,并通过卜辞中的“王”“侯”称谓及干支纪日法,确认这些甲骨出自商代晚期都城。他曾几次叮嘱家人:“吾家藏甲骨,当世世守之,勿令散佚。”
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懿荣作为京都团练大臣,见京都已破,便选择了投井殉国,其甲骨收藏后由好友刘鹗购得。
这个刘鹗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熟知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王懿荣研究的基础上,于1903年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书中他明确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乃商代遗物,并试释了50多个甲骨文。他为了推广此书,在《时报》上刊登公告,前后共121次,向世人宣告中国甲骨文的发现。
以公告的形式,宣布甲骨文的发现,在当时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于是,同为王懿荣好友的罗振玉被吸引了过来。他也是著名的金石家。他通过刘鹗看到了龟甲,惊叹不已,遂决心进一步探究。
早期古董商为垄断利益,谎称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等地。1908年,罗振玉通过多方探访,终于从药铺伙计口中得知真相——甲骨均出自安阳小屯村。1915年,他亲赴殷墟考察,确认此处为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彻底探明了甲骨文的出处。
随着甲骨文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行列。其中王国维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王国维为罗振玉的儿女亲家,他是学贯中西的大家。王国维首创“二重证据法”,通过甲骨文重构商王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这也让中国的有信史,直接提升到了商代。
殷墟现形
殷墟的发掘,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波折。
1928年,国民政府还在进一步北伐,试图消灭所有的北洋军阀,也就在战争停息的档口,殷墟的发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了,戴季陶的质疑,以及河南政府何日章阻挠,并没有阻止住主持人董作宾的决心,真可谓一铲下去,三千多年前堙灭于黄土下的大邑商,就露出了它不朽的一角,后经近代多次挖掘,整体面目才得以展现。
殷墟位于洹河的南北两岸,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由商王盘庚迁都至此,并延续273年。其范围约36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及贵族聚落等,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有文献记载且被考古证实的都城。
殷墟出土文物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其中,后母戊鼎重八百多公斤,高一米多,周身饰有饕餮纹、盘龙纹,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还有猫头鹰造型的妇好鸮尊,双足与尾部构成巧妙的三点支撑,纹饰繁复,展现出了祭祀时的庄严。而大量甲骨文、玉器、陶器、骨器的出土,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高度发达且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王朝。
煌煌大邑商
商朝的“九世之乱”让殷人苦不堪言,盘庚迁都后,虽有所好转,但一场无情的大火,几乎毁了整个城邦。殷人重建王都后,已到了武丁时期。武丁是一个有建树的君王,他体察民间疾苦,决心让王室重振商汤之风。于是,他避开殷人贵族,启用了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通过军事联盟与分封制度控制周边方国,形成“中央—方国”同心圆结构,均衡各方势力,达成了自己稳定的统治。在稳定的前提下,他鼓励农业的发展,扩大耕田的面积,整个大邑商在洹水的浇灌下,真可谓是穰穰岁稔,人民丰衣足食。
内部的稳定,激发了武丁的扩张野心,在其妻妇好的协助下,他征战四方,把自己的疆域几乎扩张到了渤海之滨。
国家的强盛,势必会带来贸易的兴隆。殷人本就脑子灵活,擅长商业,于是,新疆的和田玉来了,百越族带着南海的贝币来了,云南的锡铜矿石来了……
贸易增强活力,更增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商文化的主流脉搏,源源不断滋养着各方国的毛细血管,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几乎又让大邑商综合实力提升百倍。
大邑商的贸易,绝非简单的物资交换,而是以青铜为载体、文字为纽带、王权为框架的文明扩张。当殷墟工匠将云南铜矿熔铸为司母戊鼎时,当西域玉石在妇好墓中与中原青铜相遇时,一条横跨欧亚的文明动脉已然形成。这条动脉上流淌的不仅是商品,更是技术、信仰与权力的流动——它让大邑商成为东亚最早的“世界体系”核心,也为后世丝绸之路埋下了伏笔。
甲骨上的春秋
仓颉造字,鬼神哭。而真正在祭坑里哭泣的却是周人。
周人就是周方的子民,他们生活在周原,一个位于商西边的地方,他们的先祖叫亶父,投靠了商王朝后,成为殷人在西部统治的戍边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商朝提供祭祀用的羌族人畜。说白了,周人就是殷人的爪牙,抓不到羌人时,只好拿自己的子民去当人畜。
所以,在殷人眼中,“周”字就是人畜。甲骨文中的“周”字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殷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殷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食物。
实际上,殷人对四周方国的统治都是很血腥,他们害怕方国的强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打压,包括军事打击、技术封锁以及文化压迫。从周人的遭遇,就可略窥一斑。周文王的父亲季历,随商征讨鬼方有功,却被商王无辜处死;周文王私下抱怨纣王,纣王就把他囚禁在羑里,并烹杀了他儿子伯邑考,这些都说明了商朝的统治的残酷性。
而周灭商时,也相当残酷,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军战后屠杀商民17万,他们的鲜血甚至让兵器浮了起来。已知的考古表明,朝歌遗址的灰坑中堆积着密集的颅骨,部分带有明显砍斫痕迹,印证了文献中“血流漂杵”的惨状。
而周公随后对商遗民的清洗,几乎是灭绝性的。从肉体到名声,从宗祠到城郭,幸亏甲骨文是埋在地下的明器,否则也在劫难逃。
周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周礼的存在,它让世界在世俗的层面有了秩序,另一方面就是孔子的推崇,以孔子儒学建立起了一套社会模式,即强调人伦,而忽视科技、商业,由此理念发展起来的王朝,注定了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十九世纪,当资产阶级的炮火,打开中国国门时,我们的刀枪剑戟终抵不过西方冰冷的子弹。
汉字的魂
甲骨是文字的肉身,殷人刻出了它的魂。
占卜关乎于鬼神,而卜辞却记录苍生。甲骨文中,4500多个单字,有1300多字沿用至今。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融合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例如“车”字以双轮辐条勾勒战车轮廓,“雨”字以垂线模拟天降甘霖,直观呈现先民对世界的观察。
甲骨不仅仅是占卜的工具,更是商王朝的“历史档案”。从王室世系到战争征伐,从祭祀仪轨到天文历法,十六万枚甲骨碎片拼凑出来的,是完整的殷商社会图景。
甲骨文刻痕瘦劲方折,起笔如刀锋凌厉,收笔似蚕头燕尾。如“子”字以弧线勾勒婴孩蜷缩之态,“马”字以鬃毛飞动展现奔跑之势。这种“以刀代笔”的书写,奠定了中国书法“方圆兼备”的美学基因。
甲骨文已形成方块字雏形,讲究对称平衡。如“宫”字以双“口”象征建筑群,“森”字以三“木”叠加表意。这种空间布局意识,成为后世汉字结体的黄金法则。
而这一切,都成了汉字美学之滥觞。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无论东部夷人还是西部羌人,皆以甲骨文为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秦汉“书同文”奠定基础,使中华文明在分裂中保持着内核统一,而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更是华夏文明的一种向心凝聚力。
甲骨文是汉字的童年,而大邑商就是它的襁褓。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癸卯卜,今日雨”的刻痕时,触摸的不仅是三千年前的龟甲裂纹,更是文明基因的脉动。这些刻痕里,藏着殷人的灵、汉字的魂,藏着一种古老的智慧,启迪着我们每一个东方人。